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边区数联干部会议精神，开展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1941年春以后，边区党委将地方工作由原来以扩军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为中心。为了进一步地把救国会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年7月，边区党委和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召开了救联干部会议，会议对边区两年来的群众运动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动员全边区人民进行全面反对敌伪，进一步鼓励人民竟选参政和继续开展供粮等三大斗争。会议以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为根本指导思想，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是开展全边区群众运动的中心”。会议要求进一步巩固发展农民救国会，召开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并确定农救会的三大经常工作是:提高农村生产;实行优抗;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和教育。还规定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五项任务是:讨论和制定全县农民运动的纲领;总结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统一发动全县的农民斗争(包括减租减息);布置普遍发展农救会和开展敌占区农民运动问题;建立县农救会领导机关和培养全县的农民领袖。会议还确定健全工救会，发展青救会，整顿商救会，帮助妇救会，加强救联机构。并对各界救国会分别提出了任务，要求以农救会为中心，搞好各救国会的工作。

鄂中地委对救国会运动十分重视，为了贯彻边区救联干部会议精神，采取办实验区或模范区(乡)的办法进行试点，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地委书记文敏生和组织部长王良带一批地县干部，深入安应槎山中心乡结合整党工作搞试点。应城县委也建立了实验区，其他各县都建立了实验乡。

农救会的作法，对其他各救国会的工作推动很大。应城、孝感等地的妇救会，建立了妇女试验区。发动妇女纺纱织布。做鞋织袜，开荒植树，养猪养鸡，积极参加生产建设事业;还发动妇女参政，竞选乡长和保长。应城县的车歧乡通过发动妇女参政，出现了女保长、女乡长。京安县从1941到1942年8月，有70多名妇救会员被选到各级政府里担任了领导干部。

救国会组织，在完成边区提出的三大任务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协助地方抗日武装，给日伪顽以沉重打击。各救国会组织，为了保卫人民群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1年7月，驻应城的日伪军100余人，窜犯到应城两河口一带，抢劫财物和粮食，应城县县支队和四区中队得悉，急速赶至伍家山迎击，战斗打响后，周围的乡、保农救会组织前来助战，有的帮助抬伤员，有的送来慰劳品，给战士鼓舞很大。打死日伪军10余人，并夺回了被抢劫的物资。1942年5月21日在京山鸡公塔战斗中，梅花村救国会组织配合武工队，生俘日军2名，毙8名，缴机枪1挺，步枪7支。另外还处死了死心踏地地为日伪卖命的钱场维持会长桂矮子，逮捕了瓦庙维持会长，从而震慑了沿线的敌伪政权。不仅如此，鄂中的各级救国会组织，还帮助政府推行抗日法令，与政权中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斗争。应山县有个乡政府的财务股长，贪污了公款，这个乡的农救会发现后，向县民主政府写信，揭发其贪污行为，使这个股长受到了撤职处分。还有个乡领导，私自允许大米出口，违反了民主政府的出口法令。这个乡救联会员对乡领导违法行为提出批评，使这个乡领导改正了错误，制止了大米出口。云梦县伍洛乡有个乡干部乱搞男女关系，这个乡青救和妇救会员联合起来，对这个乡干部进行批评，使他改邪归正。另外有的救联，还帮助政府调解民事纠纷。这样，各救国会组织成为各级政府的支柱。

另外，各界救国会组织还与敌人的派粮派款作斗争，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鄂中经过1941年、1942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后，人民群众的食粮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这时期，日伪军还经常向老百姓派粮派款，强行征购，致使群众饥寒交迫，困苦难忍。针对此情况，各界救联组织，主动配合民主政府的税收干部，与敌人进行斗争，抵制敌人的派粮派款。1941年春，云梦道桥乡救联会组织500多会员，到伪维持会与伪会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伪维持会取消了每户5斗食粮的摊派。这时期，其它各县的救国会组织都同敌伪的派粮派款进行了斗争，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各界救国会组织，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工作有很大的进步，组织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1941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鄂中的7个县，新建立73个保的农救会，会员达7200人;应城矿区和随县两地的工救会，拥有新老会员6500余人;信南、应山、孝感、京安、应城等5县的妇救会，会员扩大到8500余人，青救会和商救会，也都有新的发展。

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减租减息是鄂中群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严重的经济斗争。在未实行减租减息以前，鄂中人民饱受剥削阶级的残醋剥削和压迫。地主每年的收租额占佃户的总收成的40％到50％，应山、随南两县的租额，有的高达70％以上。除地租剥削外，地主还向农民进行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和额外推派。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贯彻中央的土地政策，把贫苦农民从痛苦的生活中解救出来，1942年，在《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原则:“举办土地登记，实行减租减息”、“取缔私人征收湖稞河稞”，“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之实收量的375％，保证地主一律按二五减租(按抗战前实际租额照减)原则收租，佃农按此原则交租，地主不得预收地租，废除押金等额外剥削。利息由双方规定，但旧债不得超过年息2分，法律不保护高利货，保证债主放债收息，债务人按此原则还本付息，旧债付息超过原本1倍者停利还本，超过2倍者本利停付，凡农民因借货而典当押出之田地，期满后有随时赎回之权力”。这些重要的规定，受到贫苦农民的普遍欢迎。

鄂中地委和专署，认真贯彻边区行署的减租减息原则和《1942年度减租办法》，首先在汉孝陂和应城湖区，取缔了私人征收湖稞河稞，免收湖赋河赋。各县在地委和专署的统一部署下，先后召开了参议会，动员开明士绅和地主，积极执行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民主人士，带头执行二五减租，京安县县长陈琳川、议员谢楚藩领先报名减租。京北县行委会副主席、共产党员黄定陆(原开明士绅，后来入党)，以身示范，将自己10多亩良田让给佃农耕种，不收一颗租，并将自己积蓄的大部分粮钱捐给抗日政府，在他们的带动下，其它地主士绅都表示拥护减租减息。安应县召开士绅联席会议时，一些士绅说:“新四军的政策，如能真正实行，神鬼钦服，何况我们是人!”京安县崇新乡地主闭章甫(议员)有田约30石，佃户4、5家，他拥护政府的政策，坚決实行二五减租有的县的减租减息运动，先搞试点，然后全面铺开。1942年秋，京钟南县委组织了4人的工作组，由李军负责，在南乡进行减租减息的试点。试点取得经验后，然后在全县全面展开。在减租运动中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抗日积极性大为提高。据1942年统计:整个鄂中减了11000多户业主的租，减去租谷12000余石，受惠户达19621户。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各民主政府注意动员佃户按规定交租交息。这样，多数地主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都积极实行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斗争也是激烈的。个别佃户胆小怕事将减掉的租息又偷偷给地主送去，各级政府在斗争中，有些地主阳奉阴违。表面赞成，暗地抵制。对个别佃户的顾虑和落后思想，进行批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对田主债主的错误行为除要他们公开检讨外，还要将应减的租息公开退还;对顽固不化，消极抵制的就开展斗争。安应县的寿山地区有个参议员叫刘瑞南的，他自认为是参议员，不愿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当保长汪伯坤要他减租减息时，刘瑞南说:“减租减息只是个名，并不一定要实现它”。汪伯坤拿出减租减息的报纸摊在桌上，态度坚决地说:“你身为参议员，亲自参加了政府的减租减息会，怎么这样阳奉阴违呢?减租减息一定要实行”。刘瑞南被迫减了租。就这样，鄂中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稳健深入地开展下去。减租减息的普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和生产热忱更加高涨。各地还结合减租斗争，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改造了乡保政权，发展了党组织，基于自卫队的建设有所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断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