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紧邻工业重镇武汉，交通便利，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孝感的工商业者，分布城关及农村各重镇，分别从事矿藏开采、食品加工、服装加工、铁铜木竹器具加工、建筑、搬运等行业。这些工商行业中的雇工、店员、产业工人、码头搬运工、挑夫、轿夫等苦力构成孝感工人阶级的基础。

孝感无产阶级最早诞生在应城矿区。应城石膏矿藏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发现的。最早在团山一带开采，后来逐渐扩展。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在应城西北方圆二三十里范围内，以北山的王家庙、中山的潘家集、下山的龙王集三个集镇为中心，在地下和地面向四周延伸，既采膏又制盐，一洞二用。熬棚晒水台星罗棋布，兰板堆积如山。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里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膏盐矿区，仅石膏年产量就有4万多吨，远销国内外。

矿区制盐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的。石膏开采以后，人们发现膏洞中的水很咸，熬煮后便成为盐。近百年来，每逢战争年代，交通受阻，海盐断销，应盐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超过了石膏。最盛时期年产量达60万担，销往湘、鄂、皖等省30余县。

自从膏盐矿开采以后，孝感无产阶级就诞生了。应城矿区的工人大都是应城县及其邻县的破产农民。

应城矿区丰富的膏盐资源，都被地主资产阶级霸为已有。全矿区有资本家50余家，70多对矿洞，108个制盐厂，多数的资本家占有膏洞一对，较大的资本家占有二三对到七八对，最大的资本家韩诚记，占有膏洞20对。随着矿区大规模的开采，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矿区工人增加到28000人。其中膏洞工人约有8000人，制盐工人10000人左右，钻井工人、机械工人2000余人。此外，还有运输工人和船民等约8000人。这些工人大多数是本地贫苦农民和从应山(今广水)、安陆、随县(今随州)等地逃荒来的灾民，有的则是资本家到外省、外县拐骗和收买来的童工。总之，随着膏盐矿藏的开采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被推进苦难的深渊。官僚、地主、资本家用极其凶狠残暴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从而使这一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土地，成为工人们受苦受难的活地狱。

矿区资本家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韩家坝的资本家韩诚记在县城和矿区都盖了楼房别墅，建造了占地10余亩的庄园，供他家男女老少寻欢作乐。其女儿出嫁时，乐队、马队、轿夫、挑夫几百人抬着陪嫁的绫罗绸缎、衣柜箱笼和鸡鸭鱼肉等摆了几里路长。出嫁前后还每天大摆筵席100多桌，给几百名陪送者每人“红包钱”5块银元。资本家蒋富记在城西花园庙专修了一座别墅，修建了一条专用公路，供他带着大、小姨太太逍遥玩乐。资本家蒋恩德在汉口占有整个吉星里的房产，住在高楼大厦里，专门雇请两个年轻奶妈，挤奶他喝。

应城膏盐矿区工人在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投资小，获利大，把他们经营的膏洞不仅打得矮小狭窄，而且十分粗糙，更谈不上安装通风设备。锤工干活时，只能是赤身裸体侧身坐在洞里干活，结果都被折磨成“歪屁股”，走路时成一摆一摇的畸形姿态。特别是童工拖着100多斤的石膏跪在地上爬，膝盖被磨得鲜血直流，许多天真活泼的孩子，因受不了这种折磨而惨死。盐水工由于身体长期泡在咸水坑里，身上的肉腐烂后，竟一块块地往下掉。制盐工站在灶台上操作，烫死烫伤的事经常发生，在夹堰堤的盐棚里，一个姓陈的工人有病不能休息，资本家强迫他上工，结果头昏眼黑，掉进盐锅里烫死了。

矿工不仅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而且毫无休息的权力，劳动时间长得惊人。资本家要牟取暴利，又不愿多雇工人，强迫工人在矿井里长时间劳动，一下矿井少则是四五个月，有的竟长达八个月也不能出洞休息，有个叫蔡瘌痢的锤工，下井几个月，也不能出洞。他实在受不了，咬紧牙关用斧头把右脚的大拇指砍掉，想从此可以免除下洞之苦。可是，残忍的资本家却十分凶狠地说：“你把脚砍了就让你出洞吗?砍了右边的还有左边的，越砍越不让你出洞。”

工人在膏洞里夜以继日地干着沉重的活，而资本家每天只给他们吃两顿饭。饭常常是霉米糙米做的，菜是霉腌菜和烂萝卜等，饭莱量也少得可怜，工人们根本吃不饱。工人们往往是百余人挤在一个破草棚里，棚里没有床铺，只垫着几张破芦席。每逢严冬，工人冻得无法栖身，只好把猫、狗唤来暖脚。工人们常常被强迫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活。1908年，北山新昌膏洞内排水渠道未修好，资本家便强逼工人开工，结果膏洞被水淹没，淹死了43名工人。1917年7月，北山坟头嘴膏洞里已发现有“穿水”的征兆，但资本家韩清安竟指使“商团”威逼工人下洞继续干活。洞下果然“穿水”，韩清安不但不组织抢救，反而把洞口封闭，结果83名工人全部被淹死。20年代初，狗齿林膏洞“穿水”，资本家张玉山砍断吊车缆绳，不让工人出洞，结果淹死了300多人。

工人工资极其微薄。膏洞每个锤工能月产石膏8吨，价值银元40元，但得到的工钱却难以糊口。拖工、抬工、棚工、机工等工种的工人，工钱更少。资本家还常欺骗工人，以“石膏销路不好”、“卖石膏的钱还没有收到”等为借口，拖欠工人的工钱，而自己却把这浸透着工人血汗的银元拿去买田经商，挥霍浪费。有个姓余的工人，在膏洞里干了一年，结果分文没见，到了寒冬腊月，没有棉袄棉被，活活被冻死了。

矿区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建立了反动武装“保卫商团”，还雇用了一伙恶棍、打手，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酷刑，如“花样鞭”、“跑马射箭”、“猴子观灯”、“腌盐蛋”、“过火油山”、“活剥皮”、“放羊吃草”、“游四门”、“披麻戴孝”、“树上吊人”、活埋等10余种。资本家企图采用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镇压工人的反抗，驱使工人为他们卖命。

在矿区，许多工人遭受这些酷刑的折磨而惨死，含冤九泉。拖工罗毛被资本家打手周金山先后用竹皮鞭、牛筋鞭、钢丝鞭(即花样鞭)轮番抽打至死。12岁的刘农和因拖膏动作慢了些，资本家就把他赤身裸体地绑在巷道，用油灯(即“过火油山”)活活灼烧至死。芦元义的弟弟因不能干活，要求出洞休息，资本家就用鞭子打得他浑身鲜血淋淋，然后把盐水泼在他身上(即“腌盐蛋”)，顿时他痛得乱翻乱滚，没多久，就活活地痛死了。工人梁想生在洞里一连干了几个月的活，他想多休息一天，资本家便用扁担把他打得半死不活，最后被仍进废渣堆里活埋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城矿区工人自发组织起来，英勇地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早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武汉席卷湖北时，应城矿区工人和农民数百名，在陈七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占领应南重镇——黄家滩，惩办了那里的地主豪绅，封锁了交通要道，给应城的满清官吏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急忙调集清兵，突袭包围黄家滩，陈七率起义者毫不畏惧，扼守要道，英勇抗击。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清兵配合地主反动派烧杀掳掠，血洗黄家滩，起义者的妻儿100多人，全部惨遭杀害。

应城矿区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矿工雷么领导的暴动。雷么原是应山县的穷苦农民，逃荒来到应城矿区，充当抬工。在那低矮昏暗潮湿污秽的膏洞里，他度过了数不清的苦难岁月，受尽了把头的欺压和鞭笞。有一次还被外国神父抓到天主教堂里毒打。这一切，教育了雷么，在这吃人的社会里，除了斗争，再没有穷人的出路。于是，雷么秘密地串联了许么等一批工人，回到应山，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发动和组织近1000名农民举行起义，雷么率领起义军，打州过县，开仓济贫，严惩土豪，为民除害。这支起义军到达应城矿区后，对地主、资本家坚决惩处，毫不留情。他们惩办了恶霸地主熊大瞎子和资本家郭万财等一批吸血鬼，并抓走了矿区天主教堂的梅神甫。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被抓走，吓坏了应城的反动统治者。他们诚惶诚恐地派人谈判，愿出一万大洋赎取。可是，起义的工农群众哪能饶恕这个恶贯满盈的“神甫”，最后送他见了“上帝”。

但是，雷么的起义军，也正如过去许多的农民起义军一样，由于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失败了。人民在饥寒交迫之中，盼望着革命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