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搞好政权建设，开展民选活动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政权的形式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组织动员抗战，开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等项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193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后，政权建设被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鄂中各县在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政权。

1.在比较巩固的基本区，以民选的形式建立起新政权。鄂中的民选运动是在改造旧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应城、京安、京山和应山孝感的部份地区实行得较早。民选的办法，多是采取由各县区的党组织派出工作队，深入各乡保进行宣传动员，在群众初步发动后，先在“抗十团”或“救联”等群众团体中进行酝酿，提出候选人。一切准备就绪后，召开民众大会进行投票选举。

投票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有的举手，有的插旗，有的投豆子。在通常情况下，选举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将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规定选民在自己所赞成的名字底下点个点子;第二种是将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把这张纸封在碗口上，并在碗口边留一个小洞，开会时，给每个选民发规定数量的豆子，用投豆的方法进行选举。这种投票方式，适应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常见于保里的选举。投票选举结束后，召集当选人开会，进行分工，决定三人为乡参议会的代表，四人为乡代表会的代表，其余的人为保务委员，然后在保务委员会里，推举正副保长及干事。

1940年3月，应城县召开100多人县宪政促进会，決定采取民选的方法，自下而上地选举成立保、乡、区三级抗日民主政权。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全县范围选举的结果:民选区5个，全民选乡12个，半民选乡25个。至此，应城县区、乡、保三级抗日民主政权基本确立。1940年秋，京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在王义贞店的彭家祠堂召开，选举产生了京安县行政委员会，还先后选举了6个区署17个乡，130个保委会。在京山，短短的100天里，就有7个乡完成了民选，选民达2000多人。这期间，民选县政权的有京安，县长李睡悟;京山、县长张谦光;应山，县长陈守一;孝感，县长黄曙晴(民主人士)。据不完全统计，鄂中进行民选的有5个县，26个区，120个乡，近1000个保的民主政权。。

通过民主选举，许多优秀的工农分子当选多(保)务委员。民选后的各级民主政府，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曾在大山头一带目过人民参政盛况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名著《中国的战歌》中感慨地称赞，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是真正的民主。

2.新开辟的地区由部队直接帮助建立起抗日政权。鄂中地区的云梦县抗日民主政权，京钟南山行政委员会，和应山的一些区政权就是在部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云梦县一直是敌伪势力较猖撅的地区，伪军胡翼武、贺承慈、陈守洁等部长期盘踞在云梦县的主要城镇。国民党第三行政专员公署曾先后委任过几任县长，但都胆小怕事，不敢与伪军分庭抗理。1939年新四军挺进鄂中后，驻这里伪军才有所收敛。1939年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派徐体祥率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部分武装到云梦，跟县长孙宝森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双方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云梦县抗敌自卫队总队部，由孙宝森兼任总队长，徐休祥为副总队长。次年4月，孙宝森携带两千元钱逃离云梦。在这种情况下，徐休祥以国民党云梦县抗敌自卫总队的名义，致函全县士绅、民众代表及原县政府工作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推举徐休祥为主席。县宪政促进会成立后通电全县，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政治，普选各级行政人员，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还政于民”的遗训。同时，诀议组织县行政委员会，代行县政府职责，共产党员娄光琦被选为行政委员会主席，云梦县抗日政府从此建立。

由部队直接帮助建立抗日政权，在鄂中还有京钟南山行政委员会，由李健任主席。

3.在敌伪顽我共存的游击区(或边缘区)建立起“白皮红心”的政权。在一些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建立抗日政权的地区，则建立起两面或三面政权。这些地区主要指新四军力量难以到达的边缘区和敌伪占领的沦陷区及其伪顽两面派统治的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或利用关系去疏通或派工作队去活动，或进行秘密的联系。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把旧政权改造成为二面或三面政权。这样的二面或三面政权，在鄂中仅京山县就有顾同、王福、源泉、瓦庙、赵场等5个乡。其他各县都有一部分二面或三面政权的区乡。

由于鄂中地处武汉外围，政治环境动荡。各地民主政权建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保卫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任务也是极其艰巨的。不少基层干部为此而遭迫害，仅应山一县的统计到1941年初，“群众干部被捕者共达200人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员遇难。

鄂中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之后，京安、云梦、孝感、钟祥等县还建立了宪政促进会。1940年3月，鄂豫边区召开基本区各县政府负责人和开明绅士会议，成立了边区宪政促进会。促进了边区政权的建设。

在各地普遍建立政权的基础上，9月1日边区党委在八字门召开了第次军政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这一过渡形式的边区政权领导机构。办事处成立后，即制定和颁布了《县以下各级行政组织暂行条例》等一系列章程和条例。这些章程和条例，对促进边区各级政权建设，发展生产，开展经济建设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的领导下，新的民选政权不断产生，基本区内的区、乡、保政权还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改选。

二、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鄂中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推动了群众运动广泛开展。鄂中各县根据边区党委1940年初的要求、在中共县委会里设立民运部，部长为县委委员，以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这时期，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战动员，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开展扩军支前，拥军优属等活动。

1.救国会组织，普遍建立。鉴于原来半政权性质的“抗十团”组织基本完成历史使命，豫鄂边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決定将“抗十团”组织的成员，按照自愿的原则，分别参加工、农、青、妇、商救国会和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当时，豫鄂边区妇救会率先成立，陈少敏兼任妇委书记(后由吴祖贻继任)。随后，各救国会相继建立。

在边区各救国会的直接领导下，鄂中部分县也建立了救国会。1940年初，应城县由民运部长朱正传和妇女部长季伟负责，组织各区群工干部，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起工、农、妇、青救国会和儿童团。除正副会长外，还专设一名调解委员，调解民事纠纷。京山、云梦、孝感等县也建立了部分救国会。5月，边区党委在黄陂姚家山召开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出席和列席的代表有300多人，会上表扬了先进工作者，布置了减租減息工作，成立了边区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吴祖贻被选为总会长。会后，“救联”组织在鄂中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起来。1940年6月，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农救会、妇救会和青救会普遍建立，其中农救会，妇救会最为健全，区、乡、保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应城县各级救国会机构建立后，6、7月间，应城县委在四区唐黎湾召开了全县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应城县救国联合会，宋正传被选为救联主席。工、农、青、妇、商等救国会，也分别召开了会议，这时，应城县参加救联的群众达3万多人。这些群众组织建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救联”和救国会的领导，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坚定必胜信念。应城县委还以四区古杨乡为集中点，于1940年至1941年开办了两期为期10余天的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工、农、青、妇、商等救国会及自卫队的骨干数百人。应城县妇救会在蔡坚的主持下，还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500多人。同时鄂中的京钟、孝感、京安等县“救联”也办了同样的训练班。通过学习，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使他们明确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救联”成立后，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活动，配合自卫队，寻机消灭敌人。1940年春，汉宜公路王家大桥据点的日军大部外出据点空虚，王家大桥农救会得到消息后，派人潜入王家大桥附近，打死两名值班的日军，缴获了1挺歪把子轻机枪，待留守据点的日军发现后，农救会员早已转移。5月21日，在京山鸡公塔战斗中，梅花村教联配合武工队。生俘日军2名、毙8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7支。应城五区陈铺妇救会，是个较活跃的组织。有一次，区自卫分队十余人在陈家湾检査工作被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遇上村里有个死人出葬，救联会员帮助分队战士把枪支藏好，让他们扮作送葬的人群，日军从送葬的人群中抓出一人(乡分队员)说是新四军，准备带走。一位年轻的妇救会员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是新四军，是我丈夫!”日军无奈，只好将这位队员放了。应山新河口的儿童团长程天赐，有一天区委开会时，他带领儿童团在新河口附近放哨。会议正在进行中，日军一队人马从村南包抄过来，天赐发现敌情后报告了区委，使他们从容地作了分散隐蔽。敌入进村后扑了空，闹了一阵后，没精打采地回到了据点。

另外，各界救国会在维护群众利益和自身权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城三区的骆家湾有个寡妇与本湾的一男青年建立感情准备结为夫妻。丁家二分湾在族长的指挥下，买通骆姓族长，半夜带人将妇抓走，与丁某成了“亲。区妇救会得知这一情况后，请区政府出面干涉使骆寡妇回到了骆家湾、与她的意中人结成对象。这件事传播很广，为维护妇女的权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鄂中各地教联组织在联村自卫，配合抗日武装打击日，伪顽，保卫根据地，维护社会秩序，拥军优属等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 民众自卫队蓬勃发展。民众自卫活动，是动员民众抗战的一项首要工作，对此，鄂豫边区党政领导十分重视。为了指导各地组织自卫队，更好地开展自卫活动，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随即颁布了《边区国民抗敌自卫队组织条例》。这一条例规定了自卫队的性质、任务、确定自卫队组织形式，分为脱离生产的常备队，不脱离生产的后备队，和半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这一条例的颁布，既促进了县、区(中心乡)、乡各级民主政府建立属于地方武装的“常备队”;又推动了民众自卫军及基干队的全面发展，使整个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逐步形成了体系。鄂中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根据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条例的要求，普遍建立了自卫队组织，应城、京(山)安(陆)、孝感、应山等县的自卫队发展很快。京安有20000人，孝感有16000多人，应城一区各保都建立了二三十人的基干队，就连日伪统治的京钟南山附近地区，也建立了秘密的抗日自卫队自卫队。

建立后，各县对自卫队干部进行了培训。云梦县1940年2月自卫队成立以后，层层举办短训班，每期学习10天，每班训练20至30人。孝感县的自卫队坚持早上操练，中午训练的方法进行培训。应城县对男女自卫队和基干民兵，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自卫队成立后，在进行“联村自卫”，配合主力军和地方部队作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援前线;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防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作统战工作，瓦解敌军;宣传动员群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联村自卫”。鄂中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保护群众不受敌的侵害，动员自卫队实行“联村自卫”，即一村发现有敌伪顽来搔找时就鸣锣吹号，各村闻声就迅速给子支援这样即使遇到人数较多的敌伪顽军队，也便于各村实行坚壁凊野和掩护民众躲藏。“联村自卫”能加强各乡各保的自卫能力，能充分发挥人熟地熟的长处，机动灵活地打击来犯之敌。

(2)配合主力军和地方部队作战，有力地抗击了日伪军。1940年11月11日，应山县政府曾动员1000余名自卫队，配合新四军打击窜扰兴隆店、王家冲、刘湾寨的敌人，缴获步枪30余支。24日又动员1000余人的自卫队，追击土匪，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应城县政府曾动员几千名自卫队员，配合新四军及“应抗”部队，两次致打黄家滩，消灾了自伪军的有生力量。第一次是1940年5月13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一部和“应抗总队”在总队长许子威的指挥下，自卫军积极配合，攻打黄家滩日伪据点，经过几小时短兵相接的内战消灭自伪军30多。第二次是同年11月5日，“应抗总队”一部，在自卫队的配合下，向黄家滩发起进攻，经过7小际的激战，歼灭自伪军20多人，缴获战马多匹。在战斗中，“应抗”总部牺性了一个大队长。

钟祥有支驻九里冲袁家台的日军工程兵，自仗“皇军神威”，经常结帮外出，残害百姓，全不把“土八路”放在眼里。钟祥县基干队决定煞一下日军嚣张气焰。3月的一天，两个日本兵又趾高气扬地外出打掳，基干队员蒋兆南和邬照润得知这一情报后，火速行动。蒋兆南主动与一个日本兵答话，他指着前方一个村子说:“前面的团巴(鸡蛋)、花姑娘大大的有。”这个日本兵笑了一下就跟他俩走。到蒋家庙两河桥时，预先等在那里装成挑柴的基干队员陶大干、杨子林突然扑向本兵，用车水杠将其击毙，缴获三八式步枪一支。此后，这个工程兵队长因上司追究责任而自杀。还有一次，日军4人在王老湾冲抢劫，被基干队长罗光春所带领的三个基干队员用杠子打死3个、俘一个。

为了更好地配合主为部队行动，自卫队运组织宁破坏队，破环铁路、公路、桥梁及通讯设备，干扰日伪军的活动。京安县曾反复动员1万多自卫队员，破坏近百里公路。在襄花公路上，因自卫队掘公路而造成日军两辆汽车坠毁。1940年3月、应城四区组织2000多自卫队员，将宋应公路全部毁坏，并拆除烂冲的木桥，使进攻国民党军队的1000余日军因汽车受阻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和歼灭。

防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是自卫队一项重要任务。在孝感的中和乡和白沙铺一带，自3月份以来，匪军经常下多搔扰、杀猪、宰牛、拉壮丁。这一带的自卫队纷纷组织起来，与匪军进行坚決的斗争，保卫家园，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此，《七七报》于5月22日发表《孝感民众保卫家乡积极组织自卫军》的报道。11月24日，伙土醒有200多人，在应山境内扰，所到之处，烧杀奸抢，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应山县政府动员1000多自卫队员剿距，打得这伙土匪抱头鼠窜。一次就歼灭80多人。在鄂中其它地方，自卫队在防好反特，维护社会治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同日伪军进行经济斗争，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40年10月，盘据在京钟南山的日例军，设立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对人民群众进行严重的经济剥削，搞得民不聊生，饿馁遍野，生灵涂炭。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中共南山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队，反对日伪的苛捐杂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强命伪联保处取消每保50元的伪维持费。经过多次斗争，伪联保处慑于自卫队威力，不得不取消了这项捐款。接着，自卫队又跟伪维持会交涉，解决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食盐问题。从而粉碎了日伪军对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食盐封锁，对那些顽固不化，死心塌地为日伪买命的，自卫队则进行坚决的打击。甘董冲日伪两面派保长，不听自卫队多次警告，带着伪维持会人员到处收款，压迫群众。这里的自卫队就召集保民大会，撤换了这个保长。

此外，自卫队在武装保卫秋收，不断地给正规部队提供兵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3. 扩军支前。扩军支前是各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鄂中是新四军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兵源基地。1940年三、四、五3个月，鄂中各县积极响应区党委的扩军号召，积极作好扩军工作。

这时期扩军，形式多样，首先将各县常备队成建制地转为主力部队，然后，将自卫军里基干队逐步升级，补充到常备队里去。另外，就是从自卫军里，抽调自卫队员，充实主力部队，再就是直接在根据地内招收年满18岁的适龄青年参军等三种形式。

扩军每年在春、冬两季进行，各级党政部门将任务分派到各区乡，各区乡选定扩军对象，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落实到人，经训练后，再送往主力部队或地方部队。这时期，京安县补充到二团和六团的各3个连，司令部警卫营2个连，保一团1个整营，补充到地方武装的有400多人。梅保曾为主力部队补充了1个中队的兵力，被称为“梅家子弟兵”。云梦县曾动员1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在扩军中，鄂中各县的妇救会开展了送子上前线，争做光荣抗属的竞赛活动，并鼓励参军青年安心服役，英勇杀敌，向日本侵略军讨还血债。救联还在小学和识字班里教唱“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歌曲，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每逢新兵入伍，各村农民成群结队的欢送新兵，送子参军，送郎参战，蔚然成风。有的大闺女还瞒着自己的父母，捧着新鞋，提着鸡蛋赶来为参军的未婚夫送别。送别的妇救会员们聚在一起，领头唱起歌来:“赵五去当兵，妻子叫一声，毛儿爹等一等，为妻送一程”。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了抗日光荣，当新四军更光荣的良好风尚。这时，一个群众性的扩军运动在鄂中蓬勃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的时间里，应城、京山两县都在三四千人左右;京安县有2100人;云梦1500多人，其余各县也都在一二千人之间，正如陈少敏同志在《艰苦奋斗三周年》里所指出的那样:“边区抗日武装自始自终是通过政治动员，人民在抗日保家多的立场上自觉自愿地参加并发展起来的一支人民武装，我们从没有用过拉丁派夫、用绳子捆的办法扩大部队，这是边区人民共认的事实。

支前工作，更是各县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经常性的工作，群众团体主动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担任运输或救护伤员等。自卫队则直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抗击日伪，反击顽固派。

4.拥军优抗。这是各民主政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陈少敏在《艰苦奋斗三周年》里总结说:“抗日战士在前方打日本，为国家拼命，是他们的天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也就成了政府和广大群众必尽的责任，边区的民主政府，就根据此原则实行优抗工作”。

拥军内容很多，包括为部队提供生活用品和慰问部队。在拥军方面，救联一马当先，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做军鞋是拥军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京安县的巡店、三合、桑树等乡每年户送二一双鞋，分上下两季献送。夹河州产捆麻，群众将捆麻送给部队编草鞋。他们说:“不能让子弟兵赤着脚打鬼子”1940年至1941年，一年的时间，京安县为支援抗送军鞋1万双。应山妇救会组组会员开展做军鞋的竞赛评比活动，看谁做得最好、最多、最快、互助精神最强。他们为了争先进，起早睡晚做军鞋。有的将省下来的鸡蛋换丝线在鞋袜上绣上“消灭日寇”、“抗战到底”等字样，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莲花山各村妇救小组，每年上交五、六千双军鞋和数千双军鞋。据不完全统计，应城县妇救会动员妇女为部队做军鞋3.5万双。劳军也是拥军重要内容。逢年过节，各级民主政府组织群众筹集物品慰劳部队。遇上部队打了胜仗，他们就组织群众送鸡蛋，送馍馍等慰劳品。此外，他们还筹粮、筹款、筹集物资支援部队。随南行委会个月就为部队筹粮830石，猪、羊、蔬菜等不计其数。1940年初，京安县给豫鄂挺进纵队筹军饷5万元以上，军米2000担左右，军鞋1万多双。起家棚动员委员会，一次就给部队送去猪一头，面粉340包，酒60斤，包子325个。1940年6月、双鹤乡联保办事处一次给部队送去肉68斤，酒60斤，包子300多个，烟4条，袜子10双，毛巾半打。

优抗，从实质上讲也是拥军的一个方面，优属工作做好了，可以安定军心，直接为抗日服务、鄂中的各级党政部门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特别是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与《抗日联合组织章程以后，优属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发放救济粮款，以解决抗属在生活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是优抗的一种重要形式。鄂中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文钱”“一把米”的募捐活动为抗属第集大量钱粮，以提高抗属的生活水平，解决他们的生产资金。1941年1月，云梦县从救国公粮中提取五分之一用于救济全县抗属，使抗属度过了春荒。应山县拨出谷米32.3石，现款120元，作为优抗专款，救济抗属。孝感县给抗属平均每户救济5元钱，2升米。应城县在春耕生产中，给抗属发谷种和救济米。四区共发谷种81石，聚石、古场、独合等乡向抗属发救济米35石。

组织代耕队、帮工队，帮助抗属进行农业生产，这是优抗的主要形式。孝感县组织代耕队，共代耕1031个工，帮助270户抗属开展生产自救。京安县梅保于1941年春耕时组织了一个40多人的春耕队，由保长任队长，帮助全保抗属栽秧，车水和割麦。应城四区的优抗工作，做得很扎实。他们首先对抗属进行摸底调查，采取分工包干的代耕方式，将代耕任务落实到户，5个乡給给216户抗属，代耕887个工，平均每户抗属受代耕为4点1个工。其它如钟祥、云梦、应山等县也组织了代耕队，解決了抗属在生产史劳力不足的问题。代耕队在代耕中不拿代耕费，也不吃抗属的饭，完全实行义务代耕。

除此之外，鄂中各级民主政府，还组织了抗属合作社，以解决紧缺物资的供应问题。云梦县政府还专门向抗属发放优待购买证持优待购买证购物品，可以在价格等方面得到照顾。孝感县办了4个优抗合作社，专供给抗属的油、盐、花生、米等物品，以避免中间盘剥。应山县共拿出7600元，办了9个合作社，以供应抗属生活日用品。应城县妇数会举か了两种合作社。为消费合作社，一为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吸收抗属从事纺线、织布和做成衣，帮助他们就业生作社的盈利专作优抗用。并对抗属小孩实行免费教育。鄂中的各级民主政府在逢年和重大节日，对抗属进行慰问了解抗属的生活情况，帮助解诀实际问题，以体现党和政府对抗属的关怀和照顾。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发动民众进行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就是群众工作的主要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民力和军力相结合”，オ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