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孝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

孝感农民暴动后,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各地自卫军、赤卫队等工农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作战,凭借崇山峻岭和深港大湖的天险,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或夜袭日扰,或声东击西,或分散游击,或集中合击,以革命武装打击反革命武装,开辟一片片红色区域,形成北部大小悟山革命烽火与南部河湖港汊革命斗争遥相呼应之势。从1929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跨省的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孝感也产生跨县、跨地域县委和联合地委(含中心县委、特委),呈现农村革命根据地联合建立和发展趋势。1930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撤销后,孝感地区西南部的党组织隶属湘鄂西苏区,中部和东北部的党组织隶属于鄂豫皖苏区。随着两大苏区的迅速发展,孝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也不断出现新的局面。

一、中共孝感地方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发展

中共孝感地方组织的发展。1930年初至1932年6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入统一发展时期,中共孝感地方组织也进入普遍建立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929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特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光山县胡子石召开。大会将中共鄂东北特委改组为中共鄂豫边特委,选举徐朋人、王平章、徐宝珊、陈学润、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9人为正式委员,徐朋人任书记。大会讨论并通过政治任务、军事问题、宣教问题等9个决议案和建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决定。1930年3月20日,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员代表大会在黄安箭厂河召开,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特委由9人组成,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4人为常委,郭述申任书记。特委下辖孝感、六安两个中心县委,共有党员5000余人。4月,组建中共京汉区特委,领导孝感、应山、安陆、云梦等县党组织。8月,成立中共陂孝北临时县委。9月,中共京汉区特委并入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1931年1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为加强苏区、边沿区和白区党的工作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京汉南段分特委,管辖范围有孝感、应山、安陆、云梦等县以及黄陂县的西南部(今大悟南部)。1931年5月,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撤销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6月,撤销中共京汉路南段分特委,组建中共(黄)陂孝(感)北县委。1932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下设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3个特委。孝感东部、北部和中部的党组织隶属于中共鄂东北特委。1932年10月,建立中共鄂东北道区委员会,徐宝珊兼书记。下辖孝感区域内的陂孝北、河口、罗山县委和黄冈地区的黄安、麻城以及河南省的信阳、光山县委。

中共汉川中心县委、中共孝感中心县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还陆续建立起跨区、跨县的边区党组织。自1930年起,恢复汉阳、天门县委,新成立中共云(梦)汉(川)边区委。1931年3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划归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汉川与湘鄂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汉川建立县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各4个,县级武装组织、共青团、妇女协会、工会各2个。3月27日,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他否定湘鄂西党政军民在艰苦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党组织状况严重不纯,根据地还不是“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决定开展“平分土地”和“反富农”的斗争,一度造成不良影响。1931年5月,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任书记,中共汉川中心县委隶属其领导。6月,汉川中心县委书记程棣华、秘书刘劲风在沔阳西流河召开群众大会时,遭敌人杀害。吴沦然接任书记,不久吴因家庭系富农成分被撤换,陈沉接任。随之,吴沦然接任。同年8月,吴沦然调走,陈沉又接任。县机关先后驻汉川叶家集、南河渡、韩家集。1932年1月,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中指示:应城、孝感、云梦等地暂时可以由一个较强的中心县委领导,必要时,可成立鄂中特委。2月,撤销汉川中心县委,建立鄂中特委。3月初,又改为襄北特委,孙子俦任书记,隶属中共湘鄂西省委领导,管辖天汉、云孝、天潜、京山、钟祥县委和应城特别区委。5月,特委机关遭国民党军队破坏,特委及县委的干部转移至洪湖地区坚持斗争。

地方革命武装的发展。1930年春到1932年春,孝感地方革命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地方革命武装巧妙灵活地袭击小股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夺取和保卫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孝感地方革命武装有工人纠察队、赤卫队、教导队、特务队、红色补充军、守备队、袭击队、游击队、独立团、警卫营等10多种。

工人纠察队。主要由集镇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和雇农组成,不脱离生产。1928年底,河口党组织恢复市工会,秘密重建纠察队,开始只有10多人,到1930年初发展到100多人。与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主要是争取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劳动工资和不许任意解雇工人等。当年3月,他们袭击蔡店民团,缴获一批长枪,改编为游击队,又重新组建一支纠察队。其他一些地方在建立工会之后,也组建了工人纠察队。

赤卫队。1929年宣化店起义胜利后,中共罗山县委在革命黄学会的基础上组建赤卫队,县设总队,区设大队,乡设中队,大村设分队,小村设小队。到1930年6月,队员总数达2800多人。孝感县组建赤卫队,按正规部队建制,全县设6个团,41个营,223个连,共2万余人。苏区大发展时,各地赤卫队普遍建立起来,分常备队和预备队两种。常备队比较精悍,由成分好、表现好、斗争勇敢的青年组成,队员年龄一般在20岁上下,是脱产的地方武装。预备队主要由农民组成,队员年龄一般在16至45岁之间,战时参战,平时生产,是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其主要任务:站岗放哨,维护治安;倒标报警,配合作战;转运伤员,补充红军;监视坏人,防止捣乱;打击小股地主武装,支援白区革命斗争。其武器除少数长枪外,大多是大刀、长矛、土铳。1931年夏,地方革命武装正式定名为“赤卫军”,另保留少先队。其组织为每县1个纵队,每乡1个支队,每支队辖3个分队,每分队3个班,每班8个人。少先队亦同。当时罗山县和陂孝北县先后动员近千名青年加入红军,同时将不脱产的赤卫军和守备队由村到县,逐级编为班、排、连、营、团、师,统称赤卫军。

教导队。1930年3月,建立陂孝北第五教导队,徐海东任队长。开始30多人,后发展至数百人,在孝感、黄陂北部一带(今大悟县)活动。主要任务是培训武装干部,协助发展地方武装,有时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队员由县军事指挥部从赤卫队中选派,学习一段时间后,派到其他地方部队任职。学习方法主要是打一仗总结一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1931年春,第五教导队编入军委警卫团。罗(山)、(黄)陂、孝(感)地区又组建3个教导队,也编入正规红军。1932年12月,教导队编入第二路游击师第十八团。

特务队。主要任务是到白区摸敌情;捉土豪,筹钱粮;购武器,买弹药;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支持中共地下组织斗争。罗山县特务队1929年春建立时20多人,1930年底发展到200多人,扩编为特务营。同年5月,中共鄂东北区特委派方思法带30余人枪同徐宝珊一起来到孝感小河溪。孝感中心县委以此为基础,抽调部分赤卫军骨干,组建特务营,达到50人枪。1931年8月,陂孝北县成立后,特务营改为陂孝北独立营,后扩编为独立团。其他县、区也建立有特务队,大部分编入红四方面军。

红色补充军。主要来自赤卫队和少先队,是半脱产革命武装,是红军的后备力量。队员年龄一般为16至35岁。主要任务是协同红军作战;补充红军兵源;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反动武装。一个县组编一个师。1930年8月,中共陂孝北临时县委将地方赤卫队进行整编,共2000余人,于同年10月,编入红色补充军第七师,卫祖圣兼任师长。11月,中共罗山县委将罗山县赤卫军整编为罗山县红色补充军第八师,郑新民兼任师长。1931年5月,该师一部分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部分编入赤卫队。

守备队。始建于1930年10月,其主要任务是在红色补充军出外作战时保卫根据地,也配合红军作战。他们不脱离生产,武器(刀、叉)随身带,发现敌情,立即投入战斗。队员年龄在16至45岁之间,大村一个排,小村一个班,每县队员总数在8000人以上。1931年夏,守备队统一整编为赤卫军。

袭击队。主要任务是:夜晚,摸敌岗哨,袭敌营房,放铳放炮,惊扰敌军;白天,避入深山密林,发现敌军移动,尾追其后,寻机歼敌,使其昼夜惊恐不安。1929年反“会剿”斗争中,在宣化店、禹王城、四姑墩等地都建有这种袭击队,每队10人左右,日夜袭扰敌军。1931年秋,袭击队统一编入赤卫军。

游击队。主要任务是与周边的地主武装作斗争;配合红军与敌作战。

在孝感北部,组建边区县委时,重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二游击支队。1929年12月,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编入红五军,以后又经红八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0年8月,郑新民领导成立罗山县游击队,有130余人,后编入罗山县独立团。河口工人纠察队1930年3月扩编成游击队,1931年春扩编为第六游击大队,人数达400多人。1931年2月,京汉南段游击司令部成立,戴季英兼任总司令员,驻地设在孝感县小河溪。

在孝感南部,1929年8月,汉川王礼钦、尹先海、周步寅等10人组成游击队,到处打击土豪劣绅,筹粮筹款,对提高群众斗争勇气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对县委的“不动主义”表示不满,就脱离县委,自立区委,冒险蛮干,随意烧杀,存在“左”倾盲动错误。后通过正确引导,成为鄂中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支基本力量。1930年2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组建的汉川游击队与汉阳县地方武装汇合,成立汉川游击大队,约80人枪,活动于汉川、汉阳两县。3月下旬,该队被编入红六军。5月,又重建汉川游击大队,有100余人枪,活动于汉川、汉阳、沔阳3县,成为鄂中游击武装中的一支主力。8月,奉中共长江局命令,该大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汉川独立师(亦称中央独立师),吴英任师长,黄一光任政委,下辖1个团2个营,共200人枪。9月底,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汉川独立师编入红二军,经特委书记邓中夏报请长江局及中央批准,于当年10月改编为红二军第四师第十二团。同时,派遣连长李楚才、特务长刘子彦带5人枪返回汉川重组革命武装。李楚才率短枪队游击襄北,攻打玉皇阁“清乡团”,缴枪20支,在虾子沟收编天门守敌1个排,又组建汉川游击大队,到11月发展近300人枪。1931年5月,该大队改编为红三军警卫第三团(亦称汉川独立团)。6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又重建汉川游击大队,活动于襄北与天门东部一带。1932年2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撤销时,汉川游击大队一部分分解到天汉县,组成天汉县游击大队,有500余人枪,同年8月转移至洪湖后,被编入襄北独立团;另一部分分解到川阳县,组成川阳县游击大队,有240人枪,活动在汉川的襄南和汉阳的南部地区。

独立团。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作战,机动打击来犯之敌,随时补充红军。孝感北部:1930年春,罗山县军事指挥部从赤卫队中选取精壮人员组成独立团。开始300多人,后发展到600多人,是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同年10月,罗山县各起义队伍整编后,成立罗山县独立团,驻地在宣化店。从1931年春到1932年底,罗山县独立团不断组建,先后4次被整体编入红军,共2000多人。陂孝北县独立团也是不断组建,先后3次被成建制编入红军,共约2000人。河口县独立团成立最晚,也有2次被整体编入红军,约1000人。1931年7月,陂孝北县武工队成立,8月改建为陂孝北县独立营,1932年3月扩编为独立团,有500余人枪。同年春,河口县独立营扩编为河口县独立团,10月扩编为河口县第八路游击师。12月,陂孝北县独立团大部分被编入鄂东北道区第二路游击师。孝感南部:1931年5月,红三军警卫第三团(亦称汉川独立团)在沔阳下查埠成立,有600人枪,5挺机枪,王金焕任团长,吴沦然任政委。1932年3月,汉川独立团在监利周老嘴改编为红七师第二十团。

警卫营。1931年,陂孝北县成立时建立警卫营,400多人,直属县委领导,脱离生产,主要任务是保障领导机关安全,配合红军作战。1931年夏,仙居区从赤卫队中抽出一部分队员组成混成团,不久又将混成团改为警卫营,周华堂任营长,共300多人。同年冬,仙居区警卫营与陂孝北警卫营一同编入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

二、扫除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

中共地方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孝感各地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扫除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尤其是中共六大精神传达以后,孝感地区逐步改正一些“左”倾盲动错误,废止“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等过激提法,改正“在游击中脱离群众及无目的烧杀”等错误行为。对一般地主豪绅,只要不反对革命,就不捕不杀。重点是消灭反动民团,拔除反动据点,瓦解反动枪会组织,打击顽固不化的土豪劣绅,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扫清障碍。

扫除反动民团组织。反动民团是一些土豪劣绅组织的地方武装,多数有枪。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又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紧密,每次国民党军队进犯根据地,他们就为虎作伥,向人民反攻倒算,妨碍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形成,群众恨之入骨。因此,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将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1929年2月,安陆县陈家店附近的伍家祠堂驻有反动团防队伍,团总伍某因其兄在国民党军当团长,有恃无恐,扬言谁也不敢打他,否则有来无回。为了打灭其嚣张气焰,李新三率赤卫队,携带12桶煤油,一举攻进伍家祠堂,缴获1挺机枪,并烧毁祠堂,拔掉了这个据点。4月12日,红军在江竹青领导的特务队和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配合下,攻打大地主围寨涂家塆。仙居区赤卫队、农民自卫队和数千农民都来助战。涂家塆周围筑有一丈多高的城墙,反动民团日夜守护。红军没有重武器,三天未攻克。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组织突击队,头顶稻草、铁锅、棉絮,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奋勇冲击,点燃寨门两旁的柴草和房屋,搅乱民团阵势,然后乘势而上,全歼反动民团。10月,红军在夏店、河口镇等处消灭和击溃4个反动民团,缴枪近100支,随后又进击孝感县汪洋店和小河溪等地反动民团,威震京汉线。

1930年8月8日,老山民团头目张传授、张德斋与黄陂蔡店民团头目李玉露勾结,利用李立三路线造成的“赤”“白”对立局面,胁迫上万农民(不愿去者以“通共”定罪)跟着他们分三路进攻四姑墩苏区。反动民团沿路烧毁陈家田一带10余个村庄,抢去大量牲畜和财物。红一师派遣1个营与当地赤卫队联手抵抗,内外夹击,打死打伤反动民团300多人,张传授带着残部逃走。10月4日,红一师第三团由彭陈店到达孝感北部丰店地区,郑新民率领罗山独立团和红色野战军(原赤卫军)第八师由宣化店同时到达这里。他们紧密配合,将陈家燕窝、傅家堂和观音崖三个反动据点分割包围。首先攻打武器较少、守备较差的观音崖,很快取得胜利;再集中主力攻打陈家燕窝。郑新民令每个战士背一捆稻草,形成半人高的屏障,逐步向前推进,在7日晚攻破城寨,镇压一批土豪劣绅,然后烧毁炮楼。8日,红军令被俘的民团首领陈秋甫向傅家堂寨民团喊话,劝其放下武器。傅家堂民团感到孤寨难守,只好打开寨门缴械投降。这些反动据点被拔除后,丰店地区迅速建立革命政权,变成红色区域。

1931年4月上旬,郑新民、王士俊率领罗山独立团和彭陈店一带的赤卫军,出击三里城一带周贡成民团。先将独立团埋伏于北鞍山,布成“口袋阵”,再由赤卫军到三里城“引蛇出洞”。反动民团30余人出城追赶,进入埋伏圈后,被独立团和赤卫军全歼,缴枪30余支。5月,老山民团团总张传授带领民团100多人由黄陂县蔡店窜回,到余家河破坏被服厂,掳走女工30余人,杀害1人。红军第五、六、七教导队闻讯后,立即联合行动,在通山村三角尖全歼这股匪徒,击毙匪首张传授,并建立区苏维埃政权,将游击根据地扩展到京汉铁路边。8月26日,陂孝北独立团配合红军第三十九团,在阳平口击退应山、孝感、安陆三县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的联合进攻,打死民团团长傅贯长,缴枪200多支。9月,他们又在阳平口歼灭邓思伦民团2个中队,沉重打击敌人,保卫了苏区。

在孝感南部,1930年1月26日晚,汉川游击队攻打同仁区“清乡团”,夺取长短枪20余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借用“护党救国军”的名义,没有公开宣传中共主张,在群众中造成错觉。这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高度重视。2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派巡视员到汉川,指出所存在的问题。随后召开县委会议和游击大队全体队员会议,就游击队的政治任务、组织与编制、游击范围与方向、军事交通、经济问题、军事纪律等方面做出一些原则规定,并将游击队改编为1个中队3个小队。整编后,游击队向汉川西北部游击,打击反动民团,先后夺取韩家集、杨业陂两处“清乡团”长短枪50余支。游击队在虾子沟等地公开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配谷米,受到群众拥护和欢迎。2月13日,汉川游击大队成立后,连夜向汉阳永安堡、侏儒山游击,夺得长短枪30余支。然后,返回南河地区配合群众开展春荒斗争,镇压土豪劣绅9人。7月,汉川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即汉川独立师)。随后,攻打杨林“清乡团”,缴枪10余支,活捉“清乡团”团长杨长柏,并当场处决。7月24日,汉川独立师在双凤岭召开会议,敌纠集“清乡团”1000余人围攻。独立师苦战一天,终因子弹匮乏而撤出战斗。二营退守襄北牛角湾时,遭敌围攻,绝大部分战士牺牲,岑德焕等少数人突出重围。8月,“清乡团”配合国民党湖北省警备一旅容景芳部,反复进剿南河、侏儒、榔头、同仁等地,严重摧残革命力量。汉川独立游击大队政委徐直夫、汉川县委宣传部长许礼先、榔头区委书记邓善之等遭敌杀害。10月,汉川县独立游击大队重建后,给南河等地“清乡团”以致命打击,击退容景芳部一系列进攻,恢复南河等地苏维埃政府。11月28日,马口、丁集等地“清乡团”及周天贵匪部,计400多人枪,乘游击大队转移打雁湖之机,联合进剿南河苏区,占领叶家集,大肆抢掠。游击大队闻讯,长途奔袭,分三路进攻叶家集,毙敌7名,俘敌56人,缴枪100多支,保卫了南河苏区。

瓦解反动枪会武装。孝感各地的枪会武装,包括红枪会、黄枪会、白学、绿学、仁义会、大刀会等,大多数是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到1929年,几乎遍及孝感农村。这些枪会,有的是土豪劣绅组织的,有的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塆村的群众自己组织的,多带有一种民间结社性质。他们设坛敬神,烧香拜把,互道兄弟,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极富冲击力和破坏性,具有浓厚的封建帮会色彩,口号是“保卫家园”,容易被反动统治者和地方恶势力操纵利用。地主阶级为抵制和破坏革命运动,千方百计控制枪会武装,煽动和欺骗群众,把共产主义当作异端邪说加以反对。但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会众与地主豪绅并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有时枪会武装也与民团和国民党军发生对抗。中共孝感地方组织对枪会组织进行具体分析,遵循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区别对待。对受反动阶级利用的枪会,用孤立上层和顽固分子、争取中下层和开明人士的办法,使其分化瓦解;对坚决反对革命的枪会组织予以严厉打击。

1929年初,红军特务队领导人江竹青在四姑墩打入仁义会,被拜为“老十”。他以清明节请客为名,在周家祠堂将前来赴宴的反动会首20多人逮捕,发动群众揭发其罪行,并通过决议,将他们就地镇压,使仁义会瓦解。曾家岗一带的“铲共会”,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红军特务队与仙居区赤卫队合作,于5月10日夜分两路出动,将其罪大恶极者予以处决,使“铲共会”垮掉。5月中旬,徐海东率教导大队100余人,先后扫除大悟山、小悟山、芳佳畈、小河一带的红学、黄学等地主武装,在小河东岳镇压反动红学头目黄木安、余望元。同时,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将大地主李良奎百余石粮食和大量衣物分给群众。之后,又将李良奎父子押往四姑墩。走到田铺岭时,遭到万刘家咀的反动红枪会阻拦,企图劫走李良奎。红军和游击队坚决还击,打死红枪会9人,同时镇压李良奎父子。从此,万刘家咀的反动红枪会也垮了。

1930年3月,徐海东率队再次来孝感,在孝感赤卫军的配合下,消灭盘踞青山口的反动民团,并将这一带的地主武装扫尽,打开青山一带革命局面。随即,中共孝感县委组建第七区区委,区委组建区、乡苏维埃政府。6月13日,夏店区(属今大悟县)区委、区农会和赤卫队负责人在新街吴家大畈商量分化瓦解反动枪会问题,被枪会“耳目”发现,迅速向反动红学、黄学组织传去消息。不久,新街周围高、梁二姓的红学、黄学在土豪劣绅煽动下,聚集数千人从四面八方奔来,将吴家大畈团团围住,声言“要把这里的共产党斩尽杀绝!”红一师获悉此事,立即派陈定侯率领1个大队配合徐海东率领的教导队,分两路前来救援。赶到毛家集时,正遇李益儒民团,当即将其击溃,然后打着缴获的白旗,伪装民团赶到吴家大畈。围攻吴家大畈的红、黄学会众以为是李益儒的民团增援他们,一齐鼓噪表示欢迎。红军行至近处将白旗一甩,勇猛冲杀过去,打死反动会众数百人。此后,这一带反动的红、黄学自行瓦解。

1931年3月,王金焕率汉川独立游击大队瓦解陡埠头、李家集和分水淤洲的“红枪会”“硬肚会”,并在沔阳周家帮附近全歼周天贵匪部,缴枪100多支,俘敌400多人。4月,向沔东游击,打垮尤拨、太阳垴的反动组织“扇子会”。 11月18日深夜,道人桥大刀会会首郑大焕,带领70余名暴徒袭击道人桥南的汪家塝,烧毁房屋30余栋,杀死中共党员汪汉豪、汪云秀和赤卫队员汪四宝、汪银宝4人,抓走农民协会会员汪金生等10余人,制造了震惊府河两岸的“汪家塝惨案”。12月12日夜晚,汉川游击队在汪洋率领下,乘10余只小船从汈汊湖进入府河,至徐家门码头登岸,到刘家角与云汉边农民赤卫队会合,迅速发起冲锋,团团围住大刀会会部,当场击毙会首郑大焕及以下10多人,生俘7人,缴获大量刀矛、土炸药和匣子枪。道人桥大刀会就此土崩瓦解。

打击反动土劣势力。1929年秋,鄂中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旱、虫、渍灾,秋粮大幅度减产,有的地方颗粒无收。然而地主豪绅对人民群众掠夺有增无减,致使农民陷入极端困苦境地。中共汉川中心县委趁此机会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发起进攻,在汉川榔头开展反对“复验红契”、反对团丁打人的斗争;在西王家开展反对团捐、驱逐团丁、反对守夜的斗争;在杨虾区开展清算“清乡”团捐账目斗争,在分水、杨林、南河等地开展减租、抗租斗争,扫除土豪劣绅的威风。1930年春,鄂中区春荒极为严重,各地群众在革命游击战争的推动下,进一步向各种恶势力开展斗争。如:在汉川枣树湾开展反对地主运粮出境的斗争,在七吴家开展抗债的斗争,在全县开展反“清明会首人”的斗争。“清明会”是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的同族人,在清明节那天集中祭祖扫墓的一种形式;“首人”是清明会的主持者,多由族中一些头面人物,特别是地主豪绅及帮凶担任。“首人”把持公款公产,大肆挥霍,任意侵占,群众十分痛恨。在中心县委组织下,群众纷纷成立保管委员会和清明委员会,对“首人”进行清算,追索其侵呑的公款和公产,并予以接管。这对群众战胜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在群众斗争热潮中,打击土劣的斗争不断深入。1930年2月(农历正月),中共湘鄂西区特委派党代表徐文汉、罗春保,以拜年为名,到台湖店联络朱道平、李忠连、潘长福、李亮清等人,组织赤卫队,第二次攻打土豪劣绅罗有光,把罗有光的老婆和大儿子罗又臣捉到汈汊湖杀掉,为云孝边革命根据地开辟扫除了一个障碍。1931年12月黄安战役胜利后,罗山县独立团同赤卫军一起发动围攻杜家寨的战斗。杜家寨位于宣化店东北部,与九里十八寨相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詹灿如、詹民南、詹泽成等土豪劣绅长期盘踞在此。他们时常带“清乡团”、“红枪会”袭击宣化店、郑家畈等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群众非常愤恨。宣化店一带的赤卫军曾两次攻打,未能彻底扫除。这一次,中共罗山县委以独立团为主力,发动3000多名赤卫军指战员参战,一连围攻42天。最后,用迫击炮轰开寨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平毁了寨墙工事,使宣化店一带根据地更加巩固。

三、三次反“会剿”的斗争

1929年6月,蒋桂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边区红军发动“会剿”。6月11日,徐向前受中共中央派遣抵达鄂豫边区,接任红三十一师师长。在孝感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徐向前领导红军连续三次抗击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会剿”,取得胜利。

第一次:反“罗李会剿”。1929年6月26日,国民党军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1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两路夹击红三十一师。为粉碎“罗李会剿”,孝感地方党委组织赤卫队和自卫队对来犯之敌进行袭扰和牵制。6月底,罗霖部1个连先后窜犯孝感北部黄陂站和禹王城,均被特务队和赤卫队击溃。之后,敌派1个营驻禹王城,但周围农村仍被赤卫队控制。赤卫队封锁通往敌人据点的道路,断其粮草,夜间在敌据点周围鸣枪放炮(土炮),轮班呐喊,使敌军坐卧不宁,疲困不堪。同时,捕捉战机,时而袭击小股敌人。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向战斗力较弱之敌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于是,北路敌人被红军击退,南路敌人害怕被歼狼狈退走。

第二次:反“鄂豫会剿”。1929年8月中旬,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师师长刘峙纠集鄂豫两省部分兵力及反动民团,对鄂豫边区发动第二次“会剿”。其中,夏斗寅第十三师由南而北、由西向东突进;李克邦部和顾敬之民团由北向南堵击,企图分进合击,消灭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予敌以打击后,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敌未寻着红军主力,便组织反动豪绅建立“清乡团”,疯狂“搜剿”。刘家练、曹静安、梁明智、梁明朗、陈礼平等共产党员被捕,8月17日被杀害于黄陂小东门外河滩。仙居区共产党员李普、王国柱被捕后,被敌人砍断四肢,破坏五官,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高喊:“国民党反动派必败,共产主义必胜!”为应对“搜剿”,孝感人民把粮食和生活用品转移到山上或就地隐藏,并在敌驻地四面设疑,日夜袭扰,使敌人无可奈何。当月,郑新民等人在宣化店发动武装起义,捣毁盐卡,消灭当地反动民团,击溃罗山县保安团,使宣化店与黄麻北部、光山南部、孝感北部根据地连成一片。敌人内外困扰,一筹莫展,于9月下旬撤退。

第三次:反“徐夏会剿”。1929年10月,驻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之敌夏斗寅第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联合发起第三次“会剿”,企图围歼红军第三十一师。红三十一师避锐气,不硬拼,兵分两路,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使敌人的企图落空。10月17日,徐源泉部1个团侵占宣化店,向东搜山,烧毁郑家塆至李园一带10多个塆村,抢走大量财物。宣化店地区党委一面组织群众避入深山,一面领导赤卫队对敌开展袭扰活动,使敌人耳目失灵,行动受掣,供应困难,昼夜不安。这时,蒋(介石)、冯(玉祥)军阀战争爆发。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于10月13日撤至信阳,夏斗寅第十三师亦被调至平汉线布防。红三十一师随即兵分三路袭击敌人,其中一支在河口击溃张维生反动民团,接着出击汪洋店、芳佳畈地区,帮助中共地方组织恢复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自卫队。宣化店地区赤卫队也歼灭沙家铺反动民团,摧毁杨家塆地主炮楼,收复宣化店。

连续打破敌人三次“会剿”之后,孝感北部的汪洋店、小河、王店、宣化店、河口区、夏店区、仙居区等7个区(工)委及其他一些中共地方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孝感县有300多名中共党员,30个党支部;罗陂孝边区(今大悟县)有中共党员400多名,20个党支部;应山有30名中共党员,1个党支部。

四、红一师出击平汉线三战三捷

1930年初,红三十一师到京汉路东侧开展游击活动,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开辟革命根据地。部队经孝感北部的禹王城、四姑墩,到达沙河店、夏店、新屋畈、阳平口、二郎店、汪洋店、毛家集等地,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打开100多户土豪劣绅粮仓,将粮食救济穷人。在红军和教导队的帮助下,河口镇秘密工会开始公开活动,成立工人纠察队,与反动资本家展开斗争。同时,在农村建立农会和赤卫队,形成一片红色区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0年4月,郭述申在黄安箭厂河召开中共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并通过红军改编决议。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会后,部队进行改编,建立红一军军部,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3个师分别整编为第一、二、三师。由徐向前兼任红一师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全军共2100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在中原爆发。红军趁新军阀混战、后方空虚之机,实施进攻作战,扩大割据区域。

6月中旬,徐向前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出击平汉铁路南段驻敌。部队从孝感县二郎店出发,于6月12日夜奔袭杨家寨(今属广水市)车站,歼灭守敌郭汝栋第二十军2个连,缴枪100余支,俘敌50多人。有的敌人被活捉时才清醒过来,说红军是“天兵天将”。战后,红一师转回夏店(今属大悟县)扩军,队伍由原来的800人增加到1200余人。郭汝栋第二十军遭红军突袭后,派遣两个团向京汉路东出动,寻找红军主力进行报复。徐向前抓住战机,决定伏击来犯之敌。6月29日,红一师主力埋伏于阳平口澴河两侧的望府楼、古寨等地山坡上,布成“口袋阵”。然后,直属特务大队沿澴河东侧进逼郑家店,与敌接火,边打边撤,诱敌出动。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徐向前一声令下,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一跃而起,迅猛发起冲锋,枪声四起,杀声连天,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溃不成军。红一师战士一面冲杀,一面喊:“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杀,发路费回家”。战斗不过半日,消灭国民党第二十军独立旅1个团1200余人,缴枪800余支。在这次战斗中,孝感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担负小河方向警戒和断敌退路的任务,后期直接参加战斗。阳平口伏击战结束后,红一师扩编至1500余人。

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当时,随着红一师在孝感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孝感北部和东北部120平方公里的土地连成一片,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

7月下旬,红一师再度出击平汉线,攻克祁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获悉距该地40里的花园镇国民党驻军钱大钧部教导第三师第五团,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力不强,因为其主要任务是训练。他们白天挖壕,赶修工事;夜晚坐更,惧怕红军袭击。27日夜,敌仓库失火,又折腾大半夜,没有特别戒备。红一师决定出敌不意,夜袭花园。28日晚,部队从青山口出发,奔袭花园车站,于29日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敌人正在洗漱,发现红军后,顿时大乱,慌忙丢下洗脸盆去拿枪,来不及抵抗纷纷投降。敌迫击炮营依托李家祠堂的坚固建筑物顽抗。徐向前命令红军在祠堂周围堆积棉花、柴草,实行火攻。经过3小时激战,红军全歼守敌1个团,毙俘敌军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步枪800余支。在这次夜袭战中,中共孝感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给予有力支持和配合。“当红一师进袭花园时,孝感县委魏(卫)祖圣同志号召沿铁路线群众,一夜破坏铁路数10里,并袭占卫家店车站,配合红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战后,部队西越平汉铁路,攻占云梦县城,开仓分粮,没收地主资本家商店,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数日后返回路东小河溪。8月1日,中共孝感县委在小河溪为红一师举行祝捷大会。会后,红一师进行第三次扩编,部队由原两个团各两个营扩编为各3个营,还组建一个机炮混成团,共3000余人。

红军在孝感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边作战,边整训,边补充,战斗力显著增强。开始由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过渡,逐步主动地歼灭较大股敌人于运动之中,或者突然攻击驻守的大股之敌,不仅消灭反动地方武装,而且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从而使京汉铁路信阳至横店段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和建立。

五、三次反“围剿”及双桥镇战斗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1930年10月,蒋、冯、阎军阀战争结束。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暂时稳定局面,蒋介石随即策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第一步:对孝感、黄陂等鄂豫皖苏区进行“圆箍式”包围;第二步,以主力突入苏区,占领城市和集镇,控制交通要道和干线,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进入农村,分区“清剿”,逼迫群众插白旗,办“铲共团”,恢复反动统治。

12月上旬  国民党集结兵力8个师3个旅近10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其中,吉鸿昌1个师从北面进攻宣化店,肖之楚1个师由黄陂侵占河口、夏店,岳维俊1个师进占花园、小河和广水。他们先用飞机狂轰滥炸,步兵搜索前进,后面紧跟逃亡的土豪劣绅,还有气势汹汹的地方反动民团,直逼大小悟山等革命根据地。红一军远在皖西地区作战,鄂豫边区只剩几个独立团、教导队和特务队、地方游击队及红色补充军,力量很弱,形势十分危急。敌大军一到,群众便纷纷向根据地中心“跑反”(逃避反动派搜剿)。河口、夏店一带群众跑往仙居区和黄安县达数千人。

这时,中共中央特派员曾中生赶赴黄安七里坪,召集干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临时政府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组织地方革命武装,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阻击、偷袭、困扰敌人;同时,调回红军主力攻击敌人弱点,扭转危局。会后,中共孝感、黄陂等县委将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到基层,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同时,以鄂豫皖苏区原有2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3路游击纵队。其中,孝感、黄陂、罗山为第一路,黄安、麻城为第二路,光山为第三路,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边区临时军委派遣来承松率新兵第十四营到大悟山区,又从黄陂站调红军总预备队1000多人到汪洋店,对付来犯之敌。

12月12日,敌第四十四师进占河口镇。12月16日,红十五军在仙居区、河口区等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歼敌一部,挫其锐气,然后主动撤出战斗。南线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摸不清虚实,不敢尾追。12月下旬,北线之敌凭借优势兵力,大举进犯七里坪。红十五军转移外线作战,吸引敌军尾追,以减轻敌军对罗陂孝根据地的压力。罗陂孝根据地革命武装和广大群众,抓住战机,对宣化店、四姑墩、夏店、河口、大悟山、小河溪、松林岗等地“分区清剿”的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毙、伤、俘敌近400人,缴获敌人长短枪300多支。他们利用高山密林作屏障,时隐时现,日夜袭扰。割电线,摸岗哨,夺敌马匹辎重,还潜入敌据点散发传单,进行政治宣传,瓦解敌军。敌人一时陷入困境。出动大部队作战,又难寻红军主力,往返徒劳;驻扎下来又一夕数惊,不得安宁。只好收缩据点,龟缩到河口、夏店、宣化店等集镇,困守待援。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从皖西返回鄂豫边苏区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亦为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5万人。2月初,临时特委举行扩大会议,正式产生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原有6个教导队和2个独立营合编为军委警卫团,重新组建7个教导队。其中第五、六、七3个教导队均活动于罗陂孝根据地中心区域。2月20日,红军200余人来到大小悟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中共孝感县委书记兼红色补充师师长卫祖圣,率领红色补充师第二十团配合红军作战,连连取胜。随后,红色补充师又配合红军攻打王家冲和夜袭杨家冲民团,迫使进山“清剿”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民团,退出大小悟山地区。

3月4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俊率部从孝感花园出发北犯,8日进抵双桥镇。双桥镇位于大悟以北,广水以东,九里关以南,四面环山,澴水由镇东向南流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时,红四军正在大新店、三里城一带待机歼敌。获悉岳维俊第三十四师孤军北进,沿途不断遭到地方革命武装袭扰,十分疲劳。红四军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实施奔袭围歼。当天,留下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和罗山独立团在三里城一带监视和阻击北路敌人,其余5个团连夜冒雨南下,向双桥镇急进,对敌形成包围之势。3月9日拂晓,红四军向敌发起攻击。第三十团、三十一团同时从双桥镇西北和东北突破敌人外围阵地,歼敌两个连,夺占部分高地。岳维俊慌忙指挥部队,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拼命反扑。阵地几度易手,战斗极为激烈。10时左右,红第二十九团迂回至双桥镇西南,切断敌人退路,陷敌于红军包围之中。第二十八团、三十三团通过双桥镇东敌人防守薄弱的开阔地,一举突进双桥镇,插入敌人指挥中心,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指挥失灵。下午1时,红军发动总攻,敌全线溃乱。红军和赤卫队纵横穿插,将敌分割包围。周围几十里革命群众,在中共地方组织动员下,手持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助战。他们布满山头,挥舞红旗,杀声震天,威慑敌人。岳维俊见败局已定,狼狈向南逃窜,在罗家城稻场被红军追击部队生俘。这次战斗,前后仅7个小时,全歼敌第三十四师,毙敌1000余人,俘敌师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机关枪20余挺,还缴获大批货币和军用物资。双桥镇大捷,宣告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大“围剿”的彻底破产。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鄂豫皖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万人,红四军发展到1.5万人。罗山独立团被编入新建的军委警卫团,罗山县委又新组建一个独立团。红军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运动战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5月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完全肃清”边区红军。调集国民党军11个师10余万人“追堵兼施”,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以3个师组成“追剿队”,长驱直入,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以8个师分布于根据地周围,扼要固守,“堵击”红军。

4月上旬,国民党第六师进占孝感松林、小河、芳佳畈、周巷、涂巷等地开始“围剿”。为粉碎新的“围剿”,红四军决定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先集中主力东进,打击进犯皖西根据地的敌人,然后回师鄂豫边消灭“围剿”之敌。在红军东进以后,孝感地方革命武装在崇山峻岭中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地进行袭击,牵制敌军主力。4月30日,敌吉鸿昌部由七里坪向宣化店进击,途经华家河时,仙居区赤卫军及千余群众将敌后续部队第八十九旅包围于道人冲,歼其一部;吉鸿昌部进入宣化店,又受到罗山独立团和赤卫军的频繁袭扰,惶惶不可终日,5月2日只得由宣化店撤至罗山县城。5月上旬,红四军主力返回鄂豫边后,寻机反攻,大量歼敌。罗陂孝等地方革命武装配合红军作战,打退进占宣化店、阳平口、芳佳畈、小河、松林岗的敌军。战斗到5月底,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共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面积扩大1倍,主力红军发展到近2万人,后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一度丧失的孝感北部苏区得以恢复。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二次“围剿”失利后,于1931年11月,又调集15个师约20万人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军事上,用长追、驻防、堵击等战术;在经济上,“加紧实行封锁政策”;在政治上,制造反革命舆论,并在赤白边界“尽量组织地主武装”,“实行内外夹攻策略”。

孝感北部的河口、小河、广水等地都驻扎国民党重兵,战争一触即发。苏区军民在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在思想上、军事上、物质上都有粉碎第三次“围剿”的准备。红军决定打一场人民战争,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于11月10日至12月23日,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孤军深入苏区腹地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师,总计15000人,缴枪7000余支。在此战役中,陂孝北县独立团、罗山县独立团以及仙居区模范营、赤卫军直接参加战斗。仙居区各乡苏维埃组织上万名农民到前线抬担架,救伤员,为红军送茶送饭。

黄安战役结束后,各地进一步掀起拥军参军热潮。红四方面军发展到6个师,4.5万人。其中,独立第四师由陂孝北县独立团与赤城(即商城)、潢川等县地方革命武装合并而成,徐海东任师长。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胜利,消灭敌有生力量40个团6万余人。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遂告破产。陂孝北、陂安南、黄安、麻城等县又重新连成一片。

连续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鄂豫皖苏区党的建设、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创造出一个极盛的局面。整个苏区扩展至26个县苏维埃政权和350万人口的地区。当时,孝感东北部、罗山县(今大悟县北部)为苏区,应山、安陆、云梦东北部、孝感西南部为游击区。在反“围剿”斗争期间,孝感中共党员由880多人增至2400余人;区委由16个发展到38个;区苏维埃政府由3个扩大到8个。新建立区工会5个,共青团(少共)区委15个,区妇女协会15个。

六、红三军出击襄北与龙王集战斗

1930年5月12日,红六军攻克汉川重镇系马口,反动地方武装、土豪劣绅四处逃窜。不久,红六军奉命西返,途经汉川南河渡,中共汉川中心县委在此召开祝捷大会,并由程棣华宣布成立汉川县苏维埃政府,黄秋松任主席。随后,区苏维埃及群团组织相继建立。但系马口在红六军走后仍陷敌手。1930年7月,为了完成“夺取湖北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中共汉川中心县委命令游击大队和川阳两县赤卫队进攻系马口,提出“打了马口打汉口”的口号,但由于缺乏攻坚武器,进攻受阻,被迫撤出战斗。

1930年7月4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东下洪湖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9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邓中夏来到洪湖根据地,主持召开中共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把中共鄂西特委扩大为中共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扩大为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周逸群任政府主席。这标志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孝感地区西南部的红色区域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1931年3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下辖2个师,共1万余人。国民党军第一、二次“围剿”被粉碎后,于1931年7月,又调集重兵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敌第三十四师和湖北保安团一部开进汉川。汉川独立团移师襄北,向应城、天门方向发展。集中木船500多只,组织近1000人枪,首战芦家口。团长李衡斌命令火攻“洋楼”,守敌被迫投降。此役缴枪30支,俘敌30人。8月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快电通报首战芦家口战绩。8月23日,汉川独立团攻打汉川西部重镇田二河。守敌朱继成中队,据守天主堂顽抗。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敌内部关系开展分化瓦解工作,同时,进行重重包围和沉重打击,逼迫守敌投降。此役瓦解敌1个中队,缴获步枪100余支,子弹8箱,手榴弹500余枚。田二河大捷,开辟了田二河新苏区,使川西、天东苏区连成一片。

为粉碎敌人“围剿”,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北上,先后占领潜江、荆门。9月28日,红三军第七、八师与九师会师于荆门的刘猴集。10月2日,攻取钟祥,再由京山南下,开始围攻应城。此前,应城县长、保安团长蒋作均慑于红军强大威力,强迫各乡农民自带干粮,日夜兼程赶到县城,加固城防,深挖城壕,并在县城外围构筑土城。强迫城内居民每户出1人守城,并造谣说,“红军打进城,石头也要砍三刀”,以此威吓群众守城。红军围攻应城1天后,鉴于城内空虚,守城者多系民众,攻城达不到歼灭敌军主力之目的,于当天夜间撤去。随后,取道汉川,于10月8日回到洪湖苏区。10月15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做出决定,要求红三军主力向襄河北岸发展,汉川独立团在襄河北岸予以策应。11月16日,汉川独立团配合红三军主力攻占皂市。12月,红三军在应城、天门一带活动。敌新三旅一部和天门县长刘尧阶率县大队尾追不舍。汉川独立团将计就计,在汉川回龙湾设伏,将刘尧阶击毙。12月21日,汉川独立团在汉川游击队的配合下,进攻应城长江埠,歼敌1个连。但在撤出长江埠时,有一个连滞留时间过长,遭敌援军围攻,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1932年1月21日,段德昌率红九师包围龙王集、陈家河之敌,直逼应城。龙王集位于应城西部,汉宜(汉口至宜昌)公路北侧。汉宜公路不仅是应城的交通大动脉,也是湖北省的交通主干道,龙王集就是扼守这条交通干道的咽喉。这里有丰富的石膏、岩盐等矿产资源,至清朝末年,已形成重要的矿业区和商业区。正因为如此,龙王集从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天,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龙王集与陈家河两个制高点。先对龙王集守敌进行三昼夜不间断围攻,虽有伤亡,但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敌特务团6个连和100余名矿警全部被红军歼灭在突围线上。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第四师第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24日,红九师决定留少量兵力围困陈家河,集中兵力对来援之敌进行伏击。25日黄昏,红二十五、二十六团和汉川独立团设伏于应城至龙王集之间的毛家畈、周家塆地区。与此同时,困于陈家河的敌军得知待援无望,经红二十七团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全部缴械投降。26日,段德昌令罗松柏率骑兵连与敌军接触,且战且退,诱敌第四师第十二旅进入红九师预伏地域。同日,攻克陈家河的第二十七团也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的山坡树丛中。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几千人,拉成一条长龙,由应城反动地方民团带路,督军急行,进至毛家畈边缘。突然,半空中响起“开火”声,山坡上飞下无数颗手榴弹,轰隆隆炸敌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出,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用1个小时,就将援敌全歼于公路两侧。整个龙王集战斗,歼灭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全歼敌第十二旅及应城一部分地方反动民团和矿警,生俘敌旅长张联华及部属4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80余挺,长短枪3000多支,子弹数万发,军装1万多套。但红军亦伤亡300余人。

红三军的胜利进攻,给敌人很大震动。国民党军调集11个团,分三路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限令15天内“肃清”襄北红军。1932年3月5日,敌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率部由皂市出动,行军遇雨被阻隔于应城文家墩、李家场等处。红三军得悉,遂令红九师从渔薪河,汉川独立团从蒋家场向文家墩之敌隐蔽接近,红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以钳制敌人。6日中午,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占领文家墩、杜家岭。敌旅长韩昌峻率残部退至胡家岭、坡塆一线,负隅顽抗。7日拂晓,皂市敌军第一四二旅前往增援,被红七师及红九师一部击溃。当日下午,被围之敌在飞机掩护下向东突围,被红军全歼于方家咀、坡湖一带。此役,全歼敌第四十八师1个旅,生俘敌旅长韩昌峻以下2000余人。3月至4月,红军在襄北根据地群众支持下,与敌三个师在汉宜公路瓦庙集一带,展开7天7夜阵地战。击落敌机1架,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全部撤至京山、应城一带。

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都得到发展。洪湖根据地又建立川阳、天汉、云孝和应城、钟祥、京山等县苏维埃政权。襄北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鄂豫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相互联系的战略枢纽。汉川中心县区域进入大发展阶段。1932年2月《湘鄂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载,汉川县中共党员人数增至1449名,云孝应120名,汉阳县400名。除中共汉川中心县委同级政、军、群组织未建立外,各县、区级中共组织和政、军、群机构日趋健全。中共县级组织建立4个,区级组织增至33个;县苏维埃政府建立4个,区级苏维埃政府建立33个;县级地方武装扩大到4个;县级工会建立2个,县级共青团(少共)、县级妇女协会各建立4个。襄北新发展的苏区有“应城的南部(占全县四分之一),云梦的南部(占全县四分之一),孝感之西南部(占全县二十分之一)”。此时根据地面积,“直则从当阳到汉阳,不下五百里,横则由监利到钟祥,不下二百余里。”为了巩固新区,中共湘鄂西省委决定改汉川中心县委为襄北特委,金秉衡等人任特委委员,辖天汉、京山、钟祥、应云孝、应城等县。

七、根据地成片连接与苏维埃政权建立

1930年春,根据地开始进入革命政权普遍建立时期。在孝感北部(今大悟县境内),最早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地方是四姑墩羊角寺,当时为黄安县第五区(又称仙居区)第十乡,下辖9个村苏维埃政府。接着,该区一、二、四等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4月,仙居区工农兵代表会在黄家楼召开,选举秦维成为区苏维埃主席。区苏维埃下辖12个乡。随后,其他各乡苏维埃和区苏维埃先后建立。同时,孝感县革命委员会由原属中共鄂东北区特委领导改属中共京汉区特委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孝感县委及时做出决定,将孝感县革命委员会改建为苏维埃政府,卫祖圣兼任主席。7月,鄂豫皖特区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宣化店李园人)当选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进一步推动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罗山县建立。1930年10月,红一军解放罗山城。城内县委和共产党员身份公开,随即开展罗山县机构组建工作。10月17日,许继慎、徐向前、曹大骏等,于城内福音堂召见中共罗山县委徐万发、李博安、姚抚民等人。18日,中共罗山县委在城内主持召开工农兵各团体协商会议,推荐产生“罗山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临时政府。11月下旬,罗山党代会及工农代表大会在宣化店召开。郑新民做罗山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罗山县苏维埃政府,驻地设在宣化店。1930年冬,县苏维埃政府军委会组编罗山独立团,各乡区也建立游击队。1931年春,成立罗山县总工会、共青团、儿童团、妇女会、贫民团、互济会、少先队等群团组织。

陂孝北县建立。黄陂、孝感北部苏区位于平汉铁路东侧,紧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1年6月,中共陂孝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建立。8月,陂孝北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悟山新城李家嘴召开,选举产生新的中共陂孝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县委设组织、宣传、军事、白区、妇女5个工作部门;县苏维埃政府设军事指挥部、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财政科、经济科、秘书科(油印科)等工作部门。下辖河口、夏店、姚集、汪新、邓平、芳佳畈、小河、南新、青山等13个区。从1931年秋开始,各级领导人频繁调动。郭述申、戴季英、罗通赤(女)、汤献寿、刘述金、徐昌福、张方杰、黄云先先后任县委书记。卫祖圣、焦福兴、李仁广、曹国付、徐汉章、曾广金、冷善印、刘新帮、汤献寿先后任县苏维埃主席。陂孝北县的建立,使孝感北部、黄陂北部、黄安西南部、河南罗山南部3000余平方公里的苏维埃地区连成一片。

河口县建立。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使黄安陂孝北、陂安南苏区连成一片。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鉴于河口以南的孝感、黄安、黄陂连界区,紧邻平汉铁路,逼近武汉,地理位置重要,且乡苏维埃普遍建立,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决定单独设立河口县。12月,河口县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口镇召开,正式建立中共河口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张琴秋(女)任书记,韩信之、雷圣堂先后任主席。政府内设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内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群团组织也随之建立。县辖九个区,即原属河南罗山的河口区,原属黄安的二程区,原属黄陂的姚集区、长轩岭区、磨盘区、蔡店区、方梅区,原属孝感的青山(七区)区、阳岗(六区)区。河口县的建立,对加强和巩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地位,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起到重要作用。

云孝县建立。云孝县系孝感南部、云梦东南部、汉川北部的连界地区,是联系湘鄂西、鄂豫皖两块苏区的桥梁。1930年6月,中共湘鄂西区特委派徐斌特派员赴云梦南乡道人桥,清查和联络党的组织线索。在与各方面取得联系后,徐斌在杨家垸主持召开党组织骨干会议,成立中共云(梦)汉(川)边区委(简称云汉边委),原杨家垸党支部书记金秉衡任区委书记。随后,及时恢复和建立桥北、桥南等8个党支部,并建立苏维埃政府,还派人去应城,开展膏盐矿工人运动,形成孝感西南红色区域。1931年6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向襄北发展,推动孝感、云梦、应城等县中共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的恢复与建立。7月,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洪湖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汉川县中心县委独立团先后在卢家口、皂市、新沟、神灵口、净潭、张蒋家场、乾镇驿等地连连获胜,使鄂中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2月,在汉川县冲担沟正式成立中共云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许少卿任县委书记(后戴介山代理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先后由万良雄、王架子等担任。县委由7名委员组成,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等工作机构;县苏维埃政府设财经、土地、军事3个部,各设部长1名。还建立了云孝县游击大队和县妇委会、团县委等群团组织。县辖汉川的麻河、刘隔和云梦的道人桥、新店等区(含孝感的3个乡)。1932年2月29日晚,在孝感毛陈渡,云孝游击队与陂孝北游击队会师。3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抽调红三军警卫营来云梦县台湖地区驻扎,配合云孝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取得刘家隔之战、新沟之战、隔蒲潭之战和进攻孝感城等一系列军事胜利。

县界调整。1932年2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决定,重新调整县界,决定撤销汉川、天门、汉阳县,设置天汉、川阳、天潜县。在成立中共川阳县委的同时,建立川阳县苏维埃政府,直属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汉川的6个区、汉阳的3个区。先后由李铁青、饶介甫、陈金海任主席。2月,在建立中共天汉县委的同时,成立天汉县苏维埃政府,隶属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汉川的7个区,天门的6个区。先后由李济安、张一任主席。汉川全境分属天汉、川阳、云孝三县,除汉川县城、马口、城隍、分水等少数城镇外,90%以上的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计16个区苏维埃,114个乡苏维埃。

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是“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长期反复,决定当时革命战争是根据地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孝感各根据地尽管遭到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尽管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在共产党内部还要承受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是,广大军民仍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不畏强敌,排除干扰,团结战斗,连续取得三次反“会剿”、三次反“围剿”等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各革命根据地空前发展,孝感北部山区和南部平原湖区红色区域遥相呼应。根据地党组织和地方革命武装得到进一步锻炼,及时配合红军完成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基本形成红军主力、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和独特经验。孝感北部游击队在敌强我弱、强敌跟进的情况下,配合红军,避强击弱,跳出包围,外线出击,两翼包抄,巧妙设伏,集中兵力,远距离奔袭,寻机歼敌,收复失地;孝感南部游击队在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中,配合红军抓住敌人没有群众拥护,不了解红军情况,离开阵地不善作战等弱点,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巧妙采取近战、夜战、袭击、伏击、诱敌深入、围点打援、各个击破、快速奔袭、政治争取等战术,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发扬吃苦耐劳、英勇果敢、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摸索和积累了山地丘陵和湖泊平原进攻作战的成功经验。这些作战原则和经验,是革命游击战争创造的、许多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它从不同侧面探索了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如何以弱小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途径,为整个红军及地方革命武装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一批县、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十分有益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