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边区财经工作会议精神，使财政经济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鄂中大部地区处于江汉平原，被称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但是，由于盘踞在这里的敌伪顽，不顾连年灾荒，横征暴敛，残酷剥削，人民群众负担奇重。据不完全统计，仅捐税一项就达15种之多。除此而外，还得派粮、派款、派食物，其苛政“猛于虎，毒于蝎”。京安县某乡仅是赵安之、谢指良这两支伪军一日内就“勒索”(绑票耕牛不在内)14次，计洋24200元。其它地区，几十户人家的保费，平均每月要出5000元左右的税款，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二面负担”、“三面负担”，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这里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1940年10月，边区党委召开了财经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8月13日的指示，作出了“提倡生产，增辟财源”，“在财经工作上贯彻长期准备和全面打算的精神，为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斗争的决议。
鄂中各级党组织，根据边区党委的，组织群众「泛地开展生产自救，发展民族经济，保护工商业，增加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活动。在财经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证抗日部队给养。在财政方面，采取得力措施，使其逐步走上正规。
1.整理田税，改变不合理的负担。田赋为国家正税，人民早有纳税的习惯，在抗战期间，人民更乐于以此来资助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在旧政权治之下，由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当家作主田赋税不能按实际田亩交纳，成为统治者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而拥有大量田地产权的富户和官府勾结，不登田亩册，偷潘田赋。各级民主政府成立后，认真贯彻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颁发的《各县区整理田赋委员会简章》，对田赋税捐进行整理，重新改编保甲，清查户口和登记田亩薄工作。云梦二区济民乡原为10个保，清查户口以后，发现了一大批过去漏登的入口和土地，从而增加到14个保。各级民主政府在完成清查户口和登记田亩的工作以后，对过去的田赋制度进行了整理，即按士地收获量的多少分成特上、上、中、下、特下五等，以中等计数，每亩每年只征收谷物一斗，使田赋税捐趋向合理。另外，还规定农民有地五亩以下者只征半数，抗属全免。租种他人土地者，只征地主，不征佃户。京安县行政委员会主席、进一步动员原国民党安陆县石门乡多长张徳发，交出了安陆县田粮清册，经过调查研究，決定根据当时物价情况和清册上的田亩数额(39万亩)在国民实征税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税率，减轻农民负担。当时县行政委员会征收的田赋，每亩实征税占收成量的0.72％，比国民党安陆县政府抗战前实征税占收成量的3.24％，减轻了4.5倍。另外，还取销了国民党时期的月捐和各种摊派等额外负担，捉人罚款的现象已经杜绝。
除田赋外，还有对绅商富户实行抗日月捐（30亩田以上者每月出捐1元），烟酒、屠宰、行商和关税。
经过整理后的田赋，废除了原敌伪政权的苛捐杂税，克服了以往田赋的紊乱现象，既保证了民主政府的财经收入，又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
2.反对敌伪顽的经济封锁，开展内外贸易。敌伪顽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应城矿区，被敌伪占据后，对根据地实行食盐禁运。对此，矿区党组织一面发动工人反对禁运食盐的斗争;一面发动群众举办油盐合作社，到敌占区去秘密购运食盐，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内的食盐供应。在这场斗争中，曾有多民众为之而英勇牺牲。
为了反击敌伪顽的经济封锁和破坏，鄂中各县从1940年春开始，禁止仇货及鸦片入境和粮食、白蜡、桐油、猪鬃、五倍子等物品的出口，以确保根据地内的生活资料的供应。云梦是武汉通向大后方的必经之地，猪鬃、牛皮、谷粮等，常有奸商向武汉偷运，各种仇货毒品，又被暗运大后方及根据地内。为了禁止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质流入敌伪统治区，云梦各级政府发动群众，组织“救联”，在交通要道站岗设卡，检査过往行商，打击不法商人。一次石门乡自卫队发现一个从云梦运蚕豆到彭家畈、丁家冲企图换取桐油的商人乡公所按照物资进出口管理规定，所购买的物资不准出境，并处以40块银元的罚款。
3. 征收救国公粮和积谷。救国公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特殊条件下提出来的，它体现了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战争所作出的贡献。积谷是政府向余粮户以统购的形式征购的，这种征购方式完全是在自觉自愿条件下所进行的。两种征粮，在财政经济上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抗战方针。它对于部队的供给、难民的救济和稳定经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鄂中各级政府动员人民积极缴纳救国公粮和出售积谷。“征收的成绩，以应城为最好，安陆、应山、孝感次之”①。1940年，仅云梦县征收的救国公粮就有1200石。随南县在1941年6月份征收450石后，11月又完成了500石，受到边区行署嘉奖。征购积谷的情况，更为可观。因为征购积谷不是无偿征购，而是政府通过统销调剂民间粮食余缺和控制其外流，这种措施的本身就保护了余粮户的利益，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拥护。
注释：①许子威1941年4月4日《在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
发展生产，是解决财政和车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鄂中各县民主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
1.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鄂中的地理概况西北部为丘陵东南部为平原及湖域近陵地带易受旱;湖域地区易遭涝。因此，兴修水利，是发展生产的一介重要途径。各地民主政府，1940年冬便开始组织人民群众修筑堤垸挖塘修堰。应城县在1940年的春冬，发动群众修堤筑坝挖塘修堰，可灌田700余亩。应山县的的吉羊乡修了约二里长的水道，引水入塘入堰，可灌田170石，云梦县有言个乡米修水利用去10700个工，可灌田1100石，占全多田亩数的四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鄂中各县还注意了围湖恳荒，植树造林，植菱栽藕。云梦二区，区政府为了开恳荒山召开士纯会议，成立了一个建设委员会，发动群众在五座山上植树180800余株。绿化荒山22600多平方米。云梦三区多湖田，1940年栽藕20余亩，植麻投资3000余元。应城植树5000余株，京钟南山三个乡开荒600石.
2.开展生产互助运动。开展生产互助是为了发挥集体力量，解决战时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优待抗属生产互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主要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义务性质的无偿代耕;二是自愿性质的换工。孝感立区正义乡成立了一个换工队、全是卖工的年轻小伙子组成的，还有基干队员参加，做起活来真热闹啊!25个人一天锄了2石5斗田的棉花草。出了5家牛栏(共200个挑子)，4天功夫把参加短工的25户田里的草全锄尽，牛栏大粪全挑完，要是一个人在屋里搞30天也搞不完”。当时《七七月刊》对生产互助评价很高。
3.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作社多系公助民办，即由各救国会团体中的群众自动筹集资金，政府给予适当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取得盈利后，由合作社成员按股分红。合作社分生产和消费两大类。生产合作社多由手工业者所组成，消费合作社的社员比较产泛，只要群众自、都可加入，孝感县的妇数会，建立试验区，他们办起生产合作社，组织知女吧猪养，没展副业生应山县政府发动群众各种合作，合作柱迅速发展。1940年10月开始兴办……到1941年春，共有合作社7个，资金7600余元。应城各区、乡还建立了，“油盐粮食合作社”，以解決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云梦县于1940年11月召开第一次行政扩大会，创办了一个“农村贷款合作社”，目的在于为次年春耕生产筹集资金。随着合作社事业的蓬勃兴起，入股者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个名叫魏君三的，穷得讨不起老婆，入子合作社后，收入增加了，生活过好了，终于在50岁那年娶了个老婆。
4.发展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在鄂中有两类，即军用和民用。民用工业象应城的盐矿，军用工业象许金彪让熊必良和陈明等人组织的修械所。限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两类工厂数量不多，不能满足根据地的军事需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1940年10月开始，鄂中各民主政府遵照边区“大量建立巻烟、织厂、毛织厂、纺织、墨水厂等，力求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来物质”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发展了军用工业。1940年8月汪步青部的杨经曲反正，次年5月，挺进纵队将其兵主广的全部设备(各种机床8部和许多钢材)和全部工人(四五十人)归并到许金彪的修械所里。这时，修械所发展为能够生产多种兵器的兵工厂。在民用工业方面，应山的铁砂厂实行了技术改造后，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乡镇个体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在建筑、榨油、磨面、纺织、成衣加工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另外，民间运输业也有发展。1941年初，中的“运输合作社”发展到10个，其资金达38700余元。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鄂中各县的党政领导，在严重的灾害面前，由于注意了发展生产，使经济迅速恢复，物价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据京安1941年初的统计:“物价指数比战前平均要超过40倍，然而人民的负担，却比战前减轻了10倍甚至20倍”①。就米价来说，以应城为例:“我基本区每斗8元，游击区每斗18元，敌占区每斗20元”。这充分表明，只有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发展生产，才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
注释：①黄德钦《两年来的京安》1941年 。
三、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
宣传、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文化教育，以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医疗卫生，以增强人民的体质，两者直接服务于抗战。因此，发展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既是抗战的需要，也是整个民族发展的需要。
鄂中各县把创办报刊，作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1940年4、5月应城《民众报》在杨家河的邓家山坡创刊。这张小报是中共应城县委的机关报，八开版面，1月出1期，发行了1年左右。《民众报》工作人员有五人:编辑赵季、刻写员程树芬。报道内容以本县军事战斗、地方政权和群众团体活动为主，也报道其他根据地(主要是鄂中)的重要消息。《民众报》还办了《战斗生活》的刊物。这个刊物为16开本，共出3期。在鄂中几个县和豫鄂挺进纵队中发行。1939年冬，中共京安县委成立后，县委宣传部创办了《抗日报》，李健任主编，芦明远为编辑兼刻字。《抗日报》的宗旨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抗日的动态、经验等，以指导和推动京安地区的抗日斗争。《抗日报》为对开的油印刊物，每周发行1至2期，每期印100多份，发到区以上党组织负责人和宜传干部，用以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通过办报，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应城的《民众报》曾报道了1940年冬，日本侵略军对栗树河进行“扫荡”时，“应抗”出其不意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这篇报道，对抗日军民鼓舞很大。
发展民间文艺，既可以进行抗日宣传，也可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鄂中民间艺人很多，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楚剧和天两花鼓在鄂中很流行。每逢春节，群众有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玩蚌壳、划采莲船、打三棒鼓、演花鼓剧、唱渔鼓的习惯。这时，鄂中各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主动参加这些活动，利用人民群众集会的机会进行宣传。京钟南和应山的农救、妇救会员，还自编自演抗日反汪的宣传剧，深受群众喜爱。应城县举办民众教育馆，陈列抗战书报和象棋、胡琴等娱乐用品。民众馆成为民众娱乐的中心和受教育的基地。
鄂中各县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在根据地内创办抗日小学、中学和改良私塾，向儿童和青少年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灌输新民主主义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早在1939年9月，京安县委派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欧阳辉到罗店区创办了种玉湾小学。这是鄂豫边区第一所抗日小学。全校学生共60人，其中有女生14人。学校经费由京安县政府拨发，学生免费入学。学校只有一间约30平方米的教室，欧阳辉既是校长，又是唯一的教员。学校分为三个班次，即高年级、低年级和识字班。三个班次同在一个教室里教学，有分有合。课程设有语文、算术、音乐、时事政治、体育、识字和习字(练毛笔字)。课本由欧阳辉老师编印。音乐课教唱革命歌曲。学校里还建有儿童团组织。学习期间，学生有时参加集会，有时到村头路口去站岗放哨，有时到各湾去宣传抗日，有时到群众家里收军鞋。这些活动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并渐渐产生了抗战救国的紧追感，于是有的学生向欧阳辉老师申请参军参战，这时，中共京安县委委员程超明批准了5名学生加人边区部队。1940年秋，随南行政委员会教育科，在洛阳店关帝庙、城街锅广、王店办了三所抗日小学。据191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各地的抗日小学(即保小)，应城三、四区共14所，京安县有6所(其中私立小学一所)，京山之金汤、保店、天宝胜等3个区共33所，应山二区有6所。这时，鄂中的应城、孝感两县各办中学一所，每所学生三五十人不等。此外，各地民主政府还注重对私塾的改良工作。改良的方法主要是对私塾老师进行短期轮训，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教学能力，并改进教材，将四书五经改为国文、算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
为了逐步扫除民众中的文盲，鄂中各县自1940年冬开始，开展“冬学运动”。随南成立了冬学运动委员会，仅洛阳、围午、和平紫山、阏河等10余乡相继开办“夜校”“识字班”22个，参加学习的达500多人。群众在冬学里，学习文化知识，倾听时事政治，热情很高。京山康龙乡有一个老太婆，晚上摸几里黑路去上冬学。
通过文化教育活动，鄂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文化素质也日益增强。正如《七七月到》所说的那样，由于给了人民以应有的教育……人民逐步地克服了落后，追求真理，特别是在人民的脑海中，洗刷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旧观念，勇敢地参加了实际斗争。”这时期“人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认识和民族意识的飞跃进步等于平常时间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