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战略反攻打下经济基础
1944年，先涝后旱，灾害迭至。为了抗灾救灾，加强农业建设，打下战略反攻前的经济基础，鄂中地委、专署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带领广大军民开展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大生产运动。京安县委为了修建夹河堤，1943年冬便成立了修堤指挥部，县委书记朱正传担任指挥长，提出要“把修夹河堤当做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战的一件大事来抓”，并组织县、区武装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警戒敌人，保卫工地。为了解决占压士地和合理负担等问题，指挥部和县政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有的田少而又被占压的农户，由政府从公田中予以调剂;或动员开明地主士绅按出部分田地，补给被占压的农户。对堤工的负担则按受益亩数确定，由县政府统一印制“修提田赋券”，每户完成一个工发给一张券。完不成任务的则按欠工数出款，超额完成的凭多得的券领款。并从人少田多的户中收取部分钱，做修堤的机动费用这个规定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因而调动了大群众的积极性，加快了工程进度。经过广大军民奋战一冬春，修起一条高3米，底宽7米、顶宽2米的北起肖廖、南至李家庙;西起辛家榨，东到胡姚曾家河的长达24华里的大堤，实现了群众多年的愿望。人们把这条堤称为“金饭碗”、“救民堤”。夹河堤的修建曾受到边区领导的称赞: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只会向群众要。要学习京安县委多为人民办好事。各地在兴修水利中，注意到严把工程质量关。对修堤筑坝要求做到“基宽、堤高、身厚、土紧”;开挖塘堰修建涵闸等，要求做到“深挖、夯实、牢固”，并注意维修。应城境内杨家河到西河口的漳河堤，黄金口到周心垸的堤防，年年修补，加固险段。抗战时期从未发生过溃堤决口的事，从而使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使生产得到发展。这一年，安应地区所修的些水利，一直在发挥效益，至今当地的群众还在称颂抗日政府的德政。
鄂中各地的党政机关，为了进一步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农民群众，根据自愿的原则，广泛开展换工互助，帮助群众组成不同形式的换工队，互助组。一般以村为单位，10至20户一组(队)，大的湾子分成2至3组(队)。农忙换工生产，调剂耕牛、农具、劳力的余缺，遇有自然灾害则集体劳动。秋季抗早中，安应地区组织160多乘水车，车水翻山抢数黄谷，夺得了好收成。应城农救会组织河港区和岗地区开展大协作。组织河港区的农民到岗地区去车水灌田抗旱，使旱情严重的一、三两个区获得好收成。河港地区的二、四、五区也获得丰收。为了加强对粮食的管理，各地建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制止奸商哄抬粮价，严禁粮食外流。并由政府出面，组织群众到敌占区和国统区购运粮食;组织受灾区与非受灾区的粮食调剂。受灾较重的应城、云梦、孝(感)三区等，曾到丰收或非受灾的天汉、汉孝破、孝(感)五区、信罗边等地购买口粮和种籽，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充分体现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各地互相支援的革命精神。
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利用工余或战斗的间隙时间开荒种地，砍柴捕鱼，恫养鸡鸭，榨油打豆腐等，广开生产门路。地县机关干部较普遍地开展了“一斗田”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扩展到区乡，均取得了好成绩。1944年，鄂中地委、专署和部队，基本上达到了蔬菜、柴炭自给，粮食自给或部分自给。1945年，安应齐仲区党政机关干部种水稻50亩，收谷2万多斤，开了一个粉房，养猪100多头，达到了全部自给有余。
以抗灾救灾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生产、合作社经济以及财政税收等各项工作，从而为准备战略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深人开展减租减息，掀起农民运动新高潮
鄂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开展了三、四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较为普遍地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其中，安应、云梦等县的减租减息，开展得尤为普遍，所取得的成绩亦大。据1943年安应30个乡的统计，共减租20672石，受益户达16282户。其中有6个乡共退押金1861980元，有2207户受益。但由于斗争尖锐复杂，在局部地区，尤其是游击区和边缘区，也还存在着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的地主对减租减息观望等待，更有甚者，抗拒政府的法令，对农民进行威胁。有的佃户心存顾虑，怕减租减息后地主逼他退佃。于是出现了减租减息不彻底，或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对此，鄂中地委、专署，根据边区关于在反“扫荡”间隙和秋收季节，按照基本区、游击区、边缘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大胆放手地开展群众运动，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精神，部署了1944年的减租减息工作。首先教育干部要学习和掌握政府的法令，学会与地主做合法斗争的本领;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减租减息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嗣后各县根据专署的部署召开农救会、农民代表会、個农会等，发动农民群众对顽固的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揭露他们抗拒减租的违法行为。部中地委、专署将“组大”工作试点的槎山乡，同时也作为减租减息的试点乡。将抽调去的地、县干部组成工作队，先后由王良、左铭、易齐若等带领，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宣传政府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法令。并办了有2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减租减息学习班，以培训提高骨干。在试点期间，边区行署主席许子威、鄂中地委书记文敏生等，先后到槎山乡检查指导工作。槎山试点工作队在充分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对1944年的减租提出了三项办法:
（一）改过去的由地主报租或单方估租为看成定租。秋收时组成由农救会干部、群众代表和开明地主参加的评租小组，下到田间，根据收成的好坏当场定租。这样做公平合理，群众满意，地主也没话说。
(二)改麦租为谷租。过去地主收麦租，农民交租后所剩无几，生活没保障。改为谷租后，秋收时交谷，不仅免去了麦荒之苦，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发展生产。
(三)改靠政府和工作人员减租为“黄泥巴腿”自己出头减租，对抗拒政府法令和明减暗不减的地主展开说理斗争。同时号召群众按规定交租交息。这三项规定在《槎山通讯》、《安应农救报》上发表，使全县减租减息搞得比较彻底。
安应县的减租减息运动，曾发生过两起有趣的斗争。一是寿山区的毛仁山、马胜武等，为收麦租与佃户到县政府打官司。县参议员石木三表示:减租减息没有明文规定要取消麦租，交麦租是这一带的历史习惯。按照民法，“法律无明文规定者依习惯”，据此不应取消麦租。县农救会副会长熊子万据理反驳:“习惯有好有坏，不好习惯就要改。佃农交了麦租家里无粮，手里无钱，秋季生产怎么搞?而地主收了麦租就可以放债收息，农民又要向地主借债还息。致令石木三和告状的地主哑口无言，而农民则兴高采烈。二是周余家冲的地主周遗直，鉴于其拥护抗战，几年前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在减租减息中表面上也拥护，但却在和下里扬言:“我是边区参议员，法令是我定的，以后新四军走了，我们还要共事，现在还是不翻脸为好。”并威胁佃户:“政府有法令，保障佃权，没有规定保障庄房。”要佃户退回所居住的庄房。农救会对其破坏减租减息的行为进行说理斗争后，《七七报》社的美术干部武石还给周遗直画了一幅漫画一个边区参议员的衣袋里装着一本写上“法令”的小册子。周遗直见此，感到很馗尬，向群众和农数会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在减租减息中，安陆、云梦等县从实际出发，把过去的冲田泡田高的租额降低，经过充分的工作，使地主把该减而未减的麦租和押金，退还了佃户。对于退押金中产生的“几个拳头一齐来”的过激做法，也及时地予以制止纠正。由于正确地执行既减租减息，也交租交息，使佃户和地主都得到了一定的利益。群众反映，这一年的减租减息，比哪一年都好。秋后交公粮时，许多地方的群众开展交粮竞赛，看谁交得好，交得快，交得多。安应县多数乡、保在几天内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为了表彰安应县的工作成绩，边区要他们派一名代表去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各解放区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同年11月，鄂豫边区在礼南的姚家山召开了农救代表大会。会上，郑位三作了《迎接天亮》的报告，陈少敏作了《一年来农教工作总结》报告，吴祖贻作了《秋收减租总结)报告，大会提出斗争口号“要造成根据地内农民的优势，要克服经济困难，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反攻的经济基础，要迎接反攻以前农民运动新高潮。＂大会精神在鄂中根据地传达后，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发展生产、支前作战和准备战略反攻的积极性。以此为起点，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发展到又一个新阶段。
三、收复白兆山、扩大根据地
白兆山地区曾一度为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国民党顽军侵占后，便勾结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敌伪军残害白兆山地区的抗日干部及群众。他们奸淫掳掠，抓丁拉夫，强征粮款，无所不为。边区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时，随南代表即向大会宣读了《为民请愿书》，控诉曹勖等顾军勾结敌伪残害群众的罪行，要求边区派主力部队惩治顽军，收复白兆山。有鉴于此，为牵制日军对豫西、鄂北战役(3月间发起)的增兵，李先念于4月8日率领3000主力部队从大悟山出发，进军应北、随南，并于12日在寿山召开收复白兆山动员大会。13日，三十七团和鄂中分区及五分区部队，在应北、随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直插顽军中心区，一举攻克顽军设于洛阳店之新屋湾的指挥部，生俘顽别动队少将支队长刘玉明以下官兵600余众。驻扎于环潭的顽军第七游击纵队怆惶而逃。白兆山根据地遂告恢复。
为扩大战果，鄂中军分区部队和信应随地方武装配合十三旅之一部，于5月1日围攻国民党应山县长谢浩所盘据的吴家大店。谢浩凭坚固的赛墙带领土顽冯雀子大队的4个中队和王楚卿部的千余人枪顽抗。顽军一二八师和八十五师分别自随县境内派出部队增援谢浩。趁顽军援兵未到之机，围察部队发起猛烈攻击，顽军弃寨逃走。追歼中，击毙顽中队长李正昌，科长汪森以下官兵100余人。谢浩与冯雀子率残部逃进高城(随县境内)。鄂中分区等部队乘胜而进，复克高城，且收复了岩子河、殷家畈、三家湾等地。
6月5日，顽军集结重兵，“围剿”白兆山。鉴于兵力众寡悬殊其他地方的战事也正在进行，五师部队主动撤离白兆山。白兆山虽得而复失，但在收复的过程中打击了顽军的气焰，扩大了一部分根据地。
四、集训部队，加强兵工生产
1945年春，战斗依然频繁，日军继续对根据地实行“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乘机制造“磨擦”，向根据地进犯。鄂中地委、军分区在继续领导全区军民反“扫荡”反“磨擦”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抓紧战斗间隙时间对部队和县、区武装进行小型的短期集训，积极作好战略反攻准备，参照五师十三旅在1945年春季练兵运动中整训部队的经验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集训时间一般为10天左右。军事训练部队以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为主，重在提高三大技术;干部重在总结实战经验，提高指挥水平。政治训练重在教育，干部的教育重点为反对军阀主义、调解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发扬民主作风等;对战士则着重进行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再教育。这次集训针对性强，紧密结合实践进行练兵，时间虽短却收到明显成效。
根据地军民所使用的武器弹药，基本上都是从敌伪顽军手中夺取的，少量为自己生产制造。随者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兵工生产得到相应发展。
鄂中根据地的兵工建设，早在鄂中特委领导的“应抗”时期便建立有修械所。嗣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五师相继在京山和孝感境内设军械处(后改为五师军械广)与兵工厂。1944年，五师设在孝感的兵工厂发展到600多名工人。
鄂中军分区建立后，在安应的刘新店、孙历家店一带创建了以修理枪械为主的兵工厂，这时的兵工厂无固定厂房，流动生产。敌情严重时，便随着部队转移，甚至迁到敌据点附近的村庄，凭借着群众的掩护和统战关系继续生产。兵工厂的设备和器材主要是通过爱国商人或利用两面政权的关系到敌占区采购的，有的钢铁材料是发动群众收集的。随着生产的扩大，兵工队伍发展到100人左右。工厂除继续担任修理任务外，主要是制造小型炮弹、炸弹、枪榴弹等。枪榴弹威力较大，又便于携带，深受部队欢迎。抗战进入战略反攻后，鄂中的兵工生产发展到新阶段。1945年春五师召开兵工会议，交流兵工生产技术与经验，布置各军分区兵エ厂生产拉火弹和地雷。鄂中军分区兵工厂所制造的拉火弹和地雷爆炸性能好，杀伤力较大。用于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五、深人开展敌伪工作
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是鄂中军民坚持抗战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42年初，鄂中地委成立敌伪工作部(简称敌工部)，先由五师敌工部部长林滔兼任部长;半年后林滔回五师工作，由地委社会部部长黄民伟兼任。1943年信应地委撤销，建立中共信应中心县委，划归鄂中地委管辖，原在信应地委工作的钱鸽卿调任鄂中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在地委建立敌伪工作部的同时，各县委将原敌工科改建为敌工部。
敌工部的工作范围广泛。重点是分化瓦解敌军，争取敌伪反正，并配合部队和有关部门开展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林滔任地委敌工部部长期间，曾带领五师反战同盟支部的数名成员直接对日军开展工作，还窃听敌人的电话，获取情报掌握敌情。此后，鄂中地委敌工部一直与反战同盟支部保持联系。1944年6月，该支部支部长坂谷义次郎到应城执行任务，不幸被日军宪兵队捕俘。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直至英勇牺牲。坂谷义次郎的战友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愈加英勇战斗，使更多的日军士兵投奔到中国人民的抗战阵营中来。1945年，鄂中军分区成立日军反战同盟支部，进一步加强了对日军的工作。反战同盟支部在我抗日政府和根据地军民的支持配合下，对日军开展阵前喊话，到碉堡前唱哀婉的《思乡曲》，编写日文宣传品，散发到日军营房中去，以揭露日本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日本士兵站出来和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当局的侵略战争，或放下武器回国与亲人团聚。还将宣传品和边区通行证邮寄到日军士兵们手中。每逢日本节日则赠寄慰问袋，袋内装有慰问信及日本士兵爱吃的食品。从而不断激起日本士兵的厌战和思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对于伪军则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宣传教育，并为其指明出路，不要为虎作伥，要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通过工作，大都收到一定效果。应城的伪军，应山马坪伪军，安陆巡店伪中队长谢指梁部等，其反动行径均有所收敛。云梦敌工部集中力量对伪保安团长安靖华开展工作，效果更为明显。该部平时为害乡里较少，在夜袭伍洛寺战斗中始终保持中立，使伪三师师部陷于无授之境地，从而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为加强重点地区的工作，黄民伟还先后将张溪枫、柳志华派往安应和汉孝破。张溪枫到安应后任第三区区委书记，与驻洑水港的伪军中队长建立起联系，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安应县委书记胡山重视敌伪工作，与敌工部长邹亚农等一起争取曹勖部中队长李修儒参加抗日。李修儒即投弃抗日阵营，任京安特三区区长。进而又通过李修儒收编了活动在平汉路沿线的“李麻子”的游杂武装。收编后，李麻子曾多次带手枪队侦察敌情，从广水敌军械库中，窃取枪支弹药。
汉孝陂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长饶民太，时常带人出没于孝感城关骚扰敌人，并将手枪队的小队长饶子奎和乡长李方清分别安插在伪宪兵队长郭发鼎和伪十三师某营长身边当副官，开展瓦解敌例土兵和争取敌例人员反正的工作。继而又巧妙地利用敌伪内部矛盾，致使伪孝感县法院将郭发鼎逮捕法办，押送武汉处置。
敌人在遭到一系列失败后，发出无可奈何的哀鸣，驻应山马坪敌宜抚班给文敏生写信称云:“皇军哪里去，四军哪里存。山能养虎，虎大伤人”。黄民伟代文敏生给敌人回信，阐明形势，历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后又严正指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中国绝不会有好下场。日军下层士兵只有和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当局所发动的侵略战争オ有出路，才有利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六、反特锄奸，加强城市工作
随着抗战胜利的逼近，敌特和国民党特务愈加猖獗。国民党五战区别动队(武装特务)潜入边区根据地大肆破坏，其他特务组织加紧与敌伪勾结，“狙击重要分子”，推行“特殊恐怖政策”，“潜入内部构成有力细胞”，扩大所谓“自首运动”。针对这种情况，五师司令部和政治部在1945年6月发布紧急命令:全体指战员和全边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反特锄奸，“彻底揭露国民党的这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罪恶行为”，“防止反共派间谍人员的活动，并切实加紧侦察警戒，以防突然袭击。对于一切造谣及扰乱地方秩序的特务活动，严厉予以制裁。”鄂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将反特锄奸作为“巩固党，巩固革命武装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在加紧侦察警戒的同时开展反特坦白运动，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反特防奸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宣传李先念就此所作的五项保证：
(一)坦白后不杀头；
(二)坦白后不登报，不公开卖公会学；
(三)坦白后愿留在我军工作者，不降低原职;分配适当工作;
(四)坦白后要求回国民党统治区者，给予路费，护送出境;
(五)坦白后愿留我军工作，但担心在国统区家属的安全，或要求将家属接来边区者，我军当设法协助。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与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一些特务和奸细分子主动交待其活动，得到了宽大处理。对于五战区别动队和其他死硬特务分子，则予以严厉打击。但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以假投降来搞破坏。如孝感县城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宪兵带一不良女子做掩护，诈装投诚，企图对鄂中根据地的领导机关进行破坏，鄂中地委敌工部的人员及时识破此特务的真面目，将其逮捕。在押往五师政治部的途中适逢敌人“扫荡”，在其企图逃跑时予以处决。
在反特锄奸斗争中，根据地的情报工作日益加强，情报系统日骤完善。安应县在平林市、虎乳乡派驻情报人员，在铁石墩设情报站。应城县的长江埠等地也设有情报站。汉孝陂县在三军台、毛陈渡、陈庙集、塘口一线开辟有地下交通线由第一区区长魏锦堂兼任交通站站长，以城关的新宴酒楼为中心联络点，指挥收集和传递情报。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汉孝陂情报站一直设到靠近武汉的姑嫂树。及时掌握敌伪动态，获取情报，提供利用，有力地配合了各方面的斗争。1945年春，中共中央与美军总部协议，驻华美军十四航空队派观察组进驻大悟山，与五师建立起统战关系。鄂中情报系统通过五师将有关情报提供给美军十四航空队观察组，有效地提高了美机轰炸应山、应城及平汉路沿线守敌的驻地、机场、仓库等军事目标的命中率，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此间，亦即在1944年6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相继发出关于城市工作和积极开展铁路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有两大任务，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靠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另一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根据边区党委所做出的相应部署，鄂中地委在1945年初成立城市工作部，由黄民伟兼任部长。随后，各县委均成立城市工作部。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工作和文通要道工作。
1944年8月，边区成立平汉路工作委员会，要求平汉路沿线的鄂中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协助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举办铁路工人训练班，在广大铁路工人和伪铁路保安队人员中宜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敌人的罪行以及国民党铁路破坏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提高了铁路员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此外还收集敌人情报，截获敌人军用物资，作好反攻的准备。
在城市工作方面，汉孝陂所做出的成绩尤为显著。工作范围从孝感城关一直扩大到敌人古领的武汉。社会部长饶民太曾利用关系派柳志华去汉口开设“汉丰粮行”。柳志华到汉后争取团结孝感籍的五洲药房孙季布店的老板开展工作，并结交武汉军特部情报组组长陈汉卿，获取了大量情报，购置根据地及五师所急需的药械、布匹、办公用品等物资。柳志华还先后派陈金宗、张钟等人打入某伪保安团、伪湖北省警察局、伪武汉警备司令部等敌之要害部门，相继争取90多名伪军和19名伪警察反正;在伪宪兵十二团的方仲在伪武汉警备司令部机要秘书刘先云等人的帮助下，获取到伪宪兵十二团及其所属便衣队名单，伪武汉三镇机关人员、退役军官、保长及部分特务名单，敌军驻武汉三镇部队兵员、武器装备明细表，敌警、宪特、暗探名单以及敌人所掌握的100余进步学生名单。在对敌斗争和保护进步力量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