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轰轰烈烈的讨蒋斗争和孝感工农运动的新发展

1927年春，以武汉为中心的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气势磅礴，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严重地动摇了殖民主义在华反动统治的根基，引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恐惧与仇恨。帝国主义采取直接出兵镇压和分化革命阵营的策略，加紧干涉中国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右派集团为实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加速同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勾结。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内的政治局势随即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反对新旧军阀、阻止统一战线进一步破裂、挽救大革命危亡的严峻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中共湖北区委的领导下，湖北人民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进行了愤怒声讨。讨蒋斗争从武汉迅速扩展到全省广大农村，也扩展到孝感。

在应城县，4月20日，国民党应城县党部召开第二次全县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相继在大会上演讲，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大会通过了“打倒蒋介石”等项议案，号召全县民众行动起来，声讨蒋介石血腥屠杀工农的罪行，迅速开展反蒋运动。接着，中共应城地方组织派出一批进步学生到全县各地，宣讲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罪行80条，开展广泛的宣传鼓动。1927年四五月间，共产党领导的应城人民反蒋运动在全县蓬勃展开。县城和长江埠、陈家河、巡检司、杨家河、黄家滩和矿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纷纷集会示威，上街游行，愤怒声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响遍广大城乡。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更加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5月上中旬，应城农讲所学生奉命前往杨家河逮捕了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首犯王相生、王金铭、袁慈安、钮炳文、王贤相、徐光华等。县农民协会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黄山记、范达生、范润候、孙云阶。古峰乡农民自卫军逮捕了反动分子聂学太。应城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公开审判，就地枪决暴乱首犯王相生、王金铭、袁慈安，对其他在押罪犯分别予以严惩，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

在孝感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乐继韶、县农协主席吴光谟和省特派员汤经畲于5月6日在城关西门后湖，主持召开了倒蒋演讲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和革命群众2000余人。会上，省党部巡视员余泽涵报告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打击革命力量的种种罪行和倒蒋的意义，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十七团宣传代表和各团体代表相继上台演讲，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倒蒋演讲大会的召开，给孝感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一个迎头痛击。随后，汤经畬、乐继韶、吴光谟、颜光弟、卫祖圣分头行动，指挥各群团组织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使孝感的革命运动得以持续发展。

在安陆，1927年4月下旬，县党部和县农协筹备会，及时在县城北门刘正兴槽坊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严重的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决定立即镇压李渥符、卓洛五、梁老五3人，以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迎击蒋介石掀起的反革命逆流。公判大会在县城火神庙前广场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县城各职业团体、附近各乡农协会员共数万人。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负责人张文炳，宣布李渥符、卓洛五、梁老五3人“参赞匪党之计图，充任匪党之伪职，造匪党文告之印信，分匪党擢得之横财，玩国家命官于股掌，视人民生命如土芥，引贼入室，结党踞城”等罪行后，工人纠察队立即将李渥符、卓洛五、梁老五3犯，解押刑场执行枪决。随后，又在县城召开了有数万名群众参加的反蒋示威大会。

在大悟山区，当时的国民党右派得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也马上露出了反对革命的真面目。4月下旬，四姑墩地主周传忠等人，组织“铲共会”，在刘家河袭击农民游行队伍，打死农会领导人刘成功和秦寿等3人。5月，禹王城区农民协会的国民党右派李传九、钱梅卿等人又以通知开会为名，将共产党员吴良成、田彩清骗至禹王城，杀害在南庙河滩。事件发生后，革命群众立即上告黄安县政府，李传九等人被抓进了监牢。在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采取措施从城市中疏散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农村，以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宁积堂、李树珍、徐海东，受命离开北伐军由武昌返回家乡，领导农会武装与土豪劣绅复辟势力作斗争。徐海东被中共黄陂县委派往河口区担任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在汉川县，城关、榔头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罪行。5月，汉川县的土豪劣绅招集一群地痞流氓和红、白、绿枪会匪，手执大刀，由分水沿襄河而下，一路杀人越货，捣毁党部、农协、妇协组织，直逼汉川县城。县农民自卫军闻讯后，出击迎敌，一举粉碎了这股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云梦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讨蒋活动。

中共孝感地方组织在中共湖北区委的领导下，在大革命处于危急阶段抵制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坚定地团结和联合国民党进步人士，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旗帜，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和工农武装。初步稳定了孝感地区的政治形势，使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得到继续发展。截至1927年5月，孝感各县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县级总工会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各级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县成立了由县党部、县政府、县农协、县总工会等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广大工人、农民纷纷加入自己的组织，与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孝感地区讨蒋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粉碎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孝感地区的革命统一战线。

二、反击夏斗寅、杨森叛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来自新旧军阀两个方面的威胁。奉系军阀张作霖调集主力沿京汉铁路南下，抢占河南，对武汉构成威胁。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5月，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指使四川军阀杨森率兵占领荆州，前锋直指仙桃，威胁汉阳，同时，秘密策动驻防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叛变，彼此形成对武汉的夹击之势。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汪精卫、谭延闿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严重动摇，拿不出任何坚定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坐观时局颓势。而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决定以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工农群众，共同讨伐杨夏叛军。武汉国民政府接受中共建议，任命叶挺为总指挥统兵平叛，使武汉之危得以解除。

夏斗寅、杨森叛乱后，孝感的各种反革命势力更加嚣张。中共孝感地方组织积极组织孝感人民群众和工农武装支前参战，平息叛乱，给反动势力迎头痛击。

1927年5月29日，四川杨森叛军的一支队伍，在进攻武汉的途中，行至应城杨岭骚扰。应城县农会及时调集农民武装3000余人，配合工人武装和农讲所学生武装，一举击溃了危害乡民的叛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6月，夏斗寅叛军残部窜至康林乡、长江埠一带骚扰，应城县农讲所学员和当地农民自卫军百余人前往围剿，激战几小时，击溃叛军残部，缴获枪支30余支。7月，土豪劣绅勾结大股土匪窜至汤池、杨岭一带，谋杀农会会员，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应城县第七区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数千人，协同县农讲所学生追捕搜剿，捕捉库寿亭、周积成等匪首，并即予枪决，为民除害。

1927年5月下旬，安陆县党部在县城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蒋示威大会。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廖磊师由河南后撤至孝感县。本月中旬，师部副官要求孝感县长邓元琅下令解散党部和工、农群团组织。邓以军队作后盾，查封县党部，砸毁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鉴此，乐继韶等人立即召开党部和群团组织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各组织机关和干部迅速转移农村，继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事过不久，在省党部和省农协的干预下，孝感驻军主持召开县党部和各群团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声称孝感反革命事件纯属县长个人所为，与驻军无关，以图平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县党部和各群团组织负责人迅速回城主持工作。县党部负责人回城后，立即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随即县农协发布了“严重通告”：“为令适事，查孝感此次反动派之谣言，弄得满城风雨，一般民众因此惶恐万状，兹有孝感各团体联合会议查明此次真相，纯属反动分子从中摇弄，蛊惑人心，对于本会之前途，绝无影响，现已召集各同志，仍然继续工作，除布告全县人民照常安宁，勿得轻信谣言，发生误会外，合亟令仰各区农协会，遵照切实工作，勿得擅离职守。如有造谣分子，藉此到处捣乱，煽惑人心，希图破坏革命之根本者，仰即捆送前来，从严惩办，勿得隐纵为要，切切此令。”县农协“重要通告”的发布，对揭露孝感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安定人心起了一时的缓解作用。

1927年6月29日，安陆、云梦、孝感三县红枪会反动势力开始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

在青龙潭：当地红枪会匪10余人白天抢财杀人，居民起来反抗，被2000余名红枪会会匪包围，形势危急。驻县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吴占鳌，当即集合工人纠察队员37人，前往剿捕。不料一到该处，尚未交火，突然遭到一律白色服装，排成五六纵队，手执大刀长矛的4000红枪会会匪包围。纠察队因弹药不足，全部被俘，其中牺牲10余人。吴占鳌手执盒子炮，边打边撤，当晚经应城转回安陆。

在一区：土豪劣绅吴范生、廖醉时，操纵红枪会数百人，勾结云梦县土豪劣绅周日三、周树声、周英普所操纵的红枪会千余人，进攻巡检司。吴占鳌获悉，于30日带领县农运训练班学员20余人，驰赴巡检司救援。学生军与当地农民自卫军共同抵抗，激战数小时，打死打伤红枪会“老师”及会匪数10人。“老师”毙命后，匪众更加疯狂，将学生军与农民军全部包围，占据了巡检司。接着，由吴范生、廖醉时、周日三等，会同巡检司地痞艾香阶、孙光尧、陈厚安、廖大周等，指挥红枪会沿街搜捕农协会员，拆毁房屋，当场杀死训练班学员彭占硪、刘子和、李天汉等人。自卫军与学生军大部退到县城，廖光彦、吴树坤等7人因路上受阻，改由水路退到云梦县城后转回安陆。

6月底，一区红枪会一部已开始向安陆县城进发，县农运班全体学生出城阻击，阵亡8人。红枪会会匪乘胜追杀，进入县城南郊，与北面青龙潭、三陂港一带围城匪众，将县城四面包围，企图攻打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农协筹备会等革命机关。红枪会围城时，声言必须交出枪杀其“老师”的“人犯”，否则屠戮全城，并将北乡农协积极分子苏某，身砍8块以示众。这一天，县长沈祥龙微服逃到武汉。安陆县城处在异常危急之中。

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成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安陆县党部及县总工会、县农协筹备会，在县城山陕会馆设立了守城指挥机构，丁超群、张文炳、盛辅卿、侯润生、杨晓晖等，一面日夜轮流率领工人纠察队及农协会员守城，一面等候上级派兵援救。

红枪会围城时，刚由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周继英又赶到武汉国民政府，向军委会报告了安陆被匪包围详情，恳请军委会派兵剿灭。

7月2日，指挥部接到湖北省政府转发的军委会的电报，电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飞率花园驻军，星夜前往；并令京汉铁路警备队赵监护司令，酌派军队，兼程前进，协同清剿。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更增加了县城居民的守城信心。3日晚，京汉铁路警备队第一团第一、二两营，由驻地花园出发，冒雨进抵距安陆县城30华里的陈家店，当即迫令红枪会匪立即解散。红枪会毕竟是一帮乌合之众，当他们听说国民革命军将进驻安陆，便纷纷向四乡退散而去。4日凌晨，一、二两营全体官兵，在二营营长何霓望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挺进安陆县城。

在打击反革命暴乱的同时，各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三、孝感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外交危机，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阵营开始发生明显分化。曾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并取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地位的汪精卫迅速右转，与掌握武汉地区军权的唐生智密切勾结，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窥测风向，随时准备背叛革命。

当夏斗寅背叛革命时，汪精卫却为夏斗寅辩护，不仅反对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要求惩办夏逆的主张，而且连续发布了几个严禁工人活动、纠正工农运动“过激”的国民政府训令，要求各级党部和政府对不执行这些训令者实行“最严厉之制裁”。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对汪精卫的种种反动行径给予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而且跟在汪精卫后面一味指责工农运动“幼稚”、“过火”，帮助武汉国民政府推行阻止和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要求“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和指导”。陈独秀等人的行为不仅没有起到稳定武汉国民党政府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助长了汪清卫的反动气焰，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遭到了瞿秋白、蔡和森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中共湖北省委张太雷、陈潭秋、董必武等人的坚决抵制。

1927年5月底，冯玉祥提出停止宁汉对立的主张。6月上旬，与汪精卫达成分共协议；6月中旬，又与蒋介石达成反共反苏协议，并电促汪精卫“速决大计”，实现“宁汉合作”。

在此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和反对愈来愈强烈。7月中旬，中共中央实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中国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邻近武汉的孝感地区所受反革命政变的冲击和破坏尤为严重。各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扶持下，建立各县反动政府，纷纷组织“清乡会”、“治安党”、“民团”、“铲共团”、“常练队”等反动组织，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开始实行疯狂的屠杀。

不久，孝感地区共产党员人数由1200余名锐减为百余名。各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掌握领导权的统一战线解体，参加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县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愤然退出而分散隐蔽转入地下，白色恐怖的黑云笼罩着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