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孝感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一、马克思主义在孝感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就传入中国,但在湖北地区的广泛传播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

湖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有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成为湖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董必武、陈潭秋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2月,恽代英等11人创办了利群书社,经销各种新思潮书刊。这些书刊中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马克斯〈资本论〉入门》、《新潮》、《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解放与改造》等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利群书社成为武汉地区乃至长江中上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影响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就在恽代英等人创办利群书社的同时,董必武等人也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而积极筹办私立武汉中学。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建立。陈潭秋等人相继应聘任教。学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引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和《向导》、《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每周评论》等刊物。陈潭秋经常对学生说:“如果我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到路”。武汉中学成为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吸引着湖北地区的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求学。后来这些师生中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成为职业革命家。

在孝感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主要是在武汉等大城市求学的孝感籍青年学生。他们在学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在武汉中学供职的孝感籍人阳协陶和进步学生张书田,深受董必武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们积极参加各种读书会、讨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各种社会调查,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二区晴川中学孝感籍进步学生丁超群、丁润石、乐继韶、丁家宝、杨玉清等人,在革命思想的激励下,积极创办了《时事评论》等进步刊物,勇敢地针砭时政,揭露黑暗,探寻真理,对晴川中学学生尤其是孝感籍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大风大浪的搏击中,他们的革命觉悟也大为提高。丁超群加入中国共产党,乐继韶、丁家宝也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考入北京大学的丁润石,与同乡同学胡瑾堂、张立民创办《孝感新刊》,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时政,探寻兴帮改革之路,经过斗争的考验,丁润石、胡瑾堂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一师学生汤经畬、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生颜光弟、晴川中学学生王自强等亦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统计,1921年7月前后,在武汉中学、汉阳晴川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武昌中华大学等学校读书的孝感籍青年学生就有数十名;1921年至1922年有近十名孝感籍优秀青年在武汉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回乡的机会,在家乡开展平民教育活动,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教授进步文化知识结合起来。

孝感县的暑假补习学校、青年读书会、青年协进会和《铎》杂志。1923年夏,就读于武汉高师的郭述申(即郭树勋,1922年5月经同乡李国琛介绍加入了青年团,后由团转党)及旁听生胡锡奎携带进步刊物返乡,串联其他返乡度假的屠义田等进步学生,四方奔走,八方呼号,终于争取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创办了孝感暑期学校。学校自1923年成立至1926年共办4期,入校学生达数百人。为了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专在汉口《江声日报》副刊上开辟半版版面作为“校刊”,积极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宣传科学与民主。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补习的同时,鲜明地反对封建教育,提倡学以致用。学校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学生关门读死书,反对不问政治的学风,组织学校师生参加爱国运动,投身政治斗争。1925年5月,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掀起了反帝浪潮。6月,郭述申、胡锡奎以补习学校200名师生为骨干,组织上千群众,举行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宪司街经过天灯街到达大东门,向着英国教堂涌去。一路上“打倒帝国主义”、“声援五卅惨案的受害者”、“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此起彼伏。当游行队伍行抵教堂门口时,郭述申、胡锡奎停止前进,一边挥舞拳头,一边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街上观看的市民,也情不自禁地高唱:“快快团结起来,快快团结起来,齐奋斗!齐奋斗!”吓得英国牧师惊恐万状,紧闭大门,龟缩于教堂。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揭开了孝感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新的一页。

1923年至1924年间,在武汉测绘局工作的孝感籍进步青年张自(张必先),每逢假日回家乡毛陈渡,携带《新青年》、《向导》进步刊物,组织毛陈渡及附近的青年胡敦五、张乐情、张道性、胡韵轩、陈菊轩等人在一起共同学习革命刊物,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使许多青年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

1924年11月,在武汉读书的乐继韶、刘仁柏、丁超群、丁家宝等人陆续返回孝感,在北部农村发动进步青年卫祖圣、张伟松、林竹如、黄友如、邹玉堂、陈文华、李威、丁家稀、郭少仪、邹谦山、朱维山、许敬容、左申池、冷鹤皋等人成立孝感青年协进会,组织大家阅读革命书刊,探求革命道理,并深入群众之中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使不少人成为孝感大革命时期民主运动的骨干和领导者。

1925年底,共产党员郭述申联络青年刘光汉、李嘉海、屠义方、杨玉清、胡锡奎等在汉孝感籍学生,在武昌牙厘局街(荆南街)孝感旅省同乡会馆成立旅鄂孝感同学会,并于1926年1月创办会刊《澴铎》。《澴铎》旗帜鲜明,勇于公开自己的办刊宗旨。“当着澴城暮气沉沉,全县满布了乌烟瘴气的时候,那透体玲珑的《澴铎》也应具有改造环境的特性,与征服故乡一切恶劣的可能!”遵循这一宗旨,他们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孝感教育的腐败”,控诉了“强盗”的官吏,鞭鞑了“妓女式的劣绅”,激励人民“制造我们理想中的新孝感”。《澴铎》为孝感人民树起了一面反抗封建制度的旗帜。先进知识分子在孝感传播马列主义,不仅开创了五四运动后孝感的新文化运动,而且为大革命时期的孝感人民革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安陆县的工人夜校。1923年冬,董必武派黄安(今红安)籍学生王健、安陆人周继英等,到黄安开办平民学校,宣传新思想,周继英在黄安八里湾陈家田创办了启人小学,教贫苦农民识字,启发农民觉悟。1924年,周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董必武回黄安检查工作,建立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并决定把一批党团骨干输送到教育战线,利用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周继英奉命回到安陆,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校长。

周继英回到安陆后,白天在小学任教,晚上开办工人夜校,一边教工人学文化,一边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他说:穷人受苦不是“八字”注定,而是社会黑暗造成的,什么上帝,什么耶稣,都是骗人的偶像,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吃人的旧社会。当时在安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赵家棚张家洼人张文炳。张文炳于1913年9月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与当时在校任教的董必武开始交往。1918年7月,张文炳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并留校担任附小教员。1921年,他经同学介绍,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学习《现代社会学》、《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等书,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25年夏,已加入共产党的张文炳,以湖北省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赵家棚,先后发展了侯润生、徐子忠、侯光发、徐林安等积极分子入党,并在大鹤山、槎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应城县的服务团、平民学校。1923年,从北京、武汉等地回到应城的学生赵保民、李本孚等,在巡检司街上的富贵寺内,创办了应城的第一所贫民学校。他们教穷苦人的孩子读书识字,还给学生们宣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军阀统治的残暴腐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下,先后投入到革命的洪流。

1924年暑假,从北京和武汉回乡度假的青年学生金泽霖、赵保民、万作霖等人创办应城服务团。他们开办阅览室,组织大批青年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深入到各乡镇学校中举行报告会、讲演会;公演生动活泼、内容新颖的文明戏,宣传反帝、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思想,反映当时劳动人民对革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汉川县的全人小学、济人小学。南河渡位于汉川南隅,是一个商贾云集、热闹繁华的渡口。渡口附近的观音泉建有一所私塾学校。这里的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这里执教的王平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毅然外出求学,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进步团体“人社”。在董必武的教诲下,王平章勤读《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著作,热心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王平章在“人社”负责发行《武汉学联》、《武汉星期评论》、《湖北青年》等进步书刊和革命宣传品,假期回乡时就带上这些进步书刊给观音泉私塾学校的师生阅读,向他们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势和经验,鼓励学生结合斗争实际学习理论,到农村去向农民灌输“要救中国只有走苏联道路”的道理。学生会从成立那天起,实际上成了一个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

1923年寒假,王平章遵照老师董必武的旨意,回家乡创办学校以传播革命火种。担山(今庙头)王氏家族最大,王平章在族中辈分较高,出外求学前又教过私塾多年,因此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这次回家,他到族里向头面人物提出办学的倡议,立即得到赞同与支持。学校经费通过族田收入和群众捐助解决,学生免费入学。教员由王平章负责从同学中聘请。热心公益事业、有组织才干的王仁轩担任校长,花行老板王仁恕为名誉校长。学校命名为全人小学,征求董必武同意后请中华大学进步教授、国学大师黄侃题写校名。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翌年9月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大会上,王平章讲:“全人就是要求学生成为品质完备、道德高尚的人,成为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栋梁之材。”全人小学遵循这个办学宗旨,一反尊孔读经的作法,设置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教唱《照耀人间闪赤光》的校歌,新文化、新思想的春风吹进了担山。

学校开办不久,就受到以王保山、王垂昆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挑战。他们在群众中造谣污蔑,说什么“将来学生都会被他们骗走的!”乡民们一时受蒙骗,不愿将子女送来入学。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经过研究,学校决定采取提高教学质量,赠送书籍等措施,以赢得乡民的信赖与拥戴。这一措施果然灵验,没有多久,入学学生逐渐多起来了,后来多得难以收容。随后,王平章又在瑞鹤洲(今杂姓台)帮助当地人士办起了济人小学,由胡家珍任校长。这两所学校后来成为汉川县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培养人才的摇篮,中共汉川组织的发祥地。

大悟山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大悟山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去武汉、信阳等城市读书后返乡的本地青年。当时先后到武汉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等学校读书的有张书田、宁积堂、李树珍、谢甫生、吴绍镒、胡光瑜、韩亚侯、刘家练、梁立标、田道生等50多人,到郑州、开封、信阳等城市读书的有郑新民、王士俊等20多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在学校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宁积堂、胡光瑜、谢甫生、吴绍镒、韩亚候等都曾参加五四运动。通过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一些进步青年逐渐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张书田、宁积堂、李树珍等于1922年至1924年相继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共产党员张书田遵照董必武“这次回到家乡,一定要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起来革命”的指示,受命返乡。是年夏天,经数月奔波、宣传、动员,汪洋店南庙书声朗朗,这就是张书田举办的第一所平民学校。白天教少年儿童读书,夜晚教青年农民识字。张书田充分利用这一阵地,在汪洋店地区传播革命思想,用形象生动的事实阐述革命道理。一天夜晚,农民学校油灯闪亮,人济满堂。大家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张书田讲课。张书田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窮”字。接下来他指着“窮”字说:这个字上首有“穴”字,是土室、岩洞的意思;左下有“身”字,是指人的身体;右下有“弓”字,是指弓着腰。说到这里张书田加重了语气:“地是我们开,屋是我们盖,为什么穷人还弓着腰住在岩洞里呢?这就是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像岩洞上的巨石,压在我们头上,使我们伸不直腰,喘不过气,生活不下去。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农民兄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掀掉头上的这块巨石,推翻压迫阶级,我们才能昂起头,挺直腰,过上幸福的日子。”农民听着,回味着,思考着……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革命道理沁入他们的心田。

1923年夏,宁积堂、李树珍也由武汉回到家乡夏店,先后在李家咀、钱家塆、严家塆当教书先生。他们除了白天教学生,晚上办夜校,还时常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最初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就是宁积堂到他做工的制陶窑棚中讲给他听的。他还从宁积堂那里借阅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他毅然投身革命。

1924年夏,谢甫生从武汉回到夏店,在谢家塆和泡桐树店分别举行报告会,向当地20多位青年宣传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息,听讲的人深受鼓舞。之后他们组织自学小组,秘密传阅从武汉带回的进步书刊。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农会骨干,其中谢祥军锻炼成为优秀的红军干部。

1925年春,吴绍镒由武昌高师附中返回四姑墩,以办文化补习班的形式,向当地青年宣传五四运动以及全国和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动员大家做热血青年,献身革命事业。

此外,从武汉和信阳等地返回家乡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还有罗山宣化店(今属大悟县)一带的郑新民、王士俊、郑新洲,刘集沙河店一带的刘家练、梁立标、韩亚侯、陈泽川,河口的魏亮生、阳平口的戴远章等等。

一批批由城市返乡的进步青年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孝感大地播下了种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二、中共汉川特支的建立及汉川党组织的发展

孝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诞生在汉川县。 汉川与武汉毗连,政治敏感性极强。群众中流传的“上午的汉口,下午的汉川”的说法,就是指只要省城稍有动静汉川就会有所反映。早在1911年10月10日,梁钟汉等人就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率领一千多义军攻打并占领汉川县城。五四运动后,汉川的青年学生又相继起来变革现实,积极参与中共汉川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从理论上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建立工农联盟。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工人、农民群众中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分子为党员,建立党的工人、农民支部。根据党的四大精神,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在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行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决定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将党的工作重点从武汉等大城市转向外县农村,将集中在武汉的党员干部派赴各县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使湖北各地农村党组织迅速发展。

1925年暑期,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指派在汉川全人小学教书的共产党员刘子谷(1924年秋在武昌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汉川建立党的组织。刘子谷和教员魏人镜(1924年秋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丁觉群(共产党员)商定将全人小学作为建党的基地,并很快在学校发展了王仁轩、王礼钦、何子素、何克复、鲍喜清、尹先海等人入党,于是年8月经中共武汉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汉川县特别支部。刘子谷任特支书记兼做农运工作,马俊三负责组织工作,魏人镜负责宣传工作。这是汉川县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也是孝感地区的第一个中共组织。

特支成立后,抓紧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担山、瑞鹤洲、榔头、邱子垴、杨林沟、城隍港、县城等7个党小组,组长分别是王仁轩、鲍喜清、张培善、尹先海、杨其祥、王仁杰、刘玉山。刘玉山原是个做毛笔的工人,这时在县城开夫妻笔店,店号“刘万魁”。后来,他的笔店成了汉川党组织的联络站。不久,分水嘴、南河渡、系马口、养鱼铺都陆续建立了党小组,田二河、刘家隔等地也有联络人。至1926年2月以后,特支下辖9个党支部和3个党小组。

在建党的同时,刘子谷等人还注意抓了共青团员、国民党员的发展工作,并建立了团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在成立团组织时,团地委派卢春山来汉川指导工作。至于国民党的组织,属半公开性质的。为完成国民革命,充实左派力量,汉川特支大力协助发展国民党组织。在县城是张素吾负责,在担山、瑞鹤洲、南河渡一带由丁觉群和何硕甫负责。国民党的活动,一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那时,共产党员把共产党称“大学”,共青团称“中学”国民党为“小学”。用英文称呼,那就是C.P、C.Y、KMT。这些称呼,全国都是一致的。汉川特支对比较进步的学校教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变革现实的愿望,敢于斗争,就先介绍参加国民党,通过一段斗争考验,表现好的就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对青年学生,首先是组织他们参加读书会,阅读《中国青年》或《向导》,然后让其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表现积极肯干的就吸收入团;对于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一般按照他们的年龄大小和革命要求,直接吸收入团或入党。入团入党的仪式是举手宣誓。

这年底,马俊三到武汉汇报汉川建党情况时,陈潭秋决定在汉川成立县委。随后,刘子谷、马俊三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在担山建立了中共汉川县委员会。县委委员有刘子谷、马俊三、魏人镜、丁觉群、王仁轩、杨其祥、程棣华、何子素、张素吾共9人。刘子谷任书记,马俊三负责组织,魏人镜负责宣传,王仁轩负责农运,张素吾因任县教育局长,为搞好上层统战联系,既没有分工,又没有公开身份。县委的成立,除向陈潭秋报告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向党员宣布。因为当时处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之下,中共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在党员和组织之间,只有纵向的联系,不发生横向的联系,除非个别人因工作需要,才介绍发生联系。至于党内具体组织情况,谁负什么责任,有哪些人,只有直接参加的人才知道。县委成立后,将原有的小组改为支部,人数少的地方,仍以小组名义开展工作。县委根据当时省委的要求,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发动青年学生搞宣传教育活动上,遇有什么临时发生的问题,另组织人去工作。

1925年冬,汉川党组织利用五卅反帝运动热潮的影响,在汉川县城举行了一次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圣诞节”这一天,刘子谷率领担山和瑞鹤洲的农民、学生进城,与县城内的学生汇合,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内,分成若干组游行讲演。汉川县的反动势力勾结县政府和驻军,经由肖耀南密令,通缉刘子谷和王平章等人。县府知事曾广源,带领武装突然袭击全人小学、济人小学,把全人小学名誉校长王仁恕、校长王仁轩逮捕,并将学生的课本和作业,包括日记本全部抄搜了。因没有抓到刘子谷,敌人逮捕了刘子谷的父亲刘茂盛。汉川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26年10月,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迅速派出一批特派员和巡视员指导各县的工作,将国共合作发展到基层。许多县的党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组织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中共湖北区委派汪涤源到汉川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中共汉川县部委成立,汪涤源任部委书记。

三、中共孝感地方组织的普遍建立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根据党的四大精神,安排武汉的一批党员干部,赴全省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大悟山区党组织的建立。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张书田按照中共武汉地委的指示,从他兴办的农民学校的学员中物色先进分子,秘密发展邱光美、辜志新、冷国桢、张兴训、邓文孝等人加入共产党,创建了中共孝感县汪洋店支部,张书田任支部书记。这是孝感县的第一个党组织。支部建立后,除了继续办平民学校,还筹建了一个花鼓戏班子,由共产党员辜志新、冷国桢负责。他们利用戏班巡回各乡村唱戏的便利条件,秘密向贫苦农民宣传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等内容,还利用戏班流动的特点,去外地做革命联络工作。1926年至1927年,他们先后三次巡回演出到黄安县(今红安县)北乡七里坪、檀树岗等地,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秘密接上了关系,从此互相往来不断。

1925年,宣化店一带的郑新民、王士俊、郑新洲在河南开封、信阳市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返回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发动工作。1926年夏秋,他们先后吸收郑作吾、郑墨林、李清白、甘元景、甘永耕、张宏良、张宏照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郑新民任支部书记。这是罗山县乡村中组建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为了集会和联络方便,他们选择宣化店东南的一座山峰——东峰庵为基地,买了几十只山羊,以共产党员李清白(对外的身份是东峰庵的和尚)为主,办了个牧羊场,既吸引附近的农民参观,趁机会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又使党员们开会有了隐蔽的场所。

1925年秋,共产党员梁立标(1925年在武汉入党)从武汉归来,在大余家、汪寺庙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串党”。1926年9月上旬,共产党员刘家练亦从武汉返回家乡与李洪义、曹静安在夏店葫芦潭创办学校,秘密“串党”。经梁立标、刘家练串联发动,先后加入中共的有梁明智、梁明朗、黄汉章、曹静安等人,并于同年10月在夏店葫芦潭建立党支部,刘家练为支部书记。这是黄陂北乡最早的党组织。支部建立后,他们继续坚持在沙河店、梁家垱子和金鼓等地办平民学校,同时深入到20多所制作陶器的作坊,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党组织创建时期,由于当时没有大悟县的建制,几个支部分别隶属于孝感、罗山、黄陂县委或特别支部领导,各自按照上级的指示,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秘密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深受黑暗统治之苦的手工工人和贫苦农民开始觉醒,逐步聚集在党组织周围,为即将到来的农民运动高潮播下了更多的火种。

孝感县党组织的建立。1925年1月,阳协陶亦受董必武委派,回到家乡大小悟山地区,以行医作掩护,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先后秘密发展了汪松乔、叶开容、汪世云、胡国才等十余人入党,创建了大小悟山党支部,阳协陶任支部书记。

1926年春,共产党员、省农运特派员吴光谟(黄陂人)受组织委派,化名武炎生,以游学为业来到孝感卫店、花园一带,以孝感青年协进会为名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后发展了卫祖圣、邹世英、黄绍雄、张仲华、刘仁柏、彭怀训等人入党。创建了中共刘家营党支部,支部书记卫祖圣。后来,随着党员人数增多,支部下面又设两个党小组,第一党小组组长张仲华,第二党小组组长邹世英;党小组每隔5至7天开一次小组会议,每月一次支部会,要求党员深入群众进行发动,以扩大队伍,壮大组织。这个支部是孝感县早期比较健全的一个支部。

同时,省一师学生,“跨党”党员汤经畬受董必武委派,以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家乡孝感县城,以姑父李念田家为联络点,积极开展筹组国民党孝感县党部和中共孝感县级党组织的工作。先后秘密发展刘纪堂、刘纪云、屠义介、胡义明、胡必善、刘绍初、丁守中等人入党,并于8月创建了孝感城内党支部,支部负责人刘纪堂。

同年7月,武昌文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乐继韶,受党组织委派,返回孝感北乡从事革命宣传发动工作。他将王店、季店、花园连界地区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革命理论,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先后发展了冷鹤皋、蔡少西、林竹如、季礼坦、朱佐芬等6人入党,创建了季店党支部,支部书记冷鹤皋,乐继韶指导全面工作。随后,为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党支部分别派党员到冷家湾、张家竹林、新店、王周家湾等地开办学校,以教书为名,以学校为阵地,秘密、谨慎而又积极地发展组织,使党员增加到17人。

同年夏,共产党员李洞章受党组织委派,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家乡小河溪,发动和组织群众,吸收积极分子张伟松、张金川、刘庆如、姚大春、李勉斋、陈学诚、郭少仪等人入党,10月创建了小河地区党支部,支部书记李洞章。

此外,共产党员颜光弟、丁超群、丁家宝等也先后返孝,分别在龙店、花园等地发展党员,着手创建党的组织;进步青年学生钟伯芬、叶开文、戴远章也分别回到三里城、阳平口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在当地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各地党支部的纷纷建立,为中共孝感县级党组织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并且特别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的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不迅速加强党的组织,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一精神传达后,全国各地开始了大力发展党组织的活动。

孝感各地党支部,根据党的四大决议,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党组织建设。1926年,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革命军所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9月,革命军攻克武汉,军阀吴佩孚败走孝感,妄图挽回败局,坐阵指挥,他一面布置孝感的防务,一面电令河南之敌南下,驰援孝感。

为迎接和配合北伐军进军孝感,各地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了。汤经畬率城内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刻印“欢迎国民革命军进驻孝感!”“打倒罪恶的北洋军阀”等标语,四处张贴。颜光弟则回到北伐军必经之地龙店地区,带领群众开展护路斗争。

由于北伐军的无比威力,军阀吴佩孚胆战心惊,为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他丧心病狂地下令毁坏花园至武胜关之间的铁路交通。得到这一消息,吴光谟、卫祖圣立即带领铁路沿线的工人和王家店、卫家店铁路附近的2000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冲担、铁锹,同欲毁路的敌人展开了护路斗争,终于挫败了吴佩孚的阴谋,保护了平汉线的畅通,保证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9月10日,北伐军进驻孝感,孝感人民舞动着红绿小旗,夹道欢迎北伐军。城乡处处鸣鞭放炮,锣鼓喧天,军民沉浸在喜庆的欢乐气氛之中。随着北伐军的到来,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孝感各地共产党负责人,大部分聚集孝感城关,共商发展孝感民主革命运动事宜。9月下旬,在中共湖北省特派员汤经畬、省农协特派员吴光谟、颜光弟等人指导下,经过充分酝酿,在孝感县城内刘纪堂家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孝感县特别支部,统一领导孝感人民的革命运动。特支书记由汤经畬担任,特支委员有乐继韶、颜光弟、李洞章、卫祖圣、刘纪堂、杨楚珍等人。由中共湖北区委特派员上下联系工作。1927年2月,特支召开了全县党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组织的壮大,5月改中共孝感特支为中共孝感县委。乐继韶任县委书记。此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100余人。

安陆县党组织的建立。1925年夏秋开始,安陆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周继英就在城关卫庙开办工人夜校,一边教授工人学文化,一边秘密宣传革命,发展共产党员,先后培养吸收了卜润卿(女)、李汉诚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安陆县城关支部成立,隶属中共武汉地委和湖北地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安陆的第一个组织。周继英任支部书记。

为了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以策应、支援北伐战争,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安陆建立县一级党组织。1926年8月,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派省特派员杨晓晖等到安陆,帮助丁超群在城关卫庙建立中共安陆县部委员会,丁超群、周继英、侯润生、盛辅卿、明玉书(明则炎)、廖振声(廖大振)6人为委员,丁超群为书记。部委会下辖6个党支部、4个直属小组,分别是:城关支部,书记周继英;巡检司支部,书记廖振声;土桥支部,书记侯光发;会家砦支部,书记徐林安;紫石桥支部,书记侯日朝;栗林湾支部,书记孙德熙,副书记彭仲如;胡氏祠堂小组,组长徐子忠;大赵小组,组长赵正章;萧徐小组,组长徐云甫;另一直属小组是连界棚小组。

云梦县党组织的建立。1926年10月,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同年11月,中共党员姚君卿受中共湖北区委的派遣,到云梦县发动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当月成立了中共云梦县支部,姚君卿任支部书记。

应城县党组织的建立。1924年秋,湖北党组织指派在武汉中学的共产党员万作霖为应城的联络员。万作霖回到应城就到盛家滩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团结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广泛联系工人、农民。党组织经常从武汉给他邮寄革命刊物,他便把《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送给进步学生、教员,秘密传阅、学习,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万作霖还利用一切机会,开展革命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启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救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万作霖在这里组织领导了全县反帝反军阀斗争,使盛家滩这个普通的农村小集镇,一度成为应城革命活动的中心。

1925年7月,中共武汉地委执行委员会派地委委员董必武先后到应城城关和长江埠等地,会见了赵保民、彭铁、金秉衡等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革命一定会胜利”。董必武还向应城的共产党员传达了党的四大决议和湖北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要求他们在发展党员时,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尽快地建立起党的组织和革命的统一战线,积极开展工农运动,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董必武在应城传播马克思主义,及时传达党的指示,为应城党组织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湖北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1926年冬,在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中共应城县支部委员会秘密建立,支部书记李本孚,委员赵保民、盛兰芳、金泽霖等。机关设在城关马坊街附近的儒学内。中共应城支部建立后,及时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到城乡、工矿,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扩大了党的队伍,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做了必要准备。

据统计,到1927年4月,孝感各县已建立党的特支、部委3个,支部27个,党小组9个,共产党员达到1200多人。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省委以下各级组织均按市(县)委、区委、支部、支分部、小组的组织系列改组,孝感、汉川、安陆三县的特支、部委随即改建成党的县委。

孝感各县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在中共孝感地方组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作为后备军的共青团组织也随之创建和发展。

1925年8月,在中共汉川特支成立的同时,共青团汉川县特别支部成立。团特支书记由党特支书记刘子谷兼任。1926年11月,即中共汉川县(部)委成立不久,共青团汉川县(部)委成立。程棣华任团县(部)委书记。

1925年10月,在武汉湖北省立法科大学预科学习的孝感籍学生叶树芳(又名叶邦贞),经同学中共武汉地方组织部长文监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了法大预科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5月,奉共青团湖北区委宣传部长陈潭秋的委派,以中国共青团武昌地委、共青团湖北区委驻孝感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孝感县城,创办孝感青年书店,以推销长江书店书籍为掩护积极联络孝感进步青年,并吸收积极分子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12月,创建共青团孝感县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叶树芳,组织委员武守述,宣传委员胡文蔚。团组织创立后,团员们更是积极行动,开展孝感革命运动,当时的《共青团歌》就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战斗精神。“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子弹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住脚步。要高举着少年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1927年5月,团特支改名为共青团孝感县委员会。叶树芳任团县委书记。

1925年12月,共产党员万作霖在应城县城关建立了共青团应城县特别支部,万作霖任团特支书记。1926年10月团特支改名为共青团应城县(部)委,彭铁任团县(部)委书记。

中共孝感地方组织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与国民党左派并肩战斗,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孝感地区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