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感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宣言包含的政治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若干基本原则趋于一致，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根据中共三大精神，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加快建立国民党湖北地方组织的步伐。1923年12月，董必武在武汉成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备处。1924年4月，董必武主持成立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1925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昌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选举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等11人和国民党左派张国恩、张朗轩、郝绳祖等３人为执行委员，推举董必武为常务委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创建过程中，活跃在孝感地区的共产党员以双重身份走上国民革命第一线，以主要精力发展各县国民党基层组织，建立了孝感各县的革命统一战线。

应城县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及其活动。根据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这就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1925年春，共产党员赵保民开始组建国民党应城县党部。不久，国民党应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湾上镇韩诚记膏园中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国民党应城县党部。大会代表百余人均由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协商选举产生。会场四周还张贴着“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赵保民主持大会并讲话，他宣讲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号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积极组织起来，迎接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选举赵保民等为县党部常务委员。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4月5日，应城县党部组织近万名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在县城火神庙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群情哀痛，“主祭人读祭文时，表现异常沉痛，由于悲哀过甚，读不下去，只好由另外一个人接着读，致使环观者无不动容泪下。”

1925年7月15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任委员长。应城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以后，根据省党部关于建立县以下的区党部的决议，应城县党部迅速委派特派员到各区镇，同回乡的进步学生一道，先后组建各区党部。1926年初，城南区党部建立，接着，长江区党部建立。4月，杨河区党部建立，同时建立杨家河、两河口、古峰寺、巡检司等区分党部。

6月，杨岭区党部建立，并建立汤庙、太平、陈铺等区分党部。8月，黄滩区党部建立，珍珠、赤岸、斋庙等区分党部也同时建立；同月陈河区党部建立，并建立了汪家集、陈家河区分党部。矿区和其他区党部及区分党部也相继建立。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应城已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区党部10余个，区分党部50多个。

孝感县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及其活动。孝感县国民党党部是由共产党协助建立的。1926年9月10日，北伐军进占孝感，随之中共孝感县特别支部成立。为促进民主革命阵线在孝感的迅速形成，经汤经畬、陈含润介绍，颜光弟、卫祖圣、杨楚珍、刘淑静、张伟松、冷鹤皋、张必先等20余人参加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他们积极而主动地同国民党合作，积极筹备县党部建立事宜。9月下旬，在省党部特派员汤经畬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国民党孝感县党部在孝感城内儒学场宣告成立，同时隆重召开了国民党孝感县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汤经畬首先作政治报告和党务报告，接着各代表发言，报告组织创设情况，会议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共同开展孝感工农民主运动问题。最后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孝感县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汤经畬、程含润、乐继韶、唐韵五、李威、杨楚珍、吴光谟、颜光弟、叶树芳、刘淑静、严宗汉等11人组成，除程含润、严宗汉外，其余9人都是共产党员。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程含润被推举为县党部常务委员，总理日常党务工作，并且确定了执行委员会下属机构人选，即组织部部长唐韵五、宣传部部长李威、工人部部长武守述、农民部部长吴光谟、青年部部长叶树芳、妇女部部长杨楚珍、商民部部长严宗汉。代表大会还选举屠义中、李益谦等人为监察委员会委员。汤经畬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指导全面工作。

国民党县党部组建后，即开始废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将县知事公署改为县政府，称知事为县长。对原县署诸吏，除作恶多端不受人民欢迎者外，均通知到职理事。

12月上旬，湖北省党部同意孝感县党部的提请，任命阮英华为县长。同时，按照革命政府的组织法，县政府下设总务股，万国钧为总务股长；原县警察所改为公安局，袁雁提为公安局长；原承审员改为司法委员，夏辉典为司法委员，负责办理刑事案件。随后，党部成员具体分工，分赴四乡，开展各区、乡党部的创设工作。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孝感县以李某言、程含润、乐继韶、武守述4人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1月中旬，国民党孝感县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大会由汤经畬作政治报告、乐继韶作党务报告。大会着重传达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讨论了如何更广泛地开展孝感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会议最后选举产生国民党孝感县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乐继韶、程含润、武守述等1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执委分工：乐继韶为常务委员，总理日常党务工作；程含润为组织部长；丁传文为宣传部长；武守述为工人部长；严宗汉为商民部长；吴光谟为农民部长；叶树芳为青年部长；杨楚珍为妇女部长。会议选举屠义中、李益清、毛良骥等三人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并配备总干事，由王逵担任。汤经畬仍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指导党部的全面工作。第二次党部代表大会后，孝感各区党部先后建立。至1927年4月底，孝感县已建成13个区党部。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日益激烈，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尖锐起来。因此，中共四大作出规定：“要在国民党和其他带政治性的重要团体中，组织我们党的党团。”中共孝感特支鉴于孝感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组建起来的，在国民党县党部和其他团体中都有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且数量不少，决定在国民党和其他团体中暂不建立共产党组织，而是利用即将召开国民党孝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让跨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和各区党部的主要领导工作，以实现对革命运动的领导。

共产党员的积极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分子的高度注意，以阮华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也开始了秘密的联络和帮派活动。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分子、省党部派改组委员梁荫伦（孝感人）与阮华英取得联系后回到孝感，指责国民党孝感县党部是共产党孝感县党部，是反客为主；恶毒攻击孝感县农民运动无法无天，县党部对农民运动包庇纵容。同时阮英华联合国民党极右分子，在县党部及各区安插亲信，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妄图借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篡夺县党部领导权。为打击国民党极右分子的破坏活动，乐继韶等当机立断，在城关三元井主持召开了全县共产党员会议，明确地向全县共产党员指出了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极右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党员大会后，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国民党中间势力，对以梁荫伦、阮英华为首的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不同程度的揭露。3月，县党部在城郊的大沙滩上召开群众大会，乐继韶、汤经畬等人在会上列举了种种事实，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企图控制县党部的阴谋。这些得力措施，保证了国民党孝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4月，国民党孝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由于共产党员的齐心协力，国民党左派的真诚合作，会议通过了清除国民党极右分子、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分子出党部的决议。大会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乐继韶、丁传文、武守述、张自、颜光弟、杨楚珍、刘淑静、朱祖绶、易耀斋、叶树芳当选为执行委员，乐继韶为首席执行委员，总理日常党务工作。组织部长丁传文，宣传部长李威，工人部长张立民，农民部长吴光谟，商民部长张自，妇女部长陈楚珍，副部长刘淑静，青年部长叶树芳。屠义中、李益清、刘耀梅、严宗汉、毛良骥等当选监察委员。会后，县党部又在孝感城南的沙滩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再次声讨了国民党极右分子破坏孝感工农运动、大搞阴谋分裂活动的罪行，从而打击了国民党极右派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广大群众。

随后，国民党县党部按照三大整顿党务的新计划，对基层党部进行了整顿，并根据湖北省党部的通告即“各县设置区党部，大县不过15区，中等县不过11区，小县不过7区”，将各区党部统一整编为14个党部，并委派了负责人。朱祖绶、胡志全、杨绍震、王步清、乐继韶、沈卓仲、丁家宝、胡乐三、刘仁柏等人分别为各区党部负责人，他们均为跨党的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人士。孝感的革命统一战线得到加强，工农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安陆县国民党党部及其活动。1926年9月13日，北伐军鄂军第一师第四团向安陆开进，县保安团望风而逃，安陆得到光复。周继英会同一批教师，以学界名义，召集各界民众数千人，在校场举行欢迎北伐军入城大会。会后民众举着小旗，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游行示威。

10月，在中共安陆县部委的推动和帮助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军营长何霓望、副营长张楚铮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安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周继英任常委，组织部长郭道同、工人部长盛辅卿、农民部长侯润生、宣传部长明玉书、妇女部长卜润卿、青年部长王振宇、商民部长李季远，张楚铮也应邀参与了党部的工作。共产党员张文炳，按照董必武的安排，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兼任县公署教育局长，实际上是县党部的负责人。

大悟山区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及其活动。1927年3月，大悟境内的刘家练参加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结业后被黄陂县党部委任为县党部委员兼北五区巡视员，与梁立标、韩亚侯一起在金鼓大仙庙建立了国民党黄陂县河口区区党部，下分五个区分部。之后，他们又到夏店葫芦潭组建起夏店区区党部，下分六个区分部。据当年春季统计，大悟境内除丰店、姚畈、王店、新府外，党部遍布每个集镇，宣化店、黄陂站、禹王城、四姑墩、河口、金鼓、夏店、新屋畈、芳佳畈、栗林店、阳平口、二郎店、汪洋店、姚家店、东新店、三里城、贺家塆、大新店、双桥镇等地都建立了区党部或分部。每个区党部都有共产党员担负领导工作，但是共产党组织仍保有自己的独立性，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

汉川、云梦二县在北伐军进城后也纷纷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党部。统一战线在孝感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开创了孝感革命的新局面。通过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宣传发动，孝感各阶层的群众被动员起来，各种群团组织纷纷建立，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狂飚席卷孝感大地。

二、孝感工人运动的复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同年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成为中共武汉地方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武汉分部的组织领导下，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掀起高潮。

二七大罢工对孝感的影响。1922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七大罢工。在武汉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孝感地区的工人阶级也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罢工斗争。其中影响和规模较大的是应城矿区万名工人大罢工。

许白昊是二七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帝国主义和军阀残酷地镇压了二七大罢工后，开始通缉大罢工的组织领导者。1923年春，为躲避军阀的追捕，许白昊回到应城。他在家乡的半个月时间里，多次到矿区和乡下了解工人、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宣讲在二七大罢工中铁路工人宁死不屈的英勇事迹，启发穷苦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在应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推动和二七大罢工的影响下，1923年5月，应城矿区万名膏盐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举行了第一次矿区大罢工。

罢工是矿区北山肖家坟工人首先发起的。罢工一开始，矿工们采取有组织的大游行，扩大罢工的影响。游行队伍每到一个膏洞和盐棚，就停下来宣传演讲，揭露矿区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的口号，并号召工人参加罢工斗争。不到一天，工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响应罢工号召。膏洞停了车，盐棚熄了火，整个北山矿区罢工了。成百上千的工人聚集在王家庙开会，高呼口号，威震矿区。膏洞资本家慌了手脚，急忙调集矿区“商团”的百余名反动武装包围会场。工人们不畏强暴，继续开会。资本家见武力威胁无效，于是下令“商团”开枪射击，一名工人当场被打死。矿工们义愤填膺，冲出会场，随即整队到中山、下山游行，控诉资本家血腥镇压罢工的罪行。接着，北、中、下三山的上万名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表示不达目的决不复工。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增加了工人工资。井上工人的工资由每月银元九分增加到一角二分。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罢工胜利以后不久，中共应城地方组织在工人中先后发展邓先柱等一批工人为党员，在工人中相继建立一些秘密的学习小组，通过学习小组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工人们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党在工人群众中逐步扎下了根。

五卅运动与孝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1日，英国水兵在武汉用机枪扫射抗议群众，制造了六一一惨案。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恫吓，湖北人民奋起抗争，迅速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浪潮。武汉工商学界群众15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英强盗”口号，采取了一系列的罢工、罢市、罢课行动。同时，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因势利导，利用学生暑期回乡的机会，将回乡学生组成讲演团、宣传队，分赴各县发动反帝爱国运动。

在汉川县，刘子谷、王平章回县后，迅速串联汉川旅省、旅沪、旅京同学魏人镜、杨其祥、王作正、李良才、陈德森、张菊潜等，开会商议配合国内各大城市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宜，决定在县城召开反帝后援大会。6月下旬，他们在全县组织发动了有工人、农民参加的1万多人的队伍，分五路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和欢乐门聚集县城示威游行。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标语，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游行队伍捣毁了英美烟草公司代销处晏亨记招牌，淋煤油焚烧了晏亨记的洋烟。

在应城县，万作霖在县城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应城后援会。后援会成员分别到乡镇和矿区，揭露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宣讲五卅惨案中中国工人、学生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他们还到码头、关卡检查货物，扣押日、英洋货。在县城火神庙广场召开了由工人、学生、商人等万名群众组成的反帝大会，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万作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应城人民行动起来，抵制日货、英货，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武汉等地的反帝斗争，直至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赶出中国。整个会场群情激愤，“打倒日、英帝国主义”、“为死难的烈士复仇”、“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等口号响彻云霄。大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行至“宝庆源”、“怡和长”布店门前时，愤怒的群众将这两家店囤积的日产布匹全部搬到广场上焚烧。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广州又制造了沙基惨案。英法兵舰和巡捕开枪开炮，打死游行群众50多人，打伤170多人。消息传来，更激起应城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7月初，应城各界人民在县城孔庙举行沙基惨案烈士追悼大会。整个灵堂肃穆悲壮，挽联挂满了庙内的每个角落。与会者极其沉痛地哀悼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决心继承他们的遗志，把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进行到底。

同时，回到孝感县、云梦县、安陆县的学生也组织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反帝斗争。其中郭述申、胡锡奎回到孝感县后，组织孝感县城关工人、学生（郭、胡创办的暑期学校学生）等1000多名群众，举行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大游行。在孝感五卅反帝爱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起着主力军的作用。

孝感县各级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翌年9月，北伐军进占武汉，湖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北伐战争和全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友谊街二号设立办事处，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负责指导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省的工人运动。20日，全总汉口办事处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了工会组织原则和工会工作方针，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全总汉口办事处的领导下，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同日，北伐军进抵孝感，结束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孝感的黑暗统治。从此，孝感工人阶级在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1926年冬，中共孝感县地方组织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积极而主动地在工人中做工作，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培养工运骨干，发展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同时，为真正使工人阶级能有组织地参加群众运动，参照湖北省总工会组织原则和工作方针，决定筹备组建孝感县总工会。12月2日，孝感县总工会在城关刘绍初家中成立，工会主席叶帮贞(又名叶树芳)，执行委员陈银坤，组织部长朱祖寿(又名朱化)，总干事汪松明。县总工会成立后，工会负责人立即分赴孝感各地，组建分工会和行业工会。

工会总干事汪松明利用在城关同各店店员熟悉的关系积极在店员中进行活动，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了孝感县店员总工会。汪松明当选为主席。随后，下设各行业工会亦纷纷成立。布匹工会负责人胡必清、徐业东、施守华、胡友三，厨业工会负责人曾传江，药业工会负责人李天碧、丁文轩，杂货工会负责人陈砚声、冷礼庭，花布工会负责人陈元生、王庆本、熊运生，弹花工会负责人刘志尧，手工业工会负责人鲁祥润，缝纫工会负责人徐伯和、徐定山，理发工会负责人徐光魁，油漆工会负责人徐正哲，园木工会负责人姜方荣，码头搬运工会负责人聂长清，民船工会会长李忠池、丁行云，造船业工会会长石长福。

城关各行业工会的普遍建立，为孝感成立各乡镇成立分工会和各行业工会提供了经验，各地工会组织纷纷组建。年底，汪松明去白沙铺将各店铺店员组织一起，召集大家开会，成立店员工会白沙铺分工会，汪松明兼任主席。接着，他又去肖港，帮助组建了肖港店员工会分会，分会常委丁常振。随后，三汊埠店员也组建了工会，负责人金树楷。同时，叶树芳到花园组建了花园码头工会、厨业工会、药业工会等工会组织。陈银坤到毛陈渡组建了毛陈渡总工会。截至1927年初，孝感城关、白沙、三汊、毛陈、肖港、花园、小河等各重镇均成立了分工会及各行业工会。

工人参加工会后，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很快地行动起来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孝感县总工会和乡镇分工会还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以便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仅仅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而且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农民弟兄及其他革命阶层，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剥削、压迫他们的官僚、老板、工头们发起了勇猛的攻势。

1927年1月，乐继韶、汤经畬等为适应革命需要，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组织了澴城第一次示威大游行。这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数百人的游行大军由叶帮真、郑其杰任指挥，走在前面的是工人运动宣传队，接着是工人纠察队、劳动童子团、积极分子及各行业工会负责人，商联进步人士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手执红绿小旗，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街道两边也张贴了不少的标语。这次游行活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使孝感城关的各店铺老板、行业工头震慑不已，有效地促使搬运、民航、厨业、理发、缝纫诸工会顺利地解决了“劳资纠纷”。

随着工人运动的普遍开展，各地工人觉悟不断提高，工人们纷纷要求总工会及各行业工会向不法商人展开斗争。

1927年3月，汪松明听了三汊埠店员分工会负责人金树楷、宓理经讲述那里的店员工人工资很低、盼望总工会支持他们为增加工资而斗争的汇报后，认为提高工人工资是维护工人的根本利益、提高工人觉悟的好办法，于是答应亲自到三汊埠去解决这一问题。他一到三汊埠立即召开了100多人的店员大会，要当地的店铺老板派代表参加谈判。当时店铺老板们都不说话，以示抗议。汪松明非常生气，厉声地对资方代表说：如果和平谈判解决不了问题，就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资方代表看到工人们一张张愤怒的脸，听到汪松明一句句严厉的话，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说愿意和平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双方达成了提高工人工资的协议：3元的提到6元，6元的提到9元（银元）。店铺老板们在协议上签字后，工人的工资就提起来了。这场斗争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打击了剥削者的威风。

应城县各级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6年春，共产党员段德昌受党组织派遣，到应城矿区开展工人运动。他到矿区后，为了便于接触工人，在丁家岗办了一所工农子弟学校，大量吸收穷苦工人的子弟入学读书。他利用课余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介绍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工人、农民的幸福生活，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一时，“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革命成功，齐欢唱”的雄壮歌声响彻矿区。段德昌白天教书，晚上利用走访学生的机会，到膏洞、盐棚和工人家中，秘密串联工人，召集工人们开会，给他们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和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英勇事迹，鼓励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同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作斗争。在段德昌的发动和领导下，不久，应城矿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丁家岗矿工会正式成立，带领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反剥削的斗争，成为全矿区工会的楷模。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段德昌才离开应城，前往南昌参加武装起义。

湾上镇，是应城膏盐矿区搬运工人聚集的小镇。1926年夏，共产党员金泽霖、陈梧轩来到这里，发动和组织工人，先后建立了应城驮运工会、船民工会和码头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建立，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使工人们的革命斗争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

1926年夏，共产党员彭铁来到矿区，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无比信赖他。他发动工人建立了应城矿区锤工工会、棚工工会、机工工会。同时，在北山、中山、下山矿区组织工人建立了应城矿区北山分工会、中山分工会、下山分工会，至此，应城矿区各基层和各行业工会全部建立。

为了加强对矿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应城党组织决定把矿区的各个工会联合起来，以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1926年8月，矿区工人在全国工人运动的推动和鼓舞下，正式成立了应城矿区工人联合会。

1926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风尘仆仆来到应城膏盐矿区考察工人运动。他深入到工人中了解到“应城的矿工，他们工作二十四小时一班，所得工钱不过一千三百文，一下矿坑十天至五六个月，不得出洞。”他还下到膏洞，亲眼看到“四百多工人，从矿洞里爬出来，头发差不多有二寸长，行路是跛着，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出矿洞。”刘少奇在矿区亲眼目睹了膏盐工人生活极其痛苦的工作现状，也深深地感触到工人心头燃烧的革命烈火。1927年5月，国际性的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刘少奇特向到会的各国代表介绍了他考察应城膏盐矿区的所见所闻，并严正指出：“为谋解除我们的痛苦，唯有向帝国主义进攻，唯有打倒帝国主义。”

刘少奇的矿区之行，鼓舞了应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推动了应城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工会组织从工人较集中的矿区，扩大到县城和集镇。全县工人又相继建立了理发工会、泥木工会、店员工会、熟食工会等行业工会。

在长江埠，先后建立了码头、店员、厨业、铁业、皮业、染业、木业、理发等8个工会。最后，联合各分工会，成立了长江埠八工会，由金秉衡等人负责。

在陈家河、杨家河、黄家滩、盛家滩、巡检司、三合店、杨王岭、潘家集、龙王集等集镇，也陆续建立了店员、熟食等工会。

1927年1月1日，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各县市工会代表共588人参加了会议。应城矿区工人联合会代表李本孚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会议选举刘少奇为省总工会秘书长，通过了重要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总工会应加派特派员到各县指导工作，尤应注意应城等县之工作。”随后，省总工会派特派员常驻应城，具体指导应城的工人运动。

1927年1月26日，应城矿区工人联合会、店员工会、驮运工会、船民工会等工会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应城县总工会筹备处。1月27日，在县党部召开第一次筹备会。2月21日，应城县总工会正式成立。同时为了加强对长江埠工人运动的领导，县总工会决定设立长江埠办事处。不久，县总工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配备枪支数十支，初步建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

应城总工会的建立，使全县工人运动有了公开的领导中心，从而联合并进一步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及时指导各级工会开展新的斗争。

县膏盐管理局是一个专门榨取工人血汗的场所。为了惩治邪恶，以发动群众，县总工会派工人纠察队把其中的首恶分子抓起来，囚禁在北门外的古城台。接着，总工会组织工人召开斗争会，控诉他们的罪行。最后，总工会根据工人群众的要求，把这几个坏人押解到县监狱，并督促县政府从严惩办。县总工会的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热情，他们纷纷起来，揭发斗争那些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资本家。

在矿区，北山工会发动群众在陡河坡祖师庙搭台斗争了作恶多端的资本家及其走狗。在湾上镇，金泽霖领导驮运工会，在西河渡码头斗争了不法资本家韩纯安。资本家彭幼岩在建成湾上至上山矿区的小铁路后，随意解雇工人。为惩罚他，数千名驮运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一夜之间将小铁路的钢轨全部拆毁，还把小火车头砸坏，掀倒在泥塘里。

1927年4月下旬，湖北省总工会第七宣传队在队长陈转运、秘书戴惕安的带领下，到应城矿区和集镇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们宣讲“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责任”、“工农同盟及农、工、商、学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武装工人的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还开展经济调查，了解矿区工会组织的状况，指导工人开展同资本家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斗争。第七宣传队还在矿区凤凰嘴召开工人大会，庆祝五一劳动节。第七宣传队在应城的革命活动，推动了应城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应城总工会发起建立应城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委员会，并把5月23日到5月30日确定为应城纪念五卅运动周。5月23日，纪念五卅运动周举行开幕式，到会群众5000余人。26日，在县城第一小学举行五卅惨案死难烈士追悼会，通过纪念五卅惨案的活动，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无比愤恨，坚定了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27年6月4日，应城总工会在县城开办应城工人学校第一校，代表和学生200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总工会负责人到会讲话，指出工人学校的宗旨是教育工人，让他们学习开展斗争的方法，提高斗争的能力。应城工人学校的开办，为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安陆县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7年2月26日，安陆县总工会在县城北横街成立，总工会下辖布业、船业、码头、店员、香业、打纸、摊担8个分会，另设一支有4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盛辅卿被选举为总工会委员长。

安陆县总工会成立后，把斗争矛头指向不法店主和贪官污吏，总工会明确提出，禁止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保障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位于县城西门的李恒茂杂货店老板李俊卿，虐待学徒，苛刻对待工人，引起众怒。刚成立总工会对李俊卿进行声讨，并将他戴高帽游行示众。县总工会还会同县党部其他部门，成立了清算地方公产委员会，清查了县政府公有资产。

汉川、云梦二县也成立工会组织，并组织工人阶级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孝感各县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三、孝感农村大革命风暴

孝感是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汉川、孝感、安陆等县已秘密成立了一些农民协会组织。1926年１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旋即肃清了鄂东、鄂西的军阀部队，结束了直系军阀对湖北长达10余年的反动统治，为湖北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北省农民协会乘势派出2000多名农运特派员奔赴全省各县开展农民运动，指导发展农协组织。据1927年5月统计，孝感各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农民协会，会员达到30余万人。各级农民协会名义是在各级国民党党部领导之下，实际上共产党人在农民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级国民党部和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人。各级农民协会建立后，积极筹集资金，购置枪支弹药，组建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农协组织和农民武装的普遍建立，推动了农民斗争的空前发展。各级农民协会领导广大农民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猛烈冲击。

汉川县农民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大革命时期，汉川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在全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时广为颂扬的“三黄一川”（即黄梅、黄冈、黄安和汉川）就足以说明汉川的农民运动在全省的知名度。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武汉发生了六一一惨案。在武汉读书的一批汉川青年学生王平章、刘子谷、魏人镜、李良才等，借学校提前放暑假之机，回乡组织反帝斗争。这一年正逢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地主不但不减租，反而囤积谷米，哄抬粮价，逼得农民实在无法生存。这时，继续留在汉川领导革命活动的刘子谷、魏人镜等，为扩大反帝斗争阵线，首先在瑞鹤洲（今杂姓台）、担山（今庙头）一带秘密开展农运宣传，发动农民起来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同地富作斗争。担山农民召集了2000多人的抗租免租大会，议定本年免缴租课，取消黑课、小课和隔年上课。地主慑于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不得不答应农民提出的要求，减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接着，榔头、邱子垴等地也相继取得了减租免租斗争胜利。一个个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县各地，农民从中受到鼓舞，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开展斗争。到1926年春，瑞鹤洲、担山、杨林沟、城隍港、谢家垸等处已公开正式成立农民协会。此外，这些地方还建立农民自卫团1个，团员120多人；青年农民读书社2个，社员60多人；平民夜校7所，学生近300人；消费合作社3个。汉川县知事曾广源受理地主劣绅的指控后，于1926年4月会同驻军查抄了全人、济人两所小学，捕捉校长、董事3人，并行文密缉王平章、刘子谷等7人，致使中共汉川特支和共青团汉川特支被迫停止活动，农民协会和各农民团体也随之停止活动。

1926年10月，中共湖北区委派王涤源到汉川恢复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全人小学校长王仁轩被释放出狱，全县上下掀起大张旗鼓办党部、兴农会的热潮。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恢复和建立起来。11月，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手执红旗，高唱《农民协会成立歌》“天上的星，颗颗稀，莫笑穷人穿破衣；地主军阀命运短，农民协会都成立。要团结要齐心，困龙自有上天梯！”汇集县城，成立汉川县农民协会。大会选举王仁轩为委员长，地点设在县城天主教堂内。到1927年5月，全县建立区农民协会20多个，会员增至10多万人。

为了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县农民协会开办了两期农运训练班，就地培训了116名农民骨干。还选派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农运积极分子、进步青年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教导队、省农民运动训练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深造。创办《工农周刊》，以教育农民，指导农运。建立仲裁委员会和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农民自卫军，由县委书记王自强任总指挥长。

汉川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展了多项活动。一是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农民组织起来后，全县大多数地方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黑课、小课和先上课，废除团保费、月捐费、人头费、壮丁费、购枪费等苛捐杂税，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二是打倒帝国主义，开展反英运动。各区农民协会联合各团体，组织游行队伍，散发传单，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掀起反帝浪潮。1927年1月13日成立汉川县反英运动委员会，声讨英帝国主义者在万县杀死1000余同胞，在团风江面撞沉华轮而淹死400余人，在汉口华界武装杀伤中国民众30余人等祸华罪行，声援全国的反帝运动。反英运动委员会还设立检货委员会和戏剧宣传团，分头到各地检查英货，表演反英剧目，推动反帝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时间，广大群众把英货、日货等洋货视为仇货，自觉起来抵制。分水区农民协会将喻成美、益茂恒等洋商买办的洋货扔到街上，并封门没收，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三是打倒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惩治地痞流氓。汉川襄南地区，臭名昭著的“四之”，即何荐之、李聘之、肖瑞之、刘培之，这四条地头蛇平时沆瀣一气，把持乡政，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农会兴起后，农友们把他们揪出来示众，罚跪、戴高帽游乡，使他们威风扫地。叶集的何谷成是南河地区的大恶霸地主，一向以高地租、高利贷盘剥农民。收租大斗进，放债小斗出，息月加三，群众称这为黑心租、阎王债，对他恨之入骨。南河区农民协会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查封他的房产，打开他的粮仓，强令他退租退息，并押着他戴高帽游乡，向农民低头认罪。杨业区农民协会清算了大土豪、大盐商方贵记的剥削账，上千名农协会员手持刀矛，冲进方家，没收他的浮财。各地群众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根据不同情节进行了惩罚。1927年在全县庆祝三八、五一节的两次万人大会上，先后镇压了黄享美、周末模、肖国襄、周秉玉等土豪劣绅、湖霸、恶棍。未被清算的土豪劣绅，或躲或逃，水乡群众得以安宁。在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农民自卫军屡建功勋。1927年5月26日，第十五区发现便衣匪徒8人，在附近白日抢劫，强奸妇女，该区自卫军闻讯即前往剿灭。汉川巨匪陈金鸿部，自夏斗寅叛变后，嚣张全县上下，县农协委员长王仁轩带领农民自卫军、农运训练班学员、工人纠察队，协同公安局将陈金鸿部一举击溃，使全县民众得以安枕。四是破除封建迷信，没收庙产、族产，开展“十禁”活动。农民运动的怒潮，大大动摇了神权。全县各地庙宇、庵堂里的菩萨神塑像统统被儿童团砸得稀烂。许多祠堂庙宇都成了农会的办公场所或平民学校，神道自然失去了权威。旧有的庙产、族产和柴山、湖水一律收归公有，并将其中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农民协会的“十禁”活动，即禁鸦片、禁牌赌、禁偷盗、禁宗派械斗、禁囤积居奇、禁谷米掺杂发水、禁拐骗妇女、禁虐待童养媳、禁造族谱、禁烧香拜佛做道场，在全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五是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放足剪发。在农民运动中，各地妇女协会组织广大妇女起来参加革命活动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动员妇女求得自身的解放。反对买卖婚姻，反对虐待妇女，号召妇女同男人一样走上社会。当时，在广大妇女中流行着这样一首《放脚歌》：“姐姐妹妹，要把良心问，男和女，女和男，一律是平等。为什么女人脚包得紧又紧，三步难走一尺远就喊脚疼。三尺红绫带，用手来扯断。拿斧头，砍裹脚，砍得稀巴烂。文明鞋儿穿，快把袜子换。两脚向前忙忙走，真正是好看。提左脚，一步走到黄鹤楼；提右脚，一步跨到鹦鹉洲。快快走上革命路，男是英雄女是汉，平等政权。”六是改革旧教育，兴办革命学校。农民运动兴起后，改革私塾，创办小学、平民夜校、儿童识字班等，把教“上大人，孔乙己”改为联系革命实际的内容。当时识字班上的一篇课文《工农齐努力》写道：“工友们手拿斧，农友们手拿犁，大家牵着手，一同去努力，努力向前进，向前去杀敌，我们口中喊的是，打倒压迫我们的万恶资产阶级。”

孝感县农民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5年至1926年春，孝感县还“处在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工作极其困难。”但部分地区经过共产党员的宣传和发动，农民的革命要求愈来愈强烈。为了保护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不致遭到反动势力的打击，各地中共组织负责人采取秘密办法发展农协组织，并开展了一些斗争。

1926年春天，在吴光谟组建的中共刘家营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卫店、南新一带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要求成立自己组织的呼声日高。刘家营地处偏僻，自从吴光谟来此地组建党的组织后，共产党员卫祖圣、刘仁柏、邹世英、吴明志等分头深入群众之中，访贫问苦。共产党员卫祖圣在王店贫苦农民中进行秘密的宣传发动工作，他先在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中进行个别串联，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穷人受压迫、遭剥削的悲惨事实，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地主豪绅展开各种斗争，以求得自身的解放。不少农民在他的耐心帮助下提高了觉悟，消除了害怕心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一支以吴明发、吴明志、邹玉堂、孙义华等人为骨干的核心力量。这支骨干力量在吴光谟、卫祖圣的领导下，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广大贫苦农民很快觉悟了，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他因势利导，领导群众抗捐抗税，减租减息，阻止地主退佣，团结了广大群众，打击了土豪劣绅。同年夏天，王店秘密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农协成立时，会场上挂有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和犁头旗，吴光谟、卫祖圣在会上讲话，号召农民群众男女平等、同心协力，扫除农村封建恶习，向着吃人的旧世界宣战。

同年秋天，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发展孝感南部的革命势力，迎接北伐军的胜利到来，省农协特派员、共产党员颜光弟回到家乡龙店五龙庙，以汤幼龙、汤道忠、张其富、陈昌云、肖木生、周成等人为骨干组建了五龙庙秘密农会。与此同时，张书田在汪洋店，阳协陶在大悟山，李洞章在小河，乐继韶在季店亦开始了秘密农会的筹建工作。

尽管孝感县还处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高压之下，但秘密农协的筹建与发展初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为孝感农民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6年10月，孝感工农民主革命浪潮迅速掀起。区乡农协先后组建，至12月下旬已建成区农协6个，乡农协10余个，其余区乡正在积极筹建之中。各地农协的纷纷建立，为县农协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26年12月9日，在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各区农协会代表齐聚城关，召开了县农协成立预备会，商讨孝感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10月，在省农运特派员吴光谟（化名吴一农）的指导下，正式召开孝感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已建区农协负责人、县党部、县妇女协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此外还有省农协代表2人。大会通过了《告全县农友书》，痛陈了食者不劳、劳者不食的社会病因，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会议选出了丁家运等7人为执行委员、杨耀亭等3人为候补执行季员。推举吴光谟为农协主席、张伟松为秘书，冷鹤皋为总干事。孝感县农民协会的成立，震动了孝感，震慑了土豪劣绅，极大地促进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卫祖圣、邬玉堂、刘希彭、屠准夫、李永耀、徐月峰代表孝感农民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为全省农民运动及时地指明了方向，对孝感的农民运动是一个极大推动。3月18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孝感县作为全省农运最好的县之一，选派卫祖圣、刘理南、李永旭、陈信存、罗本德、徐月峰6人进校学习。后来卫祖圣成为孝感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的地方杰出领导人。至3月底，孝感县已建成区农协10个，乡农协30个，农会会员9.4万人，农民特派员18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区乡农协的普遍建立，急需一批农运骨干。为造就农运干部，县农协召开了第16次执委会，决定开办农运训练班。4月11日召开了农训班筹备会议，决定招收学员30名（每区选送1人），缮宿书籍费用由县农协批拨，期限两个月，考试定于4月26日。5月，农训班于城关三元井正式开学。县农协主席兼训练班校长吴光谟、教导主任张立民在开学典礼上讲话，鼓励学员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把自己锻炼成孝感农运的坚强骨干。1927年6月6日，为适应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县农协在城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农运特派员30人，区农协职员30人，县党部、总工会、妇协、商协及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省巡视员万家佛（孝感人）作了政治报告，省农运特派员兼县农协主席吴光谟作了会务报告，大会主席张道性作了理论报告。7日，万家佛报告农运情形及最近农运策略。8日，在省巡视员监督下，补选刘大伦、李厚才、涂达友、周慎兴4人为县农协执行委员，张道性、陈仲民、胡文蔚为候补执委。会议根据孝感地域辽阔，指挥不灵便、不及时的实际，决定在全县设8个办事处。每处派县农协特派员3人，推举1人为主席，组成办事处委员会，指导各区农运工作。县农协扩大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进了全县的农运工作。至6月下旬，孝感已建成区农协30个，乡农协100余个，农协会员达20万人。

农协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政权组织。但是，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统治孝感的军阀、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团防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实际上掌握了农村一切权力，农村中的各项工作均要通过农协才能贯彻执行。农协也就成为“乡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农民以当家人的身份，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农村开展了一场农协专政的伟大革命运动。

组建农民自卫军。农民自卫军是农协镇压反革命、保卫农民运动胜利发展的主要工具，县农协成立后，积极筹集资金，赴武汉购置枪支弹药；接管全县团防武装，组建了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卫祖圣，队长武伸暄。随后，各区农协亦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至1927年6月，全县农民自卫军达500余人，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县农协利用这支武装，先后捉拿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丁兰田、李少渠、汤子吉等人并摧毁了他们的武装，惩治了一些对抗农会、继续作恶的豪绅地主，保证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

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根据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县党部迅速成立了孝感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委员会由党部执委乐继韶、县长阮英华、县农协主席吴光谟、县总工会主席叶树芳、县店员总工会主席汪松明、县妇协副主席刘淑静及县司法委员夏辉典7人组成。临时革命法庭积极着手受理各区乡呈送的土劣案件。县农民自卫军遵令迅速将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抓获归案。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于5月7日，开庭公审并处决了横行城乡的屠寿增、汤子吉、钟松桥及恶僧李长元“四大金刚”，8月又枪毙惯匪5人。人民群众闻之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经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批准，各区也镇压了一批地主阶级的首恶分子，其中有龙店的梁鼎臣，白沙的张润生、郝家庙的张相庭等20余人，为农民伸了冤，雪了耻。

戴高帽游斗土豪劣绅。1927年4月29日，孝感北乡的大公会、义重会、保和会、南山会、尊道会等地万余农民，手执红旗，肩扛刀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游行队伍会集小河溪分县衙门时，愤怒的群众一举砸毁了一惯盘剥鱼肉百姓的盐局、硝磺局、税务局和柴场。戴高帽游斗了县佐刘学文，震动了全县，各地土豪劣绅闻风丧胆。随后各区乡先后举行戴高帽游斗土豪劣绅的示威大游行。一时，土豪劣绅身败名裂，威风扫地，农民则扬眉吐气。

经济制裁。农协不仅在政治上狠狠打击土豪劣绅，而且采取得力措施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追查清算土豪劣绅鲸吞公款。各级均成立了清算委员会。其成员由农协干部和农民代表组成。对凡有贪污公款的土豪劣绅一一进行追查，认真清算，清算委员会向群众公布清算结果。如群众认为不彻底的，清算委员会再作进一步清算，直到群众满意为止。清算后限令退出赃款，如有违令者，农协立即封门，直到退清为止。二是没收逆产。孝感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手段是极其残酷的。诸如重租高利、包揽词讼、鲸吞公款、强占公产、强夺民田，吮吸农民血汗，集财富于一身。土豪劣绅靠剥削侵蚀得来的财产被称为逆产。没收逆产是农协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对土豪劣绅实行专政的重要方式。根据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孝感各级农协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鲸吞得来的逆产概予没收。其粮食分发给穷苦农民，钱物除一部留作区乡农协费用和上交县农协外，大部分亦分发给群众。

改造社会风气。农协在对专政对象施行政治打击和经济制裁的同时，对农村中的封建陈规陋习亦发起了猛烈冲击，使社会风气一改旧貌。一是破“四权”。“四权”即神权、族权、父权、夫权，是禁锢农民，特别是妇女的4条枷锁。农协成立后，也向“四权”发起了冲击。昔日的泥巴腿子跨进了神圣的祠堂庙宇，扬眉挺胸，发号施令。祠堂庙宇被改办成学校和农民夜校。妇女也敢于同男人平起平坐，寡妇改嫁，男女相约也成为大大方方的事。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精神卫士的“四权”的权威，在农民运动的荡涤中被动摇了。二是禁烟赌。昔日的孝感鸦片行销，烟馆四布，赌风更盛，毒化人民思想，败坏社会风气。农协禁烟禁赌令一下，烟馆关门、赌场散摊，如有违者严惩不贷。东阳岗曾一次查抄烟馆，缴烟枪107支。工人纠察队查抄劣绅屠寿增家时，缴鸦片24箱。一些不思悔改的烟鬼赌徒被戴上高帽游行四乡，遭世人鄙视。三是除盗匪。盗匪作恶，是农村长期的一大祸患。农民自卫军组建后，在打击土豪劣绅的同时，发动群众通力合作，清除盗匪。一时流氓潜踪盗匪隐匿，就连打架闹事者也少有。此外，农协还发布了一些地方禁令。一个淳朴、勤劳、谦和、扶危济困的社会风气，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兴办公益事业。 农协在改造社会风气的同时，积极兴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公益事业。一是兴办教育。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广大农民不仅政治上受欺压，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封建统治阶级剥夺了。农协成立后积极实施省党部“强迫教育”的决议，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各地以祠堂庙宇为校址，开办“国民小学”和农民夜校。为农民及其子弟提供文化学习的机会，赋予学习的权利。特别是农民夜校极为普遍，他们学文化，学政治，开阔思路，提高觉悟，有力地促进了农运的发展。二是废除苛捐杂税。农协规定除公粮和正常税收外，—切苛捐杂税免于征收，大大减轻了农民极不合理的负担。对于投机倒把的奸商也进行严厉打击，不准出售发水米，这些规定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架桥修路。农协成立后，组织群众辟山开路，打石架桥，大搞修桥筑路。青山、周巷、杨店、白沙、小河等地修筑一些土路和桥梁，南部湖区则大兴水利固堤筑坝。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人们的贫困生活得以改善。

大悟山区农民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7年3月后，大悟山区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宣化店、禹王城、河口、夏店、芳佳畈、汪洋店等集镇建立健全了区农民协会。区以下每个会和村（会、村都是基层行政单位）也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领导机构是由农会会员或会员代表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委员分常务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文教委员、调解委员、行政委员等。村一级农民协会委员会由5人组成，会一级农民协会委员会由7至13人组成。区一级农民协会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生产、互济、清算、建设等委员职务，有的职务可以兼任。

农民协会是农民的群众组织，也是当时农村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农民协会建立后，原来的反动统治机构便被废除，过去的“区董”、“会首”、“保正”、“村正”，都只能听候农会差遣，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顿时落得威风扫地。

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纠察队、童子团等随之组建起来。队员和团员们臂戴袖章，手持木棍，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以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愈趋激烈，各区又相继建立农民自卫队，队员们主要使用刀叉木棍，在农会领导下专门同破坏农民运动的封建官吏、土豪劣绅作斗争。在芳佳畈一带，村村建立的工农暴动队（芳佳畈有锅厂工人和其他匠人），也是在农会领导下专门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农民武装组织。

党部和农民协会建立后，各地的共产党员率先领导群众向封建专制势力发动猛烈冲击。

1927年春，各个区农会开始组织集会游行。接着，各个会和村的农会也单独举行游行集会活动。集会的规模开始几百人，以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农民和学生参加，手工业者、商人和中小地主、富农也来参加。农民们高举犁头旗，手持大刀、长矛、土铳、扁担、锄头集合拢来，听党部和农会干部演讲，然后一同到各个集镇、乡村游行示威。他们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声震天动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显示了农民动员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要求参加农会的人更多了，革命气氛更浓了。党部和农会进一步发动农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封建专制势力发起攻击。

1927年初夏，共产党员刘家练率领几千农民和学生，没收刘姓的祖产，打开了大地主、族长刘建侯的粮仓。接着，他又会同梁家垱子的共产党员梁立标、金佳墩的共产党员韩亚侯，带领沙河店、金鼓一带的农会会员600多人，去谈李家、老屋塆打开了土豪劣绅刘子香、刘天铎的粮仓，到金鼓没收了7户大地主的财产，罚了地主韩乐珊6000串钱，还将白龙寺的庙产和各姓被土豪劣绅把持的祖产全部充公。这些罚款和没收的钱留作公用，粮食和其他物品全部立即由农会分给了当地农民，使这些农民顺利渡过了春荒，更从心眼里拥护革命。

后来，刘家练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到花园和晏家河，对土豪劣绅晏子明和“沙达子”的剥削账进行清算，这两个地主公然反抗，动手打伤了农会干部，农民们立即将他们捆起来戴上高帽子游乡示众，并没收了他们的家产。

三里城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抄了吴香山、胡文卿等土豪劣绅的家，没收了何家塆大地主何忠汉的财产。不久，农会干部领导农民群众游行到大新店，与当地农会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控诉大地主何大顺的管家舒报应仗势欺人的罪行，并当场把他打死。会后，大新店农会又带领农民到张家塆没收地主的财产，大地主张波之阻拦，也被愤怒的农民打死。

禹王城、黄陂站、四姑墩一带的农民，在农会干部带领下，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没收了黄家楼黄省三、黄邹氏等五户地主的财产，捣毁了军阀政府设立在黄陂站界岗的“缉私营”。

芳佳畈地区的党部和农会在组织万人游行示威过程中，砸了孝感县封建专制统治时设在小河的分县衙门以及警察局、盐局和硝磺局。新屋畈的农民将烟摊上出售的英制哈德门香烟全部掷在地上踩得粉碎，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蔑视。

二郎店一带的农民在共产党员乐继韶和傅吉三、傅少月等农会干部领导下，没收了傅新泉、邓永玉、傅武臣等土豪劣绅的财产。东新店农会领导农民对地主高姓李姓进行了清算和罚款。

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共产党引导下，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帝、官、封势力尤其是封建地主阶级，不仅从政治上把他们打翻在地，在经济上进行清算惩罚，而且对他们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和各种陈规陋习都予以破坏或禁止。其中行动最激烈的是打菩萨、毁神像、禁牌赌、禁娼妓、禁食鸦片和剪辫子、放小脚、废除包办婚姻等。当时，凡有党部和农会的地方，寺庙的菩萨几乎被打光，娼妓匪盗销声匿迹。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妇女开始参加社会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革命的剧烈行动，使过去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和土豪劣绅如坐针毯。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公开对抗；有的潜逃外地，伺机反扑；有的伪装老实，暗里捣乱。阶级斗争尖锐复杂。

1927年4月，夏店梁家田大劣绅李旭亭仗着自己把持有20多条步枪的所谓“民团”队伍，公开抗拒减租减息，殴打共产党员曹静安等农会干部，企图搞垮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刘家练、曹静安和夏店区党部、区农会干部，立即将李旭亭的罪行上报黄陂县国民政府。县政府派警保队20余人前来捉拿李旭亭。李旭亭不但不认罪，反令“民团”强迫警保队缴械，并把警保队人员关在马栏里。农会干部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迅速组织农民举行抗议示威。李旭亭见农民运动势不可遏，连夜潜逃到汉口。农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刘家练、曹静安等跟踪追捕。他们到汉口以国民革命军某师师长请客吃饭为名，将李旭亭诱上汽车，然后径直押往黄陂县城交给国民政府惩处。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判处李旭亭死刑，但要到秋后执行。李旭亭的家属得到消息，连夜赶赴武汉到北伐军中找人保释，与此同时，暗里组织了一帮流氓地痞共300多人准备劫狱。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刘家练、曹静安等力促县政府立即执行李旭亭死刑。县长周念行无奈，答应了刘家练等人的请求。处决恶霸李旭亭之后，夏店农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土豪劣绅再不敢公开对抗农民运动。

同年4月，三里城一带逃到河南去的土豪劣绅，搬动罗山县“红枪会”、“太极会”反动会众1000多人前来镇压农民运动。农民协会一面组织农民和纠察队进行抵抗，一面派人到孝感县搬兵，请求国民革命军贺龙领导的独立十五师派来1个团，将河南的反动会众赶回了河南。

总之，1927年上半年，大悟山区的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员的率领和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支持下，除姚家畈、丰家店、王家店、新府等少数地方外，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来势之猛、声势之大、斗争之烈都是空前的。

安陆县农民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中国国民党安陆县党部成立后，中共安陆县部委会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且依靠其中积极分子，相继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一批共产党员于1926年底，冒着风雪严寒，分赴四乡，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很短时间内，安陆各地的农民协会蓬勃发展起来。

在五区（赵家棚）：农民部长侯润生，首先在他的家乡大鹤山的邱家湾，建立了第十九乡农民协会，委员长高尚行，副委员长万润之。不久，又先后将农协积极分子侯日朝、侯日昌、侯光谦、侯日壮等人吸收入党，在土桥建立党小组，小组长侯光发。县农民运动特派员徐子忠也回到他的家乡徐家冲，在李家祠成立了槎山上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徐林安，副委员长邓伯轩。徐林安等又先后发展农协积极分子王季熔、唐存贵、沈大兴、杨祖杰、杨泽荣、徐正全、徐国启、徐正焕、徐正崇等人入党，建立了会家砦党小组，小组长徐林安。1927年2月，侯润生、徐子忠主持，在赵家棚建立了第五区党部和第五区农民协会，由赵振声和汪瑞清分别担任党部常务委员和农协委员长。不久，他们又在紫石桥增设了一个党小组，由土桥小组共产党员侯日朝担任小组长。

在六区（接官亭）：由于张仲殷等人的积极宣传与组织，1926年12月底，接官亭西建立了第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张仲殷，副委员长张镇九。在第一乡农协的推动下，全区30个乡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1927年2月16日，第六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国民党区党部所在地的关帝庙大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乡农协正副委员长及会员代表共100多人。由于区党部成员邹德明、邹淑明、张君亭、杨植武等人，都是国民党员，他们虽然也遵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允许农协成立，但骨子里是害怕农协、反对农协的。他们妄图利用一些人存在着“正统”思想，把农会抓在手里，在选举中千方百计操纵选票，使会议出现了混乱。这时，侯润生、徐子忠打着赤脚，冒着雨雪赶到了。侯润生一面抓紧做好代表的思想工作，稳定会场秩序；一面就农协的性质、任务和农民的要求、愿望，与区党部成员据理力争。最后选举了委员长姜北亭，副委员长王淑芬及其他领导成员张仲殷、刘子提、张孝武等人，使这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为了避免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破坏，有利工作开展，区农协根据代表们的提议，迁往榔树岗附近的关帝庙办公，并配备手执刀矛的武装人员警卫。在区农协成立过程中，区党部妇女部长姜近仁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区党部操纵选票的关键时刻，她带头投了党部的反对票，投了农协的赞成票，使局面很快扭转。姜近仁原是武汉某工厂工人、共产党员。她是根据党的委派来六区从事农运妇女工作的。因此，区农协成立不久，就聘请她到农协妇女部工作。5月1日，徐子忠介绍张仲殷、胡耀华加入中国共产党，连同姜近仁，在胡氏祠堂湾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小组长徐子忠。

在一区（巡检司）：1927年1月中旬，已成立6个乡农民协会。第一乡农协在程隆旗廖家庙，第二乡农协在枣林铺慈善会，第三乡农协在梅祥旗关帝庙，第四乡农协在姚家湾的王家庵，第五乡农协在岳奇旗神龙庙，第六乡农协在陆陂铺高家庙，共有会员900余人。为了筹备区农协，6乡农协公推李业敦、吴石卿、廖振声、吴树坤、李全模、李守汉、王泽山、萧巨九等人，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1月27日，第一区农民协会在巡店关帝庙正式成立。这天上午，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6人，县农民部长侯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吴石卿主持，刘治安记录，依照议程次序，报告开会意义，通过清理地方公产和保卫团枪支等提案，选举农协领导成员。计票选出委员长李守汉，副委员长李子厚，秘书陈朝彬以及吴树坤、李谋成等领导成员。会议进行时，县禁烟局局长胡奎，受了土豪劣绅的指使，带领士兵2名，手枪两支，撞入会场，借故对代表进行恐吓。在侯润生支持下，与会代表一致驳斥胡奎，胡奎只得狼狈溜走。同时，会上发现，第五乡土豪劣绅吴范生，包办农协，冒充职员，混入了代表席。该乡代表报告，吴曾辱骂会员，致使会员不敢活动。经全体代表一致议决，将吴范生开除，送县惩办。会场充满了革命气氛。下午，区农协在巡店猪集场召开会员大会，到会会员及农友3000多人。李子厚报告区农协成立经过及意义，侯润生及李守汉、吴树坤、吴石卿等在会上发言。他们的讲话，不断被震耳的掌声打断。散会后，全体会员农友手执红绿纸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沿路农民燃放鞭炮、热烈鼓掌，庆祝区农协成立。到2月中旬，全县已有5个区、8个独立乡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9400余人。

为了推动全县农运健康平衡地向前发展，国民党安陆县党部于2月22日在县城福音堂召开全县农协代表大会，筹备建立安陆县农民协会，到会各区、乡农协代表30余人。丁超群、张文炳分别报告了农运发展情况和意向。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郭道同、李季远、明玉书、孙省吾，传达了省党部常务委员董必武在大会上作的“我们革命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要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来束缚，然后才算成功。我们现在革命，是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革命。封建制度的铲除，不仅在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封建制度和土豪劣绅。要达到上列目的，必须要有普遍的农民运动”的讲话。这对代表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全体代表表示，要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步伐，推动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会议结束时，县公署备酒宴请全体代表，席间大家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洋溢着团结战斗的喜悦之情。

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县农运发展很快。绅权较重、进展较迟的东乡和西乡，农民协会也纷纷建立起来。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毛泽东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丁超群、侯润生代表安陆农协出席了会议，并于9日下午在大会上报告了安陆农运发展的状况，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3月2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专门刊登了以《安陆民众运动之发展》为题的消息。到5月止，安陆县10个区，145个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43500多人，安陆成为湖北省农运开展较好的一个县。

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意义至关重大。为此，县党部在县城召开了各团体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总工会及所属布业、船业、店员、香业、打纸5个工会分会，县商民协会，县妇协筹备会，县劳动童子团和距城20里以内的各乡农协，人数达2万余人。大会先由何霓望、周继英、明玉书报告，次由工会代表盛辅卿、商协代表乔福丁、妇协代表朱光赤发言，再由各界群众化装演讲，接着由驻军先导，依农、工、商、学团体次序，高呼口号，出发游行。会后，由商民部长李季远报幕演出文明戏《爱国先声》、《催租》等，热烈庆贺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

正当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遍及全县之时，国民党安陆县党部组织部长郭道同、监察委员江季卿、雷武存等，乘特派员张文炳赴省汇报工作之机，开始了分裂党部的阴谋活动。无论何事开会，他们必先到郭道同私邸商议一番，然后才正式出席；每一议案，必先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能付诸表决；表决时，又强人所难，造成多数，让人没有异议的余地，以此囊括党务大权。

张文炳与参加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丁超群、侯润生返回县城后，向县党部传达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认为安陆县党部的分裂迹象，是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活动一脉相承的。为了打击右派，教育与警告动摇派，党部决定撤销右派分子、县党部特别宣传员吴效宾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在形势的逼迫下，妄图分裂党部的郭道同、江季卿、雷武存等，被迫对这个决定表示赞同。

县党部在分析全县农民运动发展中的问题发现，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农运干部，加之土豪劣绅的破坏，部分区、乡农协由国民党右派甚至土豪劣绅一手包揽着。对此，县党部根据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要求，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首先，加速培养农运干部。县农协筹备会在省立第八中学举办了安陆县农运干部训练班，由农民部长侯润生亲自主持训练班的工作。第一期训练班于3月下旬开始，参加训练的各区、乡农协骨干60余人。训练内容，兼顾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两方面。结业后的学员，仍回各区乡农协充任干部。同时，县还选派一批干部到上级举办的各种革命学校受训。周继英、李子厚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土桥农协骨干罗玉林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侯光谦等到湖北省国民党党务干部学校学习。其次，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着手审理各区、乡农协送来的案件，然后分别情况，绳以法纪。

农协建立后，“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全县农民在农协的旗帜下，朝着这个目标，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一是普及政治宣传。六区所在地接官亭，是安陆北部山区的一个中心集镇。农协领导成员张仲殷等，利用热集，在镇北门的一个旧戏台上演讲，宣传和发动农民。讲北伐战争的经过和胜利，讲只有组织起来，推动北伐，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等等。许多赶集的农民，听到这闻所未闻的消息，见到这见所未见的举动，非常兴奋，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区党部国民党员张君亭一伙，也在戏台上演讲，讲什么“安国兴邦”、“防止赤化”等谬论，用以欺骗恐吓农民，与农协唱“对台戏”。然而，广大农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鬼把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农协的周围。一次，张仲殷正讲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毛泽东、邓演达等提出的关于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主张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决定解散集会。而参加听讲的万余农民，手持红绿纸旗，热烈地高呼：“接着讲！接着讲！”集会又冒雨进行。当讲到“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呼“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直到大雨如注，仍不愿散会。当时，组织演讲，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有效方法，每逢热集，各集镇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听讲。二是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农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上的一切事务，包括诉讼、田土地界、家庭纠葛等等，不许豪绅和族长过问，一概都由农协管理。农协规定，地主豪绅不许加入农会。一些比较大的土豪劣绅，因畏罪有的逃到武汉，有的逃到县城；没有外逃的，如不安分守己，欺压农民，农协都要用绳子捆起来，戴绿色高帽游行，打锣示众。应山县有个大地主、大烟鬼周某，因农运兴起而逃来安陆。被於菟山乡农协发现，便捉住游行示众，后交还应山农协严肃处理。当地大土豪张陶泉、张乐泉、张月泉，一贯欺压盘剥农民，家有良田近千石，陈谷600担。一天，区农协带领第一、二、三乡农民，一齐冲到他们家里，张陶泉、张乐泉、张月泉已逃往武汉。农协遂打开粮仓，让农民将陈谷全部挑走，分发给各村贫苦农民。张陶泉儿子张南生，逃到县城隐匿。区农协又派张仲殷、张镇九两人进城，与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配合，将张南生逮捕。后经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判决，罚大洋500元，没收田产100石，张被交由区农协处理。据统计，全区农民共分得地主稻谷6000石以上。凡农会势盛的地方，地主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三是解放妇女，限制夫权。农协规定，不许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媳妇。家庭不和到农会诉说，首先查明是否由丈夫、公婆欺压造成的，如果是，丈夫、公婆就要受到批评或警告。提倡男女平等，保障婚姻自由。六区张家咀农民高崇献的女儿高如芝，嫁给金家小湾农民金某，婚后百余天，金某不幸病故。金家将其卖给他的表兄汪学村，高如芝不愿意，双方打起官司。第一乡农协受理此案后，严厉批评了金家，按照女方意愿，判她同其相爱的邓家湾的邓焕斌成婚。王家湾农民王开文有个侄女，已许配给随县一个姓罗的人家。因罗某很穷，逾期未娶。附近邹家湾有个邹克贵，便乘人之危，四处撮合，将王之侄女另说配给杨家湾农民杨某。后来，在同一个日子里，杨、罗二姓同时到王家娶亲，双方打起架来。区农协出面调解，根据女方意愿，判王女与原配罗某成亲，并将破坏他人婚姻的媒人邹克贵戴高帽游行。对于放足、剪发，农会干部则身体力行。六区农协领导成员刘子提，首先动员他的妻子带头剪成短发后，带着她到接官亭、会家砦等集镇上进行宣传示范。在她的带动下，广大妇女争先放足、剪发，开一代新风。四是打倒神权，兴建学校。农协向农民宣传，人的贫富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以解放思想，使农民敢于起来革命。农民思想一解放，就看清了遍布农村的大小庙宇，都是地主阶级为了愚弄农民而设的，纷纷起来除牌位，砸菩萨。第一乡农民到净土庵打菩萨，庙里的和尚梅正兴偷偷地用口水抹了如来佛一脸，出来对农协会员说；如来佛气得出了汗，你们打不得的！”梅的伎俩被会员们当场戳穿。这个庙有田产5石，松山多处。经农协决定，提留田地1石2斗，松山1处，交给看管和尚自耕自管，作为生活来源；其余田产3石8斗和几处松山，农协用来开办了3个班的学校，招收贫苦学生100余人。五是禁烟赌，清匪患。过去，安陆北乡抽鸦片烟和赌博二种恶习，蔓延较广，贻害很深。农协成立后，禁烟禁赌号召一出，烟馆、赌场顿告绝迹。在接官亭，对于以开烟馆为业、以获利为目的的张茂烈、钱小凤等人，农会则没收其烟具，令其具保禁营；对于为了糊口而开设赌场的张世荣、徐正荣等人，农会则进行教育，劝其禁赌。后来，张、徐二人都弃旧图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安北的武装暴动，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安北一带的土匪，主要是应山、河南下来的大夹杆和本地的杠子队。他们杀人越货，绑票勒索，弄得地方很不太平。农协对于匪首、惯匪，则缉拿严办；对于受裹胁的，则令其退出，给以生活出路，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农民自卫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应城农民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6年12月5日，应城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随之，各区、乡农民协会也迅速建立起来。

1927年2月，应城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县城女子职业学校正式开办。学员100余人，是全县各区乡工会、农协选派的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工农运动的青年学生，经农讲所口试后录取。学员身穿灰军服，头戴大沿帽，臂佩红袖章，每人还配备长枪或驳壳枪等武器。全体学员组成一个大队，下辖三个分队，学员行动军事化，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两个方面。政治学习课本主要是毛泽东、彭湃、恽代英等有关工农运动的著作，同时引导学员对农村阶级状况、封建剥削方式、农民的反抗斗争、农业生产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开展调查研究。军事课主要是学习普通的军事常识。为了促使学员们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农讲所经常组织学员到矿区、农村，参加革命实践。他们还积极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游行，并随时到街头、乡镇开展宣传。

1927年3月，应城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隆重举行；各区、乡农会代表100余人参加了大会，赵保民等人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会议选举了县农民协会领导。大会以后，全县农民更是斗志昂扬，农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27年5月，应城区农协发展到31个，乡农协发展到300多个，农会会员增加到35000人。

应城各地的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农民展开了同土豪劣绅的斗争。第一，农民打煞了地主的威风，夺取了乡村政权。农民斗争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根据地主罪行的轻重，通过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督促政府枪毙等办法，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把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树立起农民的权威。在陡河坡，乡农民协会在祖师庙搭台斗争恶霸地主。后河乡农民协会将地主李海清批斗后，还警告他，不许坐轿子，他连连点头称“是”。但是过了几天，他却骑着马进城，农民见状气愤至极，一涌而上，把他从马上拖下来，吓得他连连向农民求饶认错。杨河区农民协会召开万人反劣大会，斗争大地主刘明宇。游街后，区农协派农民自卫军将刘明宇押往县城，督促县政府枪毙。农民的大小事，一概由农会处理。农民协会成了农民革命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二，农民在斗争中推翻地主武装，建立自己阶级的武装。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地主阶级原有的武装向农会投降，一小部分继续对抗的，则给予坚决打击。各地农会建立了农民梭镖队和农民自卫军，抗击叛军，围剿盗匪，打击土豪劣绅。昔日的警备队、警察、差役也销声匿迹，再不敢下乡敲诈勒索，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第三，经济上打击地主，改善农民生活。农会普遍建立后，开展了废除苛捐、减租减息的斗争。盛滩乡地主资本家韩诚记有地300余亩，通过当地农民的积极斗争，全部租额减轻了5％一30％，欠租不仅减息，甚至连租本也不得逼取。1927年3月，县农民协会在这里召开减租大会，农民和佃户600余人到会。县农协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积极支持盛滩乡农民的斗争。促使全县废除苛捐、减租减息的斗争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第四，随着地主权力的推翻，农村的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神权、族权、夫权等这些束缚农民的精神绳索，也受到冲击。

农会还兴办学校，普及文化；禁赌、禁烟、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大摆酒席；组织农民办合作社，筑塘坝、修道路、发展生产。在农民革命的洗礼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四、孝感的青年、妇女、商民运动

在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孝感各县的青年、妇女、商民运动也蓬勃发展。

孝感县的青年、妇女、商民等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7年1月中旬，孝感县妇女协会在城关儒学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县党部妇女部长杨楚珍任主席，副部长刘淑静任副主席，李若愚任干事(后接任主席)。县妇协成立后，首先在广大妇女中开展剪发放足的宣传活动。为使这一宣传活动深入人心，县妇协谱写了一首《放脚歌》广为传唱，歌词是：“ 快放脚，快放脚，放了小脚多快活。能种田，能下地，减轻丈夫一半力。脚要放，脚要放，放成大脚多雄壮。”3月8日，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孝感各界妇女受到极大鼓舞。县妇协当日致电大会胜利召开：“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贵大会集全省1500万被压迫妇女之代表，开会于革命的新根据地，其意义实在无限重大……贵大会必能以伟大之革命经济，对于问题有所最圆满最精密之决议。本会以最大愿望，引颈切盼，临电不胜欣欣鼓舞之至。”同日，毛陈渡五区妇女协会宣告成立。县党部执委乐继韶和妇女部副部长刘淑静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号召妇女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随后，妇女们抬着解下的裹脚布和剪下的头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为全县妇女的解放运动开了先河。随后各区乡妇协亦先后成立。各级妇协负责人，为提高妇女的觉悟和社会地位，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广大妇女中、社会上开展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放脚剪发、劳动光荣、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使妇女觉悟和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截至4月底，凡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成立了妇女协会。广大妇女在各级妇协的领导下，从锅台灶边解放出来，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示威游行，游斗土豪劣绅；参加集会，上台发言；争取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走进农民夜校学文化，求解放；唱歌演戏，开展革命宣传。妇女协会成为农民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孝感县商民协会，成立于1927年5月，主任委员张必先。商民协会在动员店员发动工商界人士投身民主革命运动、解决劳资矛盾、统一度量衡、打击奸商、组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活跃城乡经济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孝感县儿童团，是城乡少年的群众组织。在孝感革命高潮时，该组织普及街道、乡村。孝感县还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由儿童团中成分好、表现好、年龄在13至15岁的部分团员组成。劳动童子团在县、区两级都有。团员身着团服，手拿木棍，在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监视土豪劣绅、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孝感县学生联合会，是学生群众组织，建于1927年2月，主席李鉴。该组织只在城关建有。在革命宣传方面表现出色，在革命运动中配合其他群团组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孝感县青年联合会，成立于1927年3月，县党部青年部长叶树芳兼任主席。该组织积极动员、组织广大青年投身于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并在斗争中发挥冲锋陷阵的作用。

应城县的青年、妇女等组织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1927年1月4日，应城县妇女协会正式建立。县妇女协会的建立，促进了全县妇女运动的兴起。随后，长江埠、黄家滩、陈家河、杨岭、龙王集、潘家集、盛家滩、巡检司、杨家河和矿区等地，普遍建立妇女协会。4月12日，应城县妇女协会向县革命团体联席会议提议：第一，解放妇女，兴办妇女职业学校；第二，维护妇女利益，要求司法公署将离婚、结婚事宜，交妇协审查。联席会议立即通过这项提案，不久便付诸实施。6月4日，应城妇女协会在县城召开全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0余人。会上，各区、乡妇女协会代表介绍了本地妇女运动情况。大会执行主席谭祖发向大会作了有关应城妇女运动的报告，会议选举了县妇女协会领导人。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县妇协组织3000名妇女欢聚一堂，举行联欢晚会，庆祝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大会以后，全县各主要集镇的妇女协会极为活跃，劝导妇女剪巴巴，剪辫子，禁止缠足。盛家滩、韩家坝一带的妇女协会，发动会员广泛宣讲缠足是摧残妇女的道理，并到每家每户去收裹脚布，然后集中烧毁。城南区妇女协会成员下乡宣传，除绝对禁止缠足外，还反对虐待童养媳，提倡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以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拥护。

应城的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到1927年夏，县城第一高小、长江埠第二高小、巡检司第八高小等学校成立了学生会。

应城童子团是一支活跃的团体组织。1927年5月，应城农民协会根据省农协童子团通告第一号的决议，主持成立了应城童子团总部筹备委员会。在各级农会的具体指导下，童子团在全县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封建、打菩萨活动。童子团首先在县城的城隍、东岳、火神、关帝四大庙内，推倒偶像，把城隍菩萨的头打掉。接着全县各乡镇，大大小小的庙宇内，菩萨统统摧毁，神像全部推倒。破除封建迷信，把劳动人民从神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孝感各县普遍建立了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儿童团、劳动童子团、学生联合会、青年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百万孝感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汇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深度，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他们在城市拥护革命政策、维护经济秩序、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在农村镇压反革命、筹建乡村民主自治政权，组建农民自卫武装，减租减息，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他们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孝感革命运动的灿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