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小学，改良私塾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实行文化侵略。他们占领武汉外围的鄂中地区以后，开办“兴亚小学”、“维新中学”，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民。国民党第三专署专员石毓灵和国民党京山县政府亦在大洪山中开办中、小学，推行“和平反共建国”教育。为此，1942年3月，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第20条规定:“发展边区抗战文化教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提高民族气节，粉碎敌伪奴化教育与亲日反共宣传，普及国民教育，推广识字运动，减少文盲，改良私塾，训练师资，改善教员待遇……”。5月，边区行署教育处在黄陂罗家畈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国民教育发展的问题，决定:边区基本区专、县开办中学和完全小学;尽力发展国民小学(包括保小、村小和旗小);进一步改良私塾，有的可改为国民小学;深入开展冬学运动;根据条件进行教学改革。边区的规定促进了国民教育的发展。

鄂中专署和各县按照边区的要求，积极发展中、小学和改良私塾教育，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春，洪山公学迁往礼山后，7月，鄂中地委、专署筹建鄂中中学。①组成“鄂豫边区鄂中中学筹备委员会”，在地委书记文敏生和专员徐觉非的指导下，由随南县县长张时超及边区行署委员、边区参议员周遗直等人负责筹备建校。同年8月，鄂中中学在安应县的周余冲余氏祠堂正式开学。周遗直先生任校长，张时超任副校长兼训育主任，晏仲为教务主任，严毅为总务主任。从各地及敌占区选调和聘请教职员工24名，招收两个班的学生计90多人，按照正规化教学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设置课程。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英语、地理、生物、生理卫生、美术、音乐和公民等。

注释：①鄂中中学先后迁往随南及安陆的三里店、梭罗湾、绿林湾等地。1945年8月，迁至大悟山之滚子河畔的三新街，与建国公学合并。

为加强党的领导，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鄂中中学支部正式成立，张时超任支部书记，刘炳炎任副书记。他们很注意学校党的建设，在师生中积极发展党员，党支部从成立到1945年5月，在学生和教师中共发展党员20人。

学校设有学生自治会，下设五个股:即学习股、生活股、生产股、社会服务股和文娱股，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协助学校进行工作。李有模、徐方、汪英、胡乐群分别当选为1至4届的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

鄂中中学注重课堂教育，同时也注重社会实践。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附近的村湾、部队开展宣传活动，写标语，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文艺演出，帮助群众扫盲，搞军事演习，协助抗日政府做群众工作等。1944年暑假期间，鄂中中学组成学生暑假工作团(下辖三个队)，到安应县楼山乡宣传党和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各根据地抗战的大好形势，协助农救会查田定产，看田定租等。学生暑假工作团，下到两鹤乡和大花乡的第二队，在汪英的带领下，发动群众搞“双减”，对抵制“双减”的顽固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并将斗争的情况写成文章，在《农救报》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双减”的开展。学生们通过参加“双减”，实际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也得到提高。

敌伪“扫荡”频繁，环境动荡，鄂中中学经常转移，流动上课。“门板当黑板，膝盖当课桌，背包当凳子”，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同年10月，边区教育处在黄安(今红安)姚家祠堂举行“双十节”中学生作文讲演竞赛。鄂中中学通过预赛，推选出5名学生，由教师魏惕带领穿越敌占区前往参加竞赛，陈浩渔获第2名。行署教育处还特授予鄂中中学精神奖。

鄂中地委领导对鄂中中学的建设发展颇为关心，对师生们的进步与成长充满深情厚望。地委组织部长王良曾到校给师生们上党课。在动荡的环境中，时刻注意保护师生们的安全。在一次反“扫荡”中，军分区司令员肖远久派出3个参谋人员和一个营的部队，掩护师生们转移。1944年7月，鄂中中学全体师生举行集会，庆祝建校一周年时，军分区副司令员蔡松荣到会，代表党政军领导机关向师生们祝贺，勉励学生努力学习。1945年初，鄂中中学由建校之初的百余人发展到300余众。

1944年秋，鄂中专署从首届毕业生中，选派10余人到边区学习医务知识。1945年3月，选拔20余名学生到五师政训大队学习无线电密码翻译及军事测绘技术。4月，张时超奉命率学生20余人到随南就任县、区、乡党政军干部。鄂中中学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继鄂中中学之后，同年11月京种县委开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公立升民中学。校址设在钟祥游家集以北的玉麟寺。武志清任校长。学校设有两个教学班，有270余名学生，年龄最小的12岁，最大的18岁，大部分为贫苦农民、党政军人员及革命遗属子弟。

升民中学在办学过程中，县委书记谢威，教育科长郭欠恒等经常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和组织纪律观念。教育科长王东明经常带领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和党的中心工作。在大农忙时，学生还到附近的村庄参加劳动。年岁较大的学生还参加秋粮征收队。学生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思想觉悟普遍提高。

1942、1943两年，鄂中的中小学有很大的发展，各县、区、乡层层办学。一般每一区或联乡都有一所中心小学(即完全小学)多数乡每个保有一所初级小学。安陆、京山等县还办了私立小学;安陆、应城、应山、孝感、京钟等县先后开办了中学。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的1942年，边区教育处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印出小学的《国语》(四册)、《算术》(两册)和高小中学都适用的《自然》(两册)等课本，发各校使用。

区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本《政治常识》课本，中、小学和私塾都可采用。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专署和各县均成立起教育款产委员会。清理原有学产，拔出部分税契兴办教育，并注意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私塾是民间办学的传统形式，在根据地内大量存在。抗战初期，私塾所采用的教材大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五经四书。为普及抗战教育，使之为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服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办学的同时，对私塾进行改造。

改造私塾的基本要求和标准是:1.采用边区出版的“国语课本”，不用敌伪课本。2.读《七七报》，给学生讲时事。3.教唱抗日歌曲。做到这三条的就叫“改良私塾”，政府可给适当补助。然法在改造私塾的过程中，各地贯彻执行了党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政策，团结私塾先生共同办学，并帮助私塾解决教材，免费提供《七七报》等，很受私塾师生的欢迎。孝感县改造私塾的大致做法是:

(一) 把边区制定的《教育实施办法》印发给私塾参考执行，以此为私塾的教育方针。中育。

(二) 免费为私塾提供统编教材，尤其是国语课本。

(三) 对私塾的教学情况进行检査，了解学生、家长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私塾先生共同研究解决。

(四) 召开私塾先生会议，征求意见，改进领导工作。向私塾先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根据地斗争的大好形势，鼓励私塾先生为抗战出力，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多做贡献。

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如同关心中、小学一样地关心私塾的改造和师生的进步。京山县政领导机关把边区印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小册子发给私塾师生学习，组织师生开展读报活动，还经常派出党政军干部到私塾教唱抗日歌曲。

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孝感在基本区内改良私塾40多所；随南为120所。

二、冬学运动

鄂中各县政府在开办中、小学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的同时，广泛开展冬学运动，对成年人进行普及文化的业余教育。

鄂中的冬学运动始于1940年，1941年后大发展，1943年和1944年形成高潮。各县普遍成立起由教育行政人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学校教师参加的冬学运动委员会，邀请中、小学教师及乡间知识分子任教，号召鼓励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参加学习。

开办冬学的时间，一般从当年的11月到第二年春耕前。学制大体分为三种，即

(一)全日制，冬季农闲期间全天学习;

(二)半日制，每日学习半天;

(三)夜校，利用晚上时间办学。

冬学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政治教育、生产运动和文化识字运动。三项任务紧密相连，以识字教育为中心，通过识字进行政治教育，开展生产运动。所用教材主要采用小学课本和《七七报》，讲时事，讲形势，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和任务，揭露敌伪罪行，讲解“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汉奸”等名词，以提高入学者的政治常识和思想觉悟。

京钟南地区，在冬学运动中学习推广陕甘宁边区的夏陶然教学法，对于农民学员针对其主要担负的农活进行分类，分别编组因人施教，收到显著的效果。如对于纺纱织布和做家务的妇女分别编组学习。纺纱织布的的妇女，运用所学到的科学知识改革织布机和生产技术，变双手抛梭织布为单手抛梭，提高工效两倍。群众高兴地说:“打仗学习搞生产，抗战胜利不畏难。”对青年农民学员，主要结合识字教育讲授生产知识，宣传民兵工作的意义，互助合作的好处，讲解反特防奸方面的知识。

京钟县教育科科员、新民中学教师石明先生，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深入到大洪庙、邓刘台、杨家湾、雨霖庙及六合乡的傅家坡、王家冲等地开办冬学，还经常到南山地区巡回讲课，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称赞。

随南洛阳区在洛阳店、九口堰等地还相继开办起识字站10多处。其中洛阳店街口的识字站由私塾先生王度材负责，挂起识字牌，对过往行人教认“共产党”、“新四军”“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等词语，既可认字又丰富了群众的政治常识。

在冬学运动中，又兴起常年性的妇女识字班和青年识字班。尤其从封建枷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妇女，学习热情更为高涨，有的在睡梦中还背通课文:“你是农人，我是工人，大家都是入，应该平等。”

冬学，识字班除进行上述教育外，还教唱抗日歌曲《我们在大洪山上》《送郎参军歌》、《放脚歌》、《民族革命起高潮》等，寓教于乐，深为群众所欢迎。

几年来，鄂中的冬学运动发展很快;效果也比较好。据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冬京钟、安应(包括天汉)一带的冬学有3000所，学员亿万人。

经过几年冬学或识字班学习，一般农民大都能认识五六百字;有的多达一千字，能读懂《七七报》，写简单的文章，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生产技能，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三、文化宣传工作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鄂中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文化生活日趋活跃。各县、区陆续建立起民众俱乐部、图书馆、教育馆等文化机构，并组织起业余宣传队、文化工作队或剧团。中心集镇还设有综合性的民众教育馆，利用节假日和纪念日组织演出地方戏、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划彩船，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和宣传活动。

1941年前后，安北工委组织民间艺人黄晓霞、谈福堂等办起安北民间艺人剧团，配合中心工作到各地巡回演出。工委书记汪立波常到剧团了解情况，要求剧团通过演出，宣传抗日、揭露敌伪的罪行，鼓舞群众的斗志。汪立波还曾为剧团编写活报剧《伪军哗变》。

1944年，应城县委领导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所组成的“应城抗日青年文化促进会①”多方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应城城关、武汉等敌占区的青年建立通讯联系，赠寄报刊，邀请中、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来根据地访问参观等，取得显著成功，被誉为活动在应城湖区的一支“学生兵”。

注释：①应城抗日青年文化促进会，由应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蔡坚任主任，樊作刚副主任，万达道、蔡国宁、李梓泉、张学骞等人为委员，会员近40人。1945年初改为“学生工作团”。

全1942年8月，鄂中军分区成立后，设有文艺宣传队。它和五师楚剧队以及边区实验小学的巡回教育宣传队，时常到鄂中根据地的各县巡回演出。各宣传队、剧团所演出的节目大都取材于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如大鼓词《周志坚三打孝感城》、《东条求救西特勒》小调《伪军月下叹五更》等，这些节目有的是歌颂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有的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外强中干的本质，有的展现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痛苦心情。还有的节目是“旧瓶子装新酒”，如经过改编的《新苏三起解》、《打渔杀家》等，通过揭露不平，歌须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正直善良、敢于反抗邪恶的思想品质从广义方面鼓舞军民的抗日斗争。

与文化宣传工作者并肩战斗的另一支力量是民间艺人。他们结合自己对抗日战争和对根据地建设的认识而创作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如1941年至1943年期间产生的《放牛歌词》、《红缨枪歌》《独木不成林》歌等，生动地表达了根据地的妇女和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保卫家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展生产过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群众斗争生活的写照。它一经产生便广为传唱，与专业文化宣传工作者创作的歌曲相互辉映，形成了群众性的斑斓多彩的文艺，促进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发展。

报刊，是鼓舞军民斗志、与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的重要武器。鄂中地委建立后，办有《白兆山建设》、《鄂中通讯》;应城县委主办《民众报》《战斗生活》;安应县农救会办有《槎山通讯》《安应农民报》等。边区的《七七报》和《挺进报》长期在鄂中出版发行。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办报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深入水利工地和战场采访，甚至在火线办报，及时地报导抗日军民的斗争，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揭露故伪罪行，从而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医疗卫生事业

鄂中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五师和二军分区在鄂中建立的军医院和医疗所。1941年4月五师又在姚家冲临时医疗站的基础上创办起敌后医院。姚德芬任院长，周兰任政治指导员。1942年春迁至安陆、云梦、孝感三县交界处的高家察，进一步扩大整编，改由孙光珠任院长，王国信任指导员。下设两个医疗所和一个干部医疗所。各所下设若干医疗点。同年鄂中军分区成立，设卫生科，乔明志任科长。1943年根据五师首长的指示，敌后医院和信南医院的番号撤销，合并组建第二军分区(即鄂中分区)兵站医院，乔明志兼任院长，张晖任政治委员。院部先后驻邱家湾、大邱湾、高家寨、严祠、赵家大湾等地。下设四个医疗所和一个看护训练队。第一所为干部医疗所，驻院部附近村庄，主要收治营以上干部和少数连级重伤员及产妇;第二所为重伤员医疗所，驻云梦北部;第三所为轻伤员医疗所，驻安陆东北部;第四所驻信南。叶筠、黄一鸣、朱文华、薛蔓峰、曾星六等人，曾分别担任各所所长或政治指导员。看护训练队随同院部迁驻，姚德芬任队长，负责培训新生力量，以补充医院和部队的看护人员，每期30人左右，学制为4至6个月。

为解决医药奇缺的困难，分区卫生科设制药所。他们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生产药物，对于满足战地外科手术和医治常见病之需，起到了必要的补充和保障作用。

有各医院在收治伤病员的同时，还积极为群众服务，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如五师敌后医院搬到高家寨后，遇到霍乱天花两种恶性传染病流行该院及时对群众开放门诊，五师首长还拔出1万元经费用于给群众治病、防疫，很快便扑灭了传染病，使许多生命垂危的群众得以恢复健康。鄂中军分区兵站医院免费为驻地附近的群众诊病、接生，每年达2000人次以上。

鄂中的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对于根据地内的西医和民间中医采取教育、改造政策，对于来自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医护人员给予充分尊重和信任，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共同为抗日军民服务。因此，缺医少药的局面逐渐扭转。随着全面建设的发展。根据地内基本上形成以部队医院为骨干的医疗卫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