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敌伪顽在鄂中及其周围的军事态势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悍然进攻波兰，英、法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因忙于欧战，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采取退让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也调整了对华侵略方针，由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转变为政治诱降，把斗争的主要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公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继续实行其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把反共磨擦进一步推向白热化。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竟然决定由政治反共转入军事“剿共”，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随着国际风云的骤变，日本侵略军为了克服日益加剧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对驻扎在武汉及其周围城镇和江河、铁路、公路沿线的部队进行了重新调整。退守在武汉外围的国民党军队，也在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这样，刚刚建立的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被深深地陷入在敌伪顽所形成的军事夹击的格局之中。

1940年前后，日军在鄂中及其邻近的兵力，就有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旅团，约4万多人，占日军在武汉外围总兵力的半数以上。分布情况为:谷岛房太郎的第三师团15000人，以应山为基地，散布在信阳、随县、孝感、黄陂一带;北野宪造的第四师团约13000人，以京山为基地，散布在安陆、应城、云梦、京山一带;天谷直次郎的第四十师团约13000人，以武昌为基地，散布在武昌、汉口、汉阳、大冶、阳新一带；萱岛蒿的第十八独立旅团约5000人，以潜江为基地，散布在潜江、沔阳、汉川、天门一带。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培植的由湖北伪政府所掌握的8万多伪军中的一部分也分布在鄂中及其周围。驻扎在汉阳附近的伪和平救国军汪步青部，号称6000余人;活动在云梦、孝感等平汉路附近的伪人民剿共自卫军金龙章部，号称万余;活动在天门、汉川一带的华中剿匪军刘国钧部，号称1000余人；活动在汉口附近的伪保安队3个旅，号称万人;活动在安陆、京山、应城一带的伪鄂西保安司令部杨青山部，号称5000余人。各县还有伪保安团、保安队。     

还有十几万国民党正规军、近万人的地主游杂武装，也驻扎或活动在鄂中及其周围。

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所属第30军驻大洪山随(县)枣(阳)一带，第68.69军驻信(阳)罗(山)随(县)地区，总兵力约44200人;第22集团军所属第45军活动在鄂中，第41军的第122、123师活动在随县西北;总兵力约21300人；国民党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新2军（29军）活动在随县一带、第1、3、6、7、9游击纵队和独立第一游击支队活动在信阳、随县、钟祥、京山等地区，总兵力号称8万;陕军128师王劲哉部4000余人驻沔阳、潜江一带;桂系173师513团和游击21纵队共5000余人驻大别山的礼山县一带。此外，还有各县政府所属的武装。

这些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对共产党的态度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非蒋嫡系部队大部持保存实力的思想，对反共不很积极。中央系的部分桂军及地方实力派石毓灵、曹勖、曾宪成等则是反共的坚硬派。

以上军事态势，将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数个包围圈并分割成大小不等数十块。

二、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鄂中面临敌顽夹击

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后，立即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1939年10月6日，日本第四师团纠集几百名日、伪军报复性地“扫荡”新街，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一把火将新街40多户人家化为灰烬。

11月11日，驻应山的日军第三师团一部，在伪军配合下，出动1000多人，向安应边进行“扫荡”，所到之处，奸掳烧杀，无恶不作，严重地残害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虎视眈眈，频频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10月，曹勖在京山的向家冲大小花岭一带，将国民党区、乡武装及游杂部队，收编组成第五战区第六游击纵队，计3000多人枪，严重地威胁着向家冲大小花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安全。

同年11月，国民党鄂东游击队19纵队司令蒋少瑗勾结汉奸金龙章部，调动刘梅溪、刘亚卿、陈立寿等3个支队共2000多人，偷袭赵家棚抗日根据地及其抗日武装。

1939年冬，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新兵大队，由大队长吴应龙、教导员张锡云率领在袁家河进行军事训练。1940年1月上旬，新兵大队在冯李新店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团结奋斗，保家卫国。国民党应山县第二区区长李仲珩带领保安团400余人，将李店团团包围。吴应龙和张锡云跟国民党保安团交涉，进行说理斗争，但李仲珩部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非法逮捕了新兵大队的全体官兵。并在张家松林对新兵大队官兵施以酷刑后，分别在16、19两日于袁家河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袁家河惨案”。1940年春，国民党安陆县县长彭炳文，遵照石毓灵、曹勖的旨意，带领县自卫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向大山头、白兆山一带进攻，我军被迫转移。在日军袭击桑树店，杀害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被服厂指导员翟德贵等干部和群众36人后，彭炳文又派便衣队到烟墩店，袭击中共京安二区机关驻地，并杀害了区委书记王明;谢指良带领便衣队，袭击程家冲，杀害了京安二区区长程文。1940年1月的一天深夜，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指派曹勖游击纵队所属部队，偷袭了中共应城县委机关所主办的《民众报》驻地，强行带走刻字员，并抢走了全部纸张和油印器材。

三、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加强对鄂中地区的领导

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局势，迫切需要鄂东、豫南、鄂中的党和军队统一起来，才更有力量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这时，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和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地指出:“为应付目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鄂豫边区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豫南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此电即获批准。1939年11月中旬，中原局委员朱理治及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集了豫南、鄂东、鄂中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鄂豫边区(始称豫鄂)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统一领导鄂中、鄂东、豫南的党和军队。12月初，鄂豫边区第一次党委会议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会议产生了新的鄂豫边区党委会。书记郑位三(未到职)，副书记陈少敏(女，1939年11月-1942年5月代理书记兼妇委书记)，军事部长李先念，组织部长杨学诚，宣传部长夏忠武，统战部长陶铸，民运部长吴祖贻，敌工部长程坦，葛启卜(郭其甫，1940年6月脱党)为委员。还有任质斌、刘子厚、王翰、刘少卿、郑绍文先后为委员。为了加强各地党的工作，区党委下设鄂东、信应、随枣、天汉等四个地委，鄂中不设地委。原鄂中区党委所辖的京(山)应城、钟祥、京(山)安（陆）应(城)、随(县)西县委和安（陆）随(县)工委等直属边区党委领导。

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后，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1940年元月上旬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3月间，朱理治奉命去延安，纵队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委员均由任质斌代理。鄂中的地方武装归属豫鄂挺进纵队领导，应城抗敌自卫总队的建制不变，总队长许子威，副总队长徐休祥。

新的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创建后，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由豫南转移到鄂中。至此，鄂中便成为鄂豫边区的基本区，是边区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和指挥中心。新的鄂豫边区党委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对鄂中各县的领导，而且对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