一、鄂中初次出现反共逆流，部分抗日武装受挫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志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且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文件，从此开始全面贯彻消积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还扬言要取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政组织，要在这些地区建立反共据点，推行保甲制度。在政治、军事、经济、民运、宣传各方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加以限制和打击。在鄂中以及整个边区加紧制造反共磨擦。

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及蒋介石，指出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要求全党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予以还击，决不让步。国民党无视我党的正义严词，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磨擦。因此，鄂中曾出现种种反共逆流。

一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破坏联合抗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武汉外围的敌后游击战争正在艰难地向前发展的时候，鄂中以及鄂豫边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发生了新的逆转。曾经与共产党保持过一段较好的统战关系的第五战区，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向右转的劲头有增无减。3月中旬，他们取消了由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参加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4月，又将抗敌工作委员会污蔑为“共产党的扩张势力”，勒令其解散。李范一先生被迫离开长岗店。他在离开之前，爬山越岭专程来到“应抗”的驻地赵泉河，慰问“应抗”全体指战员，他对国民党解散抗敌工作委员会非常气愤。他说:“五战区把我们分开了，而我们的心是始终连在一起的。你们在敌后浴血抗战，我们一定在后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支持你们，让我们来个殊途同归吧!”“应抗”的指战员怀着气愤和依恋的心情，送别了李范一先生。以后陶铸在题为《寄怀李范一》的七绝中写道:“烽火漫天敌气浓，垂杨难系别离情。长岗不住斯人在，仰望高山不见峰”。这首诗篇，充分表达了鄂中抗战军民对李范一先生的深情厚意。6月12日，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又以邀约陶铸和孙耀华到长岗店去参加县长联席会议为名，将陶铸和孙耀华扣押起来，关在黑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在此严重时刻，陶铸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地对孙耀华讲:“国民党顽固派如此倒行逆施，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都没有把我们折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情操，如皎洁的明月，劲直的苍松。翌日上午，石毓灵找陶铸谈话，劝他不要打游击，以免引进日军。陶铸却大义凛然地当面斥责石毓灵背信弃义，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局。郑岩平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师长。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特别工作队副队长，他以此身份在大洪山活动。他对陶、孙被扣押的原因进行了了解：事件的起因是杨学诚给张文津写了一封关于争取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七三一团到敌后打游击的信件，落到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和石毓灵手中，他们抓住这个把柄扣押了陶、孙，并扬言“任何人想在鄂中形成力量是不行的”，“本军对外不足，对内有余”。于是郑岩平机智地把问题引向ニ十二集团军和三十九军的派系矛盾上来，他说:七三一团是在孤军对敌作战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抗日力量迁回敌后的，当日军停止进攻时，它又回到了二十二集团军，这怎么能跟共产党联系起来呢?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有人在搞鬼?我二十二集团军千里迢迢由四川来到湖北抗战，难道我们是来抢地盘、扩大势力的吗?“对外不足，对内有余”是不是想和本集团军开战，要把问题弄清楚。这时，郑岩平要同刘和鼎一起去见二十二集团军的孙震总司令。刘和鼎怕事态扩大，就和石毓灵商议后，作出了驱逐陶铸的决定。于是，郑岩平乘机以七三一团属于二十二集团军为理由，要求把陶铸带回二十二集团军去处理。这样陶铸就在郑岩平的营救下，离开长岗店，到达枣阳县平村店八万山随(县)枣(阳)特委书记顾大椿处，鄂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也在这里，陶铸和他们会见后，转赴襄樊治病，脱离险境。

同时，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撤销了孙耀华的应城县长职务，另委反动分子曾宪成接任。为了让这一抗日县政权继续掌握在我党手中，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在丁家冲召开了京应县委会议和干部大会，发动全县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拒曾挽孙”运动。许多绅士名流和社会贤达也出面响应。虽然孙耀华未能留任，但曾宪成也终于不敢冒然就职，鄂中党组织仍旧掌握着应城全县的政权和武装。当时，在整个鄂豫边区，鄂中依然存在着光明的一角。

二是，国民党汉川县政府吞并抗日武装。1939年5月，国民党汉川县县长兼县自卫总队长的龚勋南，为了捞取副旅长的桂冠，便加紧了吞并抗日武装的步伐。他首先吃掉了五中队，接着开始打三中队的主意。龚勋南与汉川县三青团书记长何定华、王连三勾结在一起，公开指使特务，先在系马口烧了一家花行，用以表示“抗日”来麻痹人民，背地里却派人刺探三中队的布防情况，准备把三中队连锅端掉。在这关键时刻，邓衍系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天汉中心县委作了汇报，雍文涛听取这个消息后，找童世光、彭怀堂商议，为了摆脱龚勋南的控制，决定由雍文涛(一说由童世光带领)、彭怀堂、梁丽玲等带领三中队离开老新集，北渡襄河，穿越刁汊湖，弃赴京山八字门，避免了被吞并的危险。

三是国民党一二八师吞并周干臣部。国民党一二八师，是西安事变后由王劲哉残部改编而成的。王劲哉出身于西北军讲武堂。西安事变前，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旅长。西安事变后，东出潼关，受刘峙指挥，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出任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兼开封警备司令，曾奉命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旋即参加鲁西抗战，该部损失颇巨，撤离鲁西战场时，改番号为一二八师。

1938年秋，王劲哉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受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武汉会战失利后，该部损失较大，当国民党放弃武汉向西撤退时，该部仅剩2000余人。

1938年12月，王劲哉将中共鄂南特委所领导的咸宁游击大队何寰桢的300余人枪收编，月底，他以“元旦团拜”为名，设“鸿门宴”将何寰桢杀害，夺去大部分人枪。

1938年冬，王劲哉带领残部偷渡过江，打垮了金亦吾部，改编了苏振东部，部队很快扩大，设师部于仙桃，隶属第五战区李宗仁领导。

国民党一二八师的势力逐渐扩展，王劲哉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939年5月，王劲哉竟以宴请为名，将周干臣部连以上30多名军官全部杀害，吞并了周干臣所苦心经营的这支抗日部队。

周干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过红军号兵。1938年春参加汉川县“抗日救亡协会”。同年夏天，周干臣与分水嘴抗协分会一起搞到了国民党汉川县缉私队的几条枪。接着又夺了国民党刘家隔区公所的30多条枪。武汉沦陷前后，周干臣和彭怀堂、周祥哇、张华堂等人发动群众搜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在水口、桃园、鸡公洲一带收捡散枪300多支。11月，在韩家集成立了一支600人枪的抗日游击大队，下辖3个连和1个手枪队，由周干臣任大队长。年底，这支队伍已发展到1000多人，800条枪。这时，彭怀堂调离周部赴汉阳发展武装。国民党分水区长岑鹏在汉川县三青团书记长段斌侯的授意下，带着区中队“投靠”周干臣，当了副大队长。接着，国民党特务李定高打入后当了参谋长。李定高与岑鹏勾结在一起，架空周干臣，篡夺了游击队的领导权(李原是天汉工委、汉川县委派到周部的，但不知道李是国民党特务)。他们霸占湖区，专干坏事。天汉工委为了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即派谢文耀、彭怀堂带领几个同志到那里去做工作。谢文耀等人一到韩家集，就被岑鹏、李定高扣押。岑鹏幕后操纵，李在幕前指挥，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说什么:“只听说有个八路军，没有什么新四军”。将谢文耀、彭怀堂关押在一所祠堂里，严刑拷打后准备活埋。这时，梁丽玲闻讯后赶紧找出新四军的袖章证明谢、彭等是新四军。警卫连长周祥哇亦闻讯赶到，命令全连战士包围了周的大队司令部，自己带着短枪班冲入室内，李定高、岑鹏见势不妙，为保全性命，才释放了谢文耀、彭怀堂。事后，由于没有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妥善处理与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只是乘李定高逃到襄南时把他处决了，而让岑鹏隐藏下来。

1939年3月，周干臣因给养不济，自作主张，将部队从驻地田二河拉到襄南的侧船山一带农村，准备占领南河渡，就地筹款，解决部队给养。这时，系马口据点的日军已在蠢蠢欲动，打算包抄周于臣部队的后路，南河渡一带的国民党县区中队也已投入了战斗准备，企图拦头阻击，置周干臣于死地。天汉中心县委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分头给国民党汉川县政府和周干臣做工作，并调汉川县三中队控制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势，监视日军的行动和县自卫队的动向，保证周部顺利返回驻地。

1939年5月，周干臣为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将部队编入国民党一二八师，受编不受调。改编后，王劲哉将周干臣部编入七六六团，由周干臣任团长，岑鹏任副团长，部队仍住田二河。

部队改编后，王劲哉施展各种手段，分割瓦解周干臣的队伍。他一面假惺惺地吹捧周干臣年轻能干，才华超群，并要周干臣做他的“干儿子”，经常请周干臣到师部下棋，一面却施以重金收买周部一营营长周文宽，要他把部队拉到仙桃。周文宽因受重贿，见利忘义，结果将一营拉到仙桃投靠了王劲哉。

一营是七六六团的精华。周文宽把部队拖走后，使周干臣部队的实力受到很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周干臣遂将部队移驻回龙湾。

王劲哉为了吞并周干臣的全部人马，又派副官周文宽到回龙湾“文请武接”，于是周干臣被迫把部队拉到仙桃镇。周干臣到仙桃后，王劲哉设宴招待周干臣部连以上军官。席间，王劲哉派人缴了周干臣的枪，警卫连长周样哇见势不妙，拔枪抵抗，不幸中弹牺牲、周干臣等30多名军官惨遭杀害。岑鹏乘机逃出，带去部分人枪，到刁汊湖区当土匪去了。

从国民党汉川县政府和一二八师对抗日武装的并吞，说明天汉中心县委领导人，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理解不深，没有及时地派得力干部去掌握周干臣的部队，对国民顽固派丧失应有的警惕性，“合法”思想比较严重，使一部分抗日武装受到损失。天汉地区的工作虽然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主流仍然是发展的形势，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早期发动过程中，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进一步开创天汉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应山杨威部队编入国民党一八九师。杨威，又名杨常安，兴隆小金家湾人。他原是红军代理连长，西征时在战斗中被俘，押解途中巧遇同学获释，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身回到家乡，在兴隆店开粮行和猪行，后任兴隆店联保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同当地党员一起，收捡国民党溃军的枪支，收编土匪，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名为应山县抗日游击大队，杨威任大队长。到1938年12月，部队发展到近300人，有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短枪几十支，长枪200余支。不久，该部队为了解決给养问题，取得合法地位，被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特务二大队，杨威仍任大队长。二大队下设3个中队，即刘吉甫中队、杨品三中队、李秀明中队。当时应山的党组织有24名党员均在杨威的部队里活动。并在部队里成立了党的支部。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干部也随部队在应山西北的兴隆店、余家店、肖店等地区活动，这是我党在应山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9年1月，应山县委成立时，钱鹄卿任书记，杨威任军事部长。不久，国民党八十四军一八九师派了一个营同应山县自卫团一起活动，并派营长同应山县政府谈判收编应山抗敌自卫团的部队，包括杨威的特务二大队。收编后，国民党应山抗敌自卫团团长王锦堂，被任命为广西部队补充团的团长。王锦堂对杨威拉得很紧，想把这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拉过去。对此，县委多次讨论时发生争执，有的同志认为，为了照顾统战关系，服从统一战线，同意把这支武装编一部分到国民党广西部队去。另一部分人认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不易，不能编入国民党部队。争执长期得不到统一。于是，县委书记钱鹄卿和鄂中区党委委员邓先柱一起去请示鄂中区党委。在钱、邓未回之前，县委从杨威部队中抽出了170多支步枪、十几支手枪、一挺轻机枪由杨威和柴醒悟负责埋藏在魏家冲、兴隆店等地。2月21日，周志坚带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的两个中队到余家店找应山县委，正值日本侵略军同国民党广西军在余家店遭遇，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退，周志坚见此情景，指挥部队英勇出击，终于将日军击退。国民党广西军溃退时挟走了杨威的两个中队，拉到随县万家店驻防。并将应山抗敌自卫团收编到八十四军一八九师的补充团，杨威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在应随一带打击日伪军。

钱鹄卿、邓先柱向鄂中区党委汇报县委对待国民党的收编有分歧意见时，区党委指示:部队是党的，要抓住不放，不要被国民党搞走。对于怎么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未作明确的答复，只派了鄂中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焕民同钱、邓二人一起来到应山。杨焕民来应山后，县委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未收编的刘吉甫中队为骨干，扩充队伍，又组建了2个中队。5月杨将部队带到安陆赵家棚和李先念、陈少敏的部队汇合，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同年10月，杨威经党组织派人联系后率领2个连及1个排回到应山吉阳山南李家冲，编入鄂豫独立游击支队，从此，这支武装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二、李先念南下到鄂中，安(陆)应(山)孝(感)小块根据地的建立

1939年1月，中原局为了开创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派李先念南下。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60余人自竹沟南下。他们经过豫南、鄂北、鄂东等地时，沿途寻访地方党组织，联络抗日武装，向当地党组织和干部战士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的指示，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2月，去竹沟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考虑到“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已完全退出”，而“应城县长同情我们”，便当机立地提出:“要李先念率新四军一支游击队到鄂中去活动。”是月，李先念率部抵达鄂中，并令周志坚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去应山联络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进行统战和筹款工作。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后，与中共应山县委和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中的第二大队取得了联系。次日晨，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人从应山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向余家店“扫荡”。在余家店附近有国民党桂军的一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他们见日军扫荡，不战而退，四处奔逃。游击大队奋力抗击，敌伪不支，窜进余店镇负隅顽抗。老红军张日新带领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了猛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进攻。敌人撤到镇外，占据高地，利用丛林作掩护死守待援。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驻马坪、淅河之敌闻讯出动增援。敌伪在死伤20余名之后，乘黄昏夜色而逃。游击大队撤回四望山。独立游击大队在抗击日军时，在余家店活动的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向游击大队的阵地送茶送饭，对战士鼓舞很大。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同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初到鄂中的初战获胜。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扫除了群众的“恐日”气氛，迅速地扩大了新四军在鄂中的政治影响。

在此前后，李先念曾去随县长岗店联系鄂中区党委。还向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做统战工作。旧途中又跟国民党川军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和桂军四十七军一七三师进行了联络。      1939年5月，李先念根据中原局的部署，率部从九里乡出发进至大、小悟山。一天来到小悟山的杨家湾住下，给国民党游击队支队长刘梅溪做统战工作，要他加强部队的管理，不要坑害百姓，并晓以大义，劝他共同抗日。第二天，李先念来到青山口的胡家寨，跟湖北抗日游击大队的许金彪取得了联系后，率部跟随许金彪来到了南新街。李先念听了许金彪介绍他在花园以北、紧靠铁路的西面建立东西宽8华里、南北长20华里的中和乡抗日根据地以后，称赞地说:“在敌后艰苦的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两支部队会师后，李先念向许金彪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并提出了整编部队和向平汉路西发展的意见。为了打开局面，两支部队在李先念的统一指挥下，利用地方游杂部队曹省三部跟伪化了的地主武装胡翼武的矛盾，发起了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曹，就是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拥有300多人枪，驻平汉线东侧的周兴店，距胡翼武盘踞的白沙铺较近，害怕为胡部所吞并，曾与许金彪部有过统战关系。

胡，就是住在花园西面白沙铺的胡翼武部。有人枪2000余，势力范围较大。以白沙铺为中心，东至铁路线，西至安陆、云梦县境，南达湖汊，北抵襄花公路，是一支较大的伪化了的土匪地方武装。他们同日本侵略军相勾结，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是当地的一大祸害。是新四军西进开辟路西根据地的一块绊脚石。

战前，根据与曹省三达成的协议，对参战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战斗部署。1939年5月7日，两支部队分路向白沙铺进发，夹攻胡翼武部。曹省三从路东出发，跨过平汉线，直捣驻白沙铺的胡翼武司令部。李先念，许金彪、周志坚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计800余人枪，从历家店进抵栗林店时，又兵分两路，一路向南配合曹省三进攻白沙铺;一路自栗林店、枣林店、西湾黄、庙湾黄向沙子岗进攻，消灭胡的主力部队。拂晓，战斗打响时，周志坚率“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二大队和”“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的二中队向沙子岗进攻。当部队进至庙湾黄时，以突袭的方式，打得胡翼武部晕头转向。慌忙逃窜。周部乘胜追击至龙王庙北的周家湾，歼灭其一个中队，俘敌百余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支。曹部在新四军的配合下，直扑白沙铺胡翼武司令部。胡翼武突然受击，不摸虚实，慌忙向陡岗埠方向狼狈溃逃。三支部队很快占领了白沙铺。

上午10时左右，云梦的伪军贺成慈部赶来增援，“新四军独游击大队”二中队，在沙子岗和潘家松林阵地坚守两个多小时，将增援的伪军打垮，又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联曹打胡”之战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鄂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此战的胜利，不仅使中和乡小块根据地得巩固，而且使新四军在安(陆)应(山)孝(感)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震慑了敌伪顽，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提高了新四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增强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

1939年5月9日，李先念，许金彪率部来到赵家棚。按照党中央的路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

赵家棚是安(陆)应(山)孝(感)三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这个地区，东靠大别山，西接大洪山脉，南临武汉近郊，北依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能攻能守，自古称为鄂北咽喉，中原门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又一个好战场。

李先念到达赵家棚后，将随同南下的干部组成宣传队，分赴各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此时，李先念会见了当年同他一起参加“黄麻起义”的汪立波，便建议中共应山县委增补汪立波为县委委员。并帮助汪立波组建中共赵家棚区委，由汪立波任区委书记，领导赵家棚地区的抗日斗争。5月15日，李先念在赵家棚召开了安(陆)应(山)孝(感)三县接壤地区的国民党县、区军政人员和开明士绅联席会议，宣讲抗日斗争形势及我党抗日宗旨和政策，动员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区长、第二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当时表示诚挚合作，并与我党我军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从此，鄂中党组织在安应孝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确立了领导地位。

1939年6月6日，陈少敏根据中原局的部署，率领信阳挺进队的两个中队150余人和竹沟留守处的干部50余人，自四望山南下到达赵家棚，在张家冲与李先念会师。随后，中共应山县委所领导的两个中队，在鄂中区党委委员杨焕民的带领下前来汇合。为了统一抗日武装和提高战斗力，李先念和陈少敏等领导人研究决定，将先后到达赵家棚的四部分力量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杨焕民为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这是武汉沦陷以后，出现在鄂中地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挺进团成立后，一个中队去中和乡巩固和发展这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二大队和直属中队留赵家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赵家棚根据地建立后，长期成为连接豫南、鄂中、鄂东等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对鄂中党组织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