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的召开，推动了鄂中各县的民选工作

为了进一步统一边区行政领导，广泛深入地推行民主，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战争，度过难关。边区党委于1941年4月1日，在京山向家冲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大会按“三三制”的原则，经过正式选举，产生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当选为行署主席。行署下设鄂东、襄西、天汉，信应四个办事处，京安、应城、云梦、孝感、随南、京山等六个县级政权直属边区行政公署领导。边区行政公署的诞生，标志着边区抗日政权的加强，和行政领导的统一，是边区全面建设各级政权，开展政府工作的新起点。

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鄂中各县为了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民主运动，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和实行材民代表制的要求实行普选，完成了由保到县的完整的民选工作。  

1941年3月，在鄂中的应城产生了边区第一个由县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县政府，张谦光当选为县长。并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县政府委员会。应城民主政府的出现，为鄂中乃至边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同年5月，随南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于洛阳店的桥湾隆重开幕，彭仲远主持会议，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首先讨论和通过了各项提案，接着，按“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了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张时超被选为县长。管辖洛阳店、古城畈、柳林店、阁家河等4个区、17个乡政权。  

这个时期的民选活动，在鄂中各地开展得既广泛又深入，据不完全统计(除京山外)，民选区有22个，民选乡有139个，其中全民选乡62个，民选半数的乡有77个。有的地方民选工作还深入到敌占区附近。如云梦县民选基层政权时，在靠近敌据点召开保民大会，选举保政权。在选举那天，人民兴高采烈、热热闹闹，伪军佯做不知。

自此以后，鄂中各地民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许多基层乡保政权定期进行改选，有的一年改选一次，每改选一次，政权工作就进步一次，民主政治就扩大一次。民选运动的深入开展，真正体现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那些不称职的干部，经过选举而被淘汰，那些愿意为群众办事的好干部，被选进政权机构。如京山石板河乡乡长毛天才，原是放牛的出身，参加革命时热情很高。后来，他渐渐变了，整天提着个酒瓶，哼着花鼓腔到处游，玩女人，讲吃喝，生活奢侈腐化。改选时，群众不选他，被淘汰了。孝感有个老保长专门庇护其地主哥哥，欺压百姓，群众对他很不满意，选举的时候，被选掉了。实践证明:在民选运动中，只有充分发挥民主，尊重民意，才能选好选准。云梦政工队在帮助群众进行民选工作时，误信一个不可靠分子要群众选他当保长，该保民众50余人联名向乡公所告状要求改选未果，后来此保长果真投弃了伪军。

民主建政后，使政权更能适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更具有战斗性。京山向家冲乡公所，当反共军来进攻时，主动地带领游击小组配合主力作战。云梦县完成登记田亩超过旧田亩册所载的一倍。京安县巡店等地乡公所，当日军来“扫荡”时，能在敌据点附近活动，领导群众抗击敌人，推行政务，完成收捐和征积谷，登记田亩及户口，优抗，封锁敌伪等工作。川基鄂中各地开展民选建政以后，政权建设更加完善。各级政权在根据地建设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根据地就是地盘，地能生万物”。“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

这个时期，各县在民选政权的同进，都先后成立了参议会，吸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但不足的是，有的政府部门发扬民主不够，办事不够扎实，执行任务存在拖拉现象。

二、鄂中专署的成立和强化多保政权建设

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工作，充分发挥政权在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和中共鄂中地委，決定建立鄂中专员公署，1942年夏，鄂中专员公署在战火中诞生。徐体祥(觉非)任专员。并增补为地委委员。

专员公署先后辖京安、安应、应城、云梦、随南、京(山)北、应北、汉孝陂、京山、孝感等县抗日民主政府鄂中专员公署的诞生，标志着鄂中政权建设的加强和行政领导的统一，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鄂中地委在政权建设中，十分注意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原则，1942年秋冬之交，鄂中专署，由民主人士柳野青担任专员，共产党员徐体祥改任副专员。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日本帝国主义急于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更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对国民党的诱降。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和新的艰苦斗争;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3年1月，边区党委召开了“蒋家楼子会议”，反复分析了国际、国内和边区的政治形势，认真总结了1942年边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热烈讨论了1943年边区面临的任务宣布了边区党委对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提出了“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确定了“必须强化政权，以完成战争动员任务的方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预示着鄂像边区和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必将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同年2月边区党委要求在战争动员中加强党的建设，“抓紧时机，强化乡保政权，尽可能地与党的区委、支部同时在斗争中进行改造”。同时，行政公署还拟定了强化政权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撤换的方式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特别是保政权;(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密切政府上下级关系;(三)使用强制手段培养机关的雷历风行的作风。

鄂中地委对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为贯彻“蒋家楼子会议”精神，于1943年夏初在孙家祠堂召开了由各县县委书记、县长(或行委会主席)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文敏生主持，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文敏生在会上传达了“蒋家楼子会议”精神，强调贯彻执行边区提出的:“必须强化政权以完成战争动员任务”的方针。会议除讨论了军队建设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外，还就政权建设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全区强化政权工作做了统一安排。会议以后，组织工作组深入各县作强化政权的工作，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为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区乡各区乡党委书记兼任区、乡长。

这一时期，鄂中各县按照地委的布置，重点强化了乡保政权，并培养大批乡保干部，充实了乡委会，健全了保委会。通过强化政权，清除部分不可靠不称职的多保人员。安应县一次就撤换了3个乡长;对极坏的汉奸分子则严惩不息。方家棚的伪保长张宽甫作恶多端干了许多坏事，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同就强化政权对提高工作效力，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培养雷厉风行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而保证了各项战争动员任务的胜利完成，提高了工作效益，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但不足的是，有的地方，民主政治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挫伤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民主人土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