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新四军挺进团在赵家棚成立前后，鄂中地区的国共合作的局面发生了新的逆转。曾经与共产党保持过一段较好的统战关系的五战区，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直向右转，土顽势力又卷土重来，反共磨擦事件接踵而来，频频发生。在这时局的关键时刻，1939年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县的大头山，与“应抗”三、四支队会师，与鄂中区党委会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为期3天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少敏、李先念、杨学诚、夏忠武、郑绍文等。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了中共关于创建根据地的六条原则和中原局关于整编与扩大鄂中抗日武装的指示。在会议的讨论中，对于“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旗帜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刘少奇得知此情况后，于6月19日与朱理治联名来电明确指示:“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我党力量是应在三、四支队(即“应抗”力)，我党工作已无法掩护，望勿再迟延，立即编为新四军，免蹈杨威部队之覆辙”。“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战斗力。”又指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长久的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电报还强调: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向我进攻，我亦不主动攻击，以免国共过度对立。鄂中党要向五战区、国民党第三专署及其他友军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会议根据上述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很快地统一了思想，并组成了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杨学诚、陶铸、夏忠武为常务委员，其他委员未变。区党委以下成立了一个地委和一个中心县委，随枣地委顾大椿任书记；天汉中心县委童世光任书记。7月改为天汉特委雍文涛任书记。京应、钟祥、应山、京安、安陆等县的县委直属区党委领导。会议还作出了贯彻中原局的指示的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职务)，廖毅(后为郑绍文、雍文涛)为政治部主任，杜石公为参谋长。
养马畈会议是鄂中党组织在鄂中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使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得到了加强;统一了豫南、鄂中两地的抗日武装;从而为创立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可靠的保证，使鄂中敌后游击战争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会后，着手整编豫南和鄂中党领导的武装。支队最初组成四个团队；1团队由挺进团一部(原独立游击大队)和“应抗”4支队合编而成，张文津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2团队由信阳挺进队1支队和信罗边党组织的武装合编而成，王海山任团长，钟伟任政治委员;3团队由“应抗”3支队和京应抗日游击队合编而成，蔡松荣任团长，杨焕民任政治委员;挺进团队由原挺进团的二、三大队改编而成，许金彪任团长，杨子民任政治委员。7月，鄂中区党委决定成立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第4团队。这时，汉川自卫三中队与汉阳五中队奉命到达京山八字门。8月，两个中队与3团队的2大队合编组成第四团队，李人标任团长，雍文涛兼政治委员。
部队整编后，各团队在支队司政两部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与健全了政治、参谋机构。为了宣传与组织群众，政治部在赵家棚油印了《告民众书》、《告友军书》、《告伪军书》等文稿，并散发各地，影响较大。支队办的《七七报》于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出版，发行两期后，即改作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
二、鄂中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开辟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整编后，立即挥师四出，积极打击敌伪，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三、四团和挺进团，担负开辟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
打击胡翼武部，开辟安(陆)云(梦)孝(感)根据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一团队和挺进团活动于京(山)应(山)云(梦)孝(感)之间。1939年7月初，该部南下到孝感的杨家河、沙子岗一带，再次打击伪军胡翼武部。此时，与我们建立了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安陆二区区长杨弼卿闻讯率部前来助战，给胡翼武部以毁灭性的打击，开辟了安(陆)云(梦)孝(感)边根据地。战后，当地群分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欢庆解放，有的绅士也感谢新四军为地方除了一大害。
争取周叔屏部反正，开辟安(陆)应(山)随(县)根据地。7月下旬，一团队在安陆烟墩店地区，对青龙潭顽伪两面派武装周叔屏部，采取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迫使周叔屏部200余人反正，编入一团队第三大队，周叔屏任大队长，李冠群任副大队长。从此，安应随的交界地区成为鄂中的一小块根据地。
巩固和发展赵家棚根据地。8月，周志坚奉命率三大队到孝感地区活动。一天，他们在襄花公路上的憨山寺设伏打击由花园开至安陆的日军汽车。这天早晨，他们在张店西面的公路上，用稻草堆成一个掩体，架上重机枪对准张店方向来的敌人。并在张店镇上埋伏一个排，憨山寺埋伏一个班，其余部队埋伏在公路两旁，10时左右，从花园向安陆方向开来的5辆汽车，闯进了埋伏圈。第一辆汽车在张店西被毁，其余4辆汽车压制在张店北的公路上，车上的敌人企图弃车逃跑，埋伏在公路和张店镇上的部队一齐出动，共击毙日军9人，缴获长短枪9支，汽车上载运的物资，除部分分给群众外其余全部搬走，5辆汽车全部烧毁。此役，战斗规模虽小，影响很大。当地群众说:“国民党的军队，见了鬼子就跑，只会压迫老百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找着鬼子打，真是人民的子第兵”。两天后，千余日军向孙家店、赵家棚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挺进团一部一面掩护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一面奋勇抗敌连续进行了三昼夜的反“扫荡”战，在毙伤敌数十名后，日军终于被迫撤退。从此，赵家棚一带成为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较为稳定的基本区。
巩固了大山头根据地。6月底，战斗在京应一带的三团队和一团队，主动进攻应城魏家河伪军马筱甫部，毙伤伪团副以下20余名。9月，又彻底消灭了京山马家河惯匪石修武部。从此，大山头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鄂中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特别是争取郭仁泰、消灭李又唐和新街战斗，对创建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决定的意义。
争取郭仁泰反正，开辟了陈家河湖区。1939年春节前，日本侵略军“扫荡”丁家冲、八字门等地区时，郭仁泰部队闻声溃散，跑到陈家河湖区一带。当时的鄂中，笼罩着一层反共的乌云，郭仁泰部成为反共分子争取的对象。京山的反共顽固派曹勖、金亦吾都到过湖区，积极拉拢郭仁泰一起反共;国民党一二八师也积极活动想收编郭仁泰。在一些反动地主的包围诱惑和伪鄂西保安司令、汉留大头目杨青山的威胁拉拢下，郭仁泰叛变投敌，当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郭仁泰部盘踞在矿区和陈家河湖区以后，收罗分散的汉留武装，部队发展到近1000人枪。这样就阻挡着新四军开辟天汉湖区的通道，妨碍我军在矿区筹集抗日经费的活动。这时，郭仁泰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姜泽如、张先祥两部，经汪心一的争取，已上山编入了“应抗”第一支队;占郭部半数人枪的张卓然部和郭仁泰发生矛盾，不听郭的指挥而独立活动;郭部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士兵，已觉悟到当伪军违背了自己的抗日心愿而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鄂中区党委和挺进支队首长认为:非马上解决郭仁泰的问题不可。但又考虑到:汉留会在鄂中有其广泛性和群众性，若兵不血刃地争取郭仁泰反正，其震动和影响将会更大。因此，鄂中区党委和支队首长决定进行争取郭仁泰的工作。1939年9月的一天。陶铸亲率蔡松荣的一小支部队从京山出发，绕过敌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为了便于作争取工作，陶铸住在余家嘴开明士绅蔡幼云先生家里，派坚持湖区斗争的安琳生乘船渡湖把郭仁泰的左右手李春山找来。李春山到达后，陶铸严肃地批评了他和郭仁泰的叛变行为，要他说服郭仁泰率部反正，重新上山。第二天，根据陶铸的指示，蔡松云来到郭仁泰的司令部。经过严肃的谈话，郭仁泰表示愿意重新上山。蔡松荣当即和郭商定:1.要严格保密，警惕地主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并防止日军的袭击;2.要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带全部队伍上山;3.部队上山前要作好安排，任何人不能带家属;4.要接受区党委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并具体商讨了行动步骤和部队的集中地点。1940年1月的一天，郭仁泰率部向京山石板河地区进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陶铸和蔡松荣星夜来到石板河，欢迎郭仁泰归队。将郭的部队编入鄂豫挺进纵队第六团队，郭仁泰任团长，郑绍文任政委。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后，开赴襄河西部地区活动。随后，纵队选派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军政干部到六团队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在团机关建立起党支部、政治处和参谋处。党支部书记由郑绍文兼，谢威任团政治处主任(不久由吴若岩接任)，杨子仿任参谋长。该团党支部对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向各营、连派去教导员和指导员;选送一批干部到纵队随营军校去学习;清洗了一些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取缔了部队中封建性的“汉留会”组织;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民族气节和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整顿了纪律;改善了军民关系。经过党支部细致的工作，这支陋习严重的旧军队，很快被改造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队。但郭仁泰等汉留骨干，终因恶性难改，叛变了革命。在争取郭仁泰反正的过程中，开明士绅蔡幼云先生给了新四军以很大的帮助，他女儿蔡坚也参加了我军。由于蔡幼云先生一惯支持新四军，后来被顽、伪合流的武装特务杀害在余家嘴家中。
争取和改造郭仁泰部的成功，有其重要的意义。1.有效地分化瓦解了敌伪力量。郭仁泰反正以后，伪鄂西保安司令部的其余伪军也随之基本瓦解，伪保安司令杨青山从此就不为日军所宠。2.扩大了我军的活动范围。郭仁泰部的反正使应城境内除县城和集镇的几个日军据点外，全都是新四军和“应抗”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使新四军到应城矿区进行筹款更为便利。3.为新四军进军天汉扫清了道路。4.壮大了新四军的实力，使纵队增加了近1000余人枪的武装。
清除李又唐这个内患，把应城、云梦、安陆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联成一片。李又唐毕业于阎锡山的军官学校。他的部队，原是国民党应城县政府的保安队。自李又唐率部参加“应抗”以来，虽然他是“应抗”的第二支队长，但他排斥我党派去的政工人员，拒绝服从应城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不听“应抗”总部队的指挥。特别在1939年5月，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日后，李又唐更加紧了和伪军上层的勾结。他暗通敌伪，利用“应抗”第二支队的名义，强制吞并应城沦陷后发展起来的分散的小股武装;他配合伪军夹击“应抗”一支队，抢夺应城四区区署;他大肆招揽土匪、伪军，使部队迅速扩大到8个大队2000多人枪。他们在京安应一带，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群众非常痛恨，成为“应抗”内部的一个危害抗日的毒瘤，成了鄂中区党委和支队发展鄂中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9月21日，豫鄂挺进支队首长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亲率一、三两团队及“应抗”一支队，向李又唐盘踞的杨家河、两河口发起进攻，许子威以“应抗”总队长的身份，向李又唐部队开展战地喊话。赵明义和程向阳的两个大队，深明大义全部归顺。经一、三两团队和“应抗”一支队的两天一夜的穷追猛打，2000余众的李又唐部队土崩瓦解。李又唐只身一人，带了一支手枪，逃入云梦义堂镇的日军据点。“应抗”总部队招编了溃兵1000余人。紧接着“应抗”部队又消灭了盘踞在安陆、云梦边界高家店的一股土顽武装胡安烈部这两次战斗，挫败了顽固派的阴谋，使他们的反共气焰得到收敛。割掉了李又唐这个毒瘤，使“应抗”部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使京安应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把应城、云梦、安陆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新街战斗，使新四军的军威远播。新街是京山县的一个小镇，是区党委和支队司令部等首脑机关的重要屏障。1939年9月，一团队歼灭李又唐部之后，10月12日在周志坚、张文津的率领下进驻大山头一带。一大队住在新街西北的杨家冲，二大队住在新街东北的范家冲，三大队住在新街，面北背南，摆成个倒“品”字形，以保卫首脑机关。
10月13日，天近拂晓，从宋(河)应(城)公路上的罗店、贾店敌伪据点中出动了200多名日军和500多名伪军前来偷袭。周围数里的群众，扶老携幼，牵牛赶驴，四处奔逃。一团队的全体指战员看见此情此景，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怒和仇恨。周志坚、张文津当即决定:马上组织战斗。为了群众的安全，必须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天大亮了，东方有一朵乌云遮掩着刚升起的太阳。正在这时，日军集中火力，向新街猛攻。驻扎在新街街上的一团队三大队的指战员们，奋勇迎敌，连续击退敌人的几次进攻。坚如盘石的阵地，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仍然屹立不动。黔驴技穷的日军，施放毒瓦斯，发起反冲锋。新四军战士一面用湿毛巾捂住自己的嘴巴，一面击退敌人的进攻。这时张文津团长，命令一大队从西向南迂回，三大队的八、九中队从东向北迂回，从两翼向敌人发起进攻。将200多日军压迫到黄氏祠堂旁的洼地里。正在这个时候，逃跑的群众回来了，他们给部队送茶送饭，有的青年小伙子，扛着土枪土炮前来参战，群众的支授，更加激励了战士们的杀敌勇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密集在祠堂旁洼地里的日军冲去，杀得200多名日军伤亡近半。太阳偏西时，李先念等支队首长，率领二团队的二大队前来增援。日军死伤越来越多，无法再战，便开始突围。在临近黄昏的时候，宋应公路上驰来大批日军骑兵。于是被围困的敌人在援军的掩护下仓惶夺路而逃，焚烧了几十具无法带走的尸体。一团队的一大队，在敌人逃跑时发起追击，又缴获了敌人的1挺重机枪，10多支三八式步枪和6匹军马。这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鄂中以后，在敌人的近后方，给日本侵略军以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新四军军威远播。部分群众的“恐日”情绪一扫而尽。汉奸、伪军闻之战栗，人民群众欣喜若狂。就连国民党五战区的报纸，也以特大号体字，登载了这一捷报。新街战斗，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伪的威风，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三、抗日十人团的建立与发展
鄂中各级党组织，在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抗十团”和“忠勇救国团”的兴起，是鄂中地区群众工作的伟大创举，也是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杰出代表。
“抗日十人团”，由京应县委倡导，经鄂中区党委批准于1939年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开始主要分布在京山丁家冲一带，人数近千人。它以每10人为一基层单位，由党员作骨干串联群众组织而成。9月间，“抗十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丁家冲召开，到会代表近60人，会上成立了京(山)应(城)抗日十人团总部，由京应县委民运部长汪心一任总团长，聂琴堂任副总团长，宣传部长孙世英，组织部长常克东，秘书长罗明，还有青年部长和武装部长，总团部设在小丁家冲庙湾。会议向京应各地提出了“为发展团员五千而奋斗”的口号。
大会闭幕以后，总部在京山石板河举办了青年训练班，为“抗十团”培训了800多名骨干。学员结业后，深入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抗十团”，因而“抗十团”得到了猛烈的发展。不到三个月，光京山县的团员就近万人，它不仅存在于抗日根据地内，而且在日伪控制的地区，都有“抗十团”的秘密组织。
安陆的“抗十团”组织，是从京安地区、安随地区发起的。1939年秋，安随工委在青龙潭建立后，以胡山为书记的全体工委委员，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地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组织了“抗十团”。于是，青龙潭地区的“抗十团”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保设立了“抗十团”分团，青龙区团也相继成立。
“抗十团”在京安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和发展后，于1940年十月，召开了“抗十团”代表大会，选举曹冰清为京安“抗日十人团”总团长。从此，“抗十团”组织的发展进入高峰。
天汉“抗十团”的建立和发展，是从1939年10月开始的。这时汉川的彭怀堂、龙登云根据天汉特委的指示，在襄河沿线建立和发展抗日十人团。1940年1月1日，天汉抗日十人团总团在汉川陡埠头成立。总团长陈秀山，副总团长龙登云、江萍(女)，组织部长吴鄂民，宣传部长田昆(后由曹力接任)，武装部长李秉范。
天汉抗日十人团总团成立后，立即派出巡视团到各地帮助指导组建“抗十团”的基层组织。在襄北的城隍、分水和同冢、吕家巷、虾子沟、韩家集、横堤、杨业陂、小里潭、田二河、陡埠头、麻河等地建立了区团；在襄南，川汉沔工委建立了芦排，杨林等区团;天门县委在干驿、芦家口、胡家场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抗日十人团。与此同时，在敌占区和国统区也秘密组建了“抗十团”组织。
天汉抗日十人团从发动到组建，仅几个月时间参加的人数达4万人以上。“抗日十人团”的组织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参加“抗十团”的成员，既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市民、也有小地主和富农，还有名流士绅、洪门兄弟、社会游民等。“抗日十人团”组织，充分体现了一切抗日人士最广泛的联合，还促进了挺进湖区的新四军和地方人士的密切团结。
“抗十团”具有半军事、半政权的性质。它的主要任务有四项：即打汉奸、摧毁伪政权(或控制伪政权为抗日服务)；站岗放哨;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调解民间纠纷;打击零星日军，没收仇货。各地的“抗十团”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为创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鄂中的“抗十团”正在向前发展的时候，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陈少敏为书记的鄂中区党委进一步作好群众工作，大力倡导组织“抗十团”。于是，在短期内“抗十团”便很快普及于京山、应城、钟祥、安陆、云梦天汉等地区。县有总团、区、乡设分团，组织严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整个鄂中地区有“抗十团”团员近十五万人，光安陆一县就有五万之众。
鄂中的“抗十团”组织，在鄂中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抗日救亡，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摧毁伪政权，打击敌伪军。汉川分水的“抗十团”发现镇上一家鸦片烟馆的王老板是日军的情报员，专门收集四团队和游击队的情报，于是，他们及时向天汉抗十团总团部报告，副总团长龙登云带领抗十团员将王和伪维持会长黄某带到虾子沟交四团队审讯后处决。京应的“抗十团”，在几个月内，便把合兴集、京汤乡、曹武街、汤泉镇、汤池等20处以上的维持会全部摧毁。顾家场、徐店的“抗十团”，打死了三名日军缴获短枪一支;京汤乡的一名“抗十团”团员，引着部队活捉了伪军头目林国恩;曹武街的“抗十团潜入到反共派的军营里，偷出了枪支13条，武装了群众。易家店的群众在禾场上打谷，两名日军恶狠地向老百姓要“花姑娘”，群众怒不可遏，几个“抗十团”的骨干，一声怒吼，挥舞千担，扬叉打死了一名日军，将另一名日军捆押送到了丁家冲支队司令部。在团山地区，有一个做尽了坏事的伪团长，群众对他深恶痛绝，“抗十团”决定要除掉这个祸害，将他捉住送往支队司令部，在押解途中他乘机跑掉了，“抗十团”分析可能逃到他的皮绊家里。果不出所料，“抗十团”到他皮绊家里将他捉住，就地枪毙了，群众拍手称快。
(二)开展“经济游击战”抗粮抗捐，打击仇货。京山徐店、丁家冲的“抗十团”在府河里一次拦住资敌谷米20余船，连夜从20里外动员200多匹牲口将谷米搬回。1939年5月，京山宋河镇的日军，借发良民证之机敲榨百姓，每个保要出5石大米，宋河地区有20多个保，合计要出粮几万斤。合兴区“抗十团”团长顾盖北带领团员埋伏在宋河附近的铁匠棚，700多名团员扮作送粮的群众，浩浩荡荡地给宋河的日军送粮，快走到铁匠棚时，埋伏在这里的“抗十团”员朝天空放了一枪，送粮队伍闻枪声逃散，日军未得到一粒粮食。京应县委称赞这场巧妙的抗粮斗争，是一粒子弹换回了几万斤粮食。
(三)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京山石板河交通站经常要往路东送情报和文件，因敌人对宋应公路封锁严密不易通过，这里的3名老“抗十团”员，自告奋勇地承担这项任务。他们三人扮作赶集买卖烧柴的，并先后来到日军据点的罗店，当着敌人的面做生意，一个卖柴，一个买柴，“生意”做成后，“抗十团”员挑着烧柴里藏着的情报和文件，大摇大摆地走出日军据点，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
(四)锄奸安民。安陆青龙潭镇上有个汪光良，他私通日军，纠合一些坏人，勒索群众，无恶不作，民愤很大。“抗十团＂决心除掉这个祸害，经请示安随工委批准，将汪光良逮捕起来，在镇东门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然后处以极刑。“抗十团”的这一举动，震动很大，坏分子不敢嚣张，群众场眉吐气。
(五)声讨卖国贼汪精卫。1939年冬，安陆青龙潭的“抗十团”，在雷岗召开了1000余群众参加的“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大会。工委委员吴天成主持大会，各方代表在会上发言愤怒声讨汪精卫出卖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闹磨擦、搞分裂、破坏抗战的行径，会场上群情激奋，斗志昂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伪汉奸汪精卫!”“粉碎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大大鼓舞了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六)打击封建势力。安陆青龙潭镇上有个妇女不愿在地主杨某家做小老婆，跑到了陈家湾他的姨娘家。不料姨娘的心术不正，暗中将这个妇女卖给了一个姓陈的做媳妇，姓陈的纠合了一帮人在一天夜里将那个妇女抢走了。“抗十团”陈湾分团知道这一情况后，为了打击封建恶习，给不愿作奴隶的妇女撑腰，请示区团部仲裁此事，区团部支持这个妇女，惩罚了他的姨娘，批评了姓陈的恶劣行为。京应的“抗十团”还专门成立妇女团部，她们给部队做了千万双鞋子;并开展了反对一夫多妻制、买卖妇女、虐待童养媳的反封建斗争。“抗十团”的正义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七)为部队做好后勤工作。1939年12月，四团队在府河口伏击日本三井洋行的两只商船，缴获了大批物资。城隍“抗十团”立即在潘许家台一带调集木船70多只，将战利品运往四团队的所在地王马家垸东高村。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2、4、5团队攻打侏儒山时，决定分别从杨林沟附近的蒋家滩和蚌湖口附近的茨湾渡过襄河。分水、杨林、蚌湖、城隍等“抗十团”立即动员全体抗十团员为部队筹集了大量木船，仅在蒋家滩渡口就备有60多支。为了严密封锁消息，城隍“抗十团”将彭宋河至蚌湖口20余里的电线杆砍倒，切断了日伪的通讯联络，使部队迅速安全的渡过了襄河。
鄂中的“抗十团”，有的还组织了武装，成立了自卫队。京山的丁家冲、天王寺、合兴集、徐店等乡都成立了自卫队，经过斗争锻炼，培养了许多有威望的领袖，后来许多“抗十团”团长被选为民选乡长。
在京安一带，跟“抗十团”同时出现的还有大山头地区的“忠勇救国团”，拥有团员5万多人。1940年春节时，该团召开了一次有200余人参加的代表大会，夏启明被选为团长。当时从大山头到罗店快活林数十里地面上，忠勇救国团十分活跃。“一个日军俘虏从新四军那里偷跑了，走不上半里，就被忠勇救国团又捉了回来。日军俘虏哀叹说:‘到处是中国兵!’”在敌人进攻襄樊时，忠勇救国团动员上万团员将宋应公路全部破坏，烧木桥，拆电线，火光冲天，对敌人的运输线造成了严重威胁。
“抗日十人团”和“忠勇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的延生和发展，对鄂中地区群众性的抗日运动起了先导的作用。他们是一支动摇敌伪顽反动统治的铁军，在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建设中起了骨干作用，为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开辟了一条道路。
总之，李先念率部到鄂中以后，半年多来，鄂中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陶铸在1941年写的《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军“在仅仅半年时间中，不断地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并消灭了敌人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三万伪军的一半以上，摧毁了应城、天门、应山、信阳等县除县城外所有的伪政权。并帮助建立了应城、汉川、云梦等县的抗日政权。”至此，鄂中原来的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在鄂中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组织纷纷建立，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抗日武装得到统一和发展，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