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的影响

1918年11月，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而成为27个战胜国之一。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把持会议的几个强国的拒绝。在帝国主义操纵下，会议悍然决定由日本接管战败国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北京政府竟指使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国民共愤。5月4日，北京大学等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冲破当局阻挠，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第二天，北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25000名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在街头举行爱国演讲，从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孝感籍在北京求学的青年学生刘仁静、李骏、赵保民等直接参加了这场运动。后来，刘仁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秋，刘仁静在参加党的一大后，绕道杭州转回应城。他一到家乡，就约见李本孚等好友，畅谈国内外形势，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寻求当代青年的出路。同时，他还下乡调查，并将农村调查的情况，与恽代英通信联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的声援，得到了广大工人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许多大中城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到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也蔓延到湖北，蔓延到孝感。

在湖北，率先响应的是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李书渠等领导的武汉学生界。6月1日，武汉近6000名学生实行同盟罢课，并冲向街头游行演讲。反动军警竟大打出手，对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共殴伤学生38人，逮捕学生数十人，制造了六一惨案。各校被迫提前放假。被迫提前放假回乡的大中学生，把这场爱国运动延伸到省内各地。孝感籍的学生亦把五四的火种带回了孝感。

二、孝感县的露天演讲团

6月初，北京学生代表抵鄂，向武汉学生介绍五四运动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传播火种。当时在武昌法政学校读书的孝感城关人李华愕（又名李辉伯）找到代表中孝感人肖幼儒详细听取了有关五四运动的情况介绍后，随即告假返孝。时逢在武汉豫州恒绸布店工作的爱国青年徐庶恩也回到孝感进行爱国宣传。李、徐二人一同串联了与之相好的杨文学、丁松如、龙宝瑞、张惠吉、叶家芬、肖曙晨、彰永年、王慰苍、龙子献、周孚先、刘郁文、王庆寿、王帮贞、王帮义等20多人，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开展的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民主运动，激起了这群青年火一般的爱国热情。

6月15日，李华愕召集爱国青年在汪公池水龙局（消防队）开会，成立了露天演讲团，推李华愕为团长，徐庶恩为副团长，其余与会者为团员，在孝感开展了五四运动宣传活动，还由龙子献执笔起草了《告孝感父老兄弟姐妹书》，呼吁同胞们以北京青年学生为楷模，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次日，露天演讲团三五人一组，在孝感的街头巷尾进行演讲，散发传单。他们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引起了听讲的群众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的无比愤怒。通过几天的广泛宣传，孝感县城内各校师生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店员和商人也行动起来，有的在街头贴出告示：“不售日货”，有一些爱国商人主动焚毁日货。大家汇集街头，高呼“打倒列强，抵制洋货，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乡亲们被这种富有爱国真情的演讲所感染，与演讲团成员一起高呼革命口号。演讲团还深入到朋兴、毛陈、陡岗、三汊、花园等集镇演讲，把爱国运动的火种引向农村。不久，武汉《公论日报》发表消息，报道孝感青年掀起五四爱国热潮的实况。《公论日报》发表的文章，更鼓舞了孝感各界人民。

三、安陆县的爱国学潮

位于安陆县城的安陆汉东中学学生萧道仁、萧道忠等，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组建了安陆学生自治会，提出“废除二十一条”、“保卫国权”、“收回青岛”、“抵制仇货”等反帝口号，并在学生中教唱爱国歌曲。

在汉东中学的影响下，安陆县立高等小学、北乡的鹤山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也起来响应，一齐上街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北正街时，冲击了由英国人开办的“正大煤油公司”，公司职员闻讯逃走后，学生们查封了这家公司。

武汉六一惨案发生不久，在武昌私立政法学校读书的安陆籍学生朱益吾，受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指派，回到了安陆。朱益吾很快与安陆学生自治会会长钱羽、副会长褚少良等取得了联系，组织起一批学生到安陆各集镇宣讲。每到一集镇，就向当地驻军和民众讲述“山东外交失败”的情形，号召“凡我国民万万不可漠不关心，当视危局而不救”。当时报纸上报道他们的演说，使“各兵士聆其言论皆为之感动，痛诋省垣军警摧残之是非”。

安陆学生联合会联系各校师生召开大会，介绍六一惨案的真实情况，会上，学联为了更深入地开展爱国活动，成立了秘书、宣传、检查3个组，秘书组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组负责宣传，检查组负责检查、处理洋货。随即组织6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学生列队上街后，以乐队前导，自制的横幅上写着“抵制日货，还我河山”8个大字，学生每人手持彩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勿忘国耻”、“还我河山”、“支援湖南对日经济绝交”、“惩办六一惨案的罪魁祸首”等标语口号。游行队伍还在各街口搭台演讲，历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维护中国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由于学生们的演讲情真意切，听了演讲的群众很受感染，一些市民为之泪下。

检查组则每天组织学生上街，并请商会派员协助，检查登记各商家日货。当时，存日货较多的商号有刘祥发、赵美玉、明德昌、明寿昌等数家，日货中布匹有平光呢、哔叽呢、蓝鸡白布、彩球白布、蝶牌斜纹布、棒布、毛线呢等；杂货有油光纸、鱿鱼、硬顶草帽、黄纹皮鞋、九边雨淋伞、仁丹等。这些日货一经查出，便统统运到教场堆集，然后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当众焚烧。焚烧前，先由爱国人士监督清点，后由学联人员点燃。

学生的行动，引起了官府和奸商的反对。7月中旬，一商人向学校宣称：“县城商界自有组织，请学校今后不要干预商务！”学生们听后，十分气愤，200名学生冒雨列队进入其家，进行质询。该商人自知理亏，无言以对，越墙而逃。反动县长刘世鳌为了尽快扑灭安陆学生的爱国怒火，依仗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指令，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宣布解散学联，令学校提前放假。学校当局被迫动员学生回校。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遂告中断。

9月1日，汉东中学开学，“四县一州”的学生带着行李来到学校。此时，学校老校长魏匡国以“包庇过激分子，干预政治，扰乱商场”等罪名被教育当局撤职；支持学联的教师，也大都遭到辞退。新任校长刘超之是省教育厅委任的，他从武汉高师带来的一帮教师，都是胡适的信徒。他们要学生埋头读书，少谈主义，不问国事，妄想把学生引入歧途。同学们在钱羽、褚少良等组织下，于10月上旬开始发动驱逐刘超之活动，要求改革校政。学生们一面向省教育厅长路孝植请愿，一面与刘超之斗争。刘超之利用亲戚朋友关系，以升学、做官为诱饵，收买学生，分裂革命队伍。结果，学生被分成以钱羽、褚少良为首的“驱刘派”和以游文杰、卓守金为首的“拥刘派”。同时，刘超之还收买码头帮会组织中的封建把头，驱使一部分工人来镇压学生运动。10月下旬的一天，码头帮会的20余人，手持扁担、抬杠，随拥刘派学生，打进学校，驱刘派学生被迫离校。一天下午，离校同学由钱羽、褚少良带领，在西门太白楼集合，打回学校，却被码头工人和拥刘派学生拒之校门外，并遭到他们的毒打，有10多人受伤。

学生们发现决定双方胜负的力量是码头工人，为争取他们站在革命学生一边，学生们分成若干组，深入到码头工人家庭，访贫问苦，宣传救亡，揭露奸商和县长刘世鳌的罪行，使受蒙蔽的工人们提高了觉悟，表示不再充当他们的打手，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此后，学联再次组织学生回校斗争。当学生冲进学校时，失去码头工人支持的刘超之翻墙逃走。几天后，县长刘世鳌派军警将汉东中学包围，捕押学生20多人。革命学生联名向省教育厅写信，强烈要求革除刘超之的职务。因省教育厅是支持刘的，故下达批文袒护刘。革命学生没有妥协，他们在学联领导下，整队进入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押学生，保障学生有爱国活动自由权利，敦促刘世鳌出堂答复。刘被迫出来与学生见面。通过斗争，被关押的学生全部获释；被开除的学生，校方全部收回。斗争取得胜利。

放假回到汉川、应城、云梦等县的学生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爱国宣传活动。

慑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湖北督军署被迫释放被捕学生，解除了直接制造惨案的警务处长职务，查办残害学生的保安队长，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对赢得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