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件为标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此后，日本政府为了灭亡全中国，将侵华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占领北平、天津之后，大举向华北腹地进犯。为了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燃烧到上海，并威逼首都南京。在这十分危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日本侵略军的严厉打击下，国民党政府终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立。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孝感的形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共合作的新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湖北孝感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7月8日以后，孝感各县人民群众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无不满腔激愤，各县城关沸腾了起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县学生救国团纷纷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商会、教育会、民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起来，要求抗敌，申明孝感各县人民抵御外来入侵和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热情。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孝感各县政府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过于干涉。在国难当头，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许多县的县长表现了较开明较积极的态度，同意人民群众集会结社游行，放宽一般民众宣传运动的口径，同意释放政治犯，特别是国民党汉川县县长刘远聪还公开表态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日行动。孝感各县一度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也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县长，害怕群众抗日热情，对共产党团结抗战持怀疑态度，以各种名义和借口，限制人民群众的抗日行动，也使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受到了相应的压抑。

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后，孝感地区及其周围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各地的共产党员开始积极地寻找上级党组织。活动在大别山区的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在抗战前夕从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上看到国共开始谈判的消息。接着，又从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得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国共合作，停火谈判的指示。7月13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听了何耀榜有关汇报，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文件，15日，便致函卫立煌，提议进行停战谈判。20日，红军代表何耀榜与卫立煌国民党代表刘纲夫举行谈判，28日，双方达成正式协议，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签字仪式。随后，再一次与刘纲夫及国民党鄂东专员程汝怀举行谈判，进一步就在鄂东建立国共合作、释放俘虏和“政治犯”、救济失业人员、安置跑反还乡群众等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孝感便衣队以及汉川、应城、安陆、云梦等县共产党员纷纷致信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要求释放“政治犯”、救济失业人员，石毓灵即下达国民党各县县政府，答应便衣队及共产党员的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及其便衣队、游击队在各地开展抗日活动。到1937年9月至10月间，孝感各地迎来了抗日的大好局面。

随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平息，到1937年秋，国内的阶段矛盾开始缓和，在孝感的一些地方，共产党员的代表和红军便衣队可以公开活动了，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抗日问题和礼尚往来。在广大的农村，一些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及革命家属抗战热情更高，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残酷迫害，在国共合作口号提出来以后，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进行工作，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方面开始自行串联积极分子，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在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家属的带领及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战线上。他们有的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自发结成社团，有的单枪匹马开展活动，“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等标语口号在孝感各地到处可见。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号召下，在各地共产党员、爱国先进分子推动下，孝感各地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已经无法遏制地掀起来了。

二、孝感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前夕，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屠杀与镇压，孝感各地的中共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红军主力长征后，除鄂豫皖、湘鄂赣两游击区和武汉外，其他地方几乎被摧残殆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迅速重建中共各级地方组织系统，则成为抗日初期党在各地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和首要任务。

1937年，当日本侵略军频繁空袭武汉时，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贯彻执行董必武积极发动群众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积极推动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乡村巡回宣传队”和“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便深入湖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孝感各地的中共党员、红军干部和应城汤池训练班的学员，也在本地发动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重建中共地方组织。

1937年夏，应城县旅省同学会的彭正谟、樊作楷等在应城东岳剧场演出田汉的《回春云曲》，宣传抗日，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同年秋，“应城抗日敌后宣传队”又先后至巡检司、长江埠、黄家滩、陈家河和云梦的隔蒲潭等地演出40多天。在整个巡回演出过程中，他们边演出，边深入群众之中，联系当地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筹建基层中共地方组织。是年冬，应城爱国青年又组建应城国防剧团，深入各地，演出救亡剧目，还开展墙头宣传，办壁报墙报，向群众宣传抗日。不仅这样，剧团部分成员还深入到龙王集和北山矿区，组织抗日训练班，讲解军事常识，普及军事知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秋，在应山隐蔽的老红军邹亚农组织爱国青年成立了应山敌后各界抗战救国委员会。同年11月，董必武和“八办”的同志将国民党反省院里的36名难友营救出狱。汉川的彭怀堂、张华堂、张继堂等出狱后返回汉川，主动与国民党汉川县政府县长刘远聪建立统战关系，并在汉川建立“青年抗日救亡协会”。1938年夏，从应城汤池训练班结业回安陆的学员吴天成，在安陆巡店组织“巡店民众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初，七里坪留守处派钱运华到礼山（现大悟）县四姑墩活动，恢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的党籍，并在春夏之间先后建立四姑墩、龙王山、华河桥等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名。与此同时，石天华带领甘元景、王德瑞、赵德阳等党员，在礼山县黄陂站一带筹建区委会，贺建华在宣化店一带筹建中共宣化区委。

在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孝感各地的共产党员，遵照中共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

193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陶铸到应城县汤池开办训练班，并在训练班里组建了中共汤池训练班支部。在陶铸的领导下，该支部兼管鄂中地区的建党工作。随后，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后改为省委）相继派董世光、蔡承祖等到汤池开展地方工作，解决了当地一批曾失掉关系的党员骨干的党籍问题，增强了党的力量。1938年2月，根据湖北省临委关于整顿鄂中等地组织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工作指示，建立了中共鄂中地区特别支部委员会。董世光、蔡承祖先后任书记，委员前后共4人，机关先后驻应城汤池、天门皂市等地，隶属中共湖北临时省委领导，下辖中共京山特支、天门区委和孝感辖区应山工委、应城汤池支委等党组织。4月，鄂中区有52名党员。在中共鄂中地区特别支部委员会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中共鄂中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驻应城汤池。隶属中共湖北省临委。同年6月，又扩建为中共鄂中特别委员会，由省委委员刘青、何功伟、杨学诚等相继担任书记，委员先后共11人，特委分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隶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机关先后驻天门皂市，应城汤池、夏家庙，京山丁家冲、向家冲，随县均川、长岗店等地。特委委员先后有刘青、何功伟、杨学诚、蔡承祖、顾大椿、刘慈恺、雍文涛、邓先柱、陈秀山、董世光、郑速燕（女）等。特委先后下辖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钟祥、京山、枣阳、天门、汉阳、随县等县县委或工（临）委和天汉工委、汉川县委、应山县委、应城矿区中心区委、汉川马口区委及安陆巡检司支部等党组织。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河南的竹沟后，召见在宜昌的钱瑛到中原局汇报。随后，钱瑛回到鄂中，在中共鄂中特委的基础上，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刘少奇的指示，组建了中共鄂中区党委。钱瑛为书记，陶铸为军事部长，杨学诚为组织部长，夏忠武为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钱瑛调走后，杨学诚继任书记。孝感、天汉、云梦、应城、应山、安陆等县隶属鄂中区党委。

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地方各级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1939年3月，根据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指示，天汉工委改建为中共天汉中心县委，董世光任书记，委员4人，分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工作机构，机关驻汉川小芦排、老兴集等地，中心县委的辖区为天门、汉川、汉阳、沔阳、江陵等县的部分地区，下辖中共天门县委、江陵县委、汉阳工委和孝感地区的汉川县委。同年7月，因该县委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根据中共鄂中区党委的决定，撤销了中共天汉中心县委。7月，根据新的鄂中区党委的决定，组建了中共天汉特委，特委由雍文涛、习东光、李人林组成。雍文涛任书记，习东光任宣传部长。天汉特委下辖天门县委和汉阳区委，汉川的马口、芦排、分水三个区委和城隍、韩集两个支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的红二十八军进行了整编，在整编期间，礼山地区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拥军和参军的高潮，组织便衣队和革命青年共210人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东大山、西大门又唱起了“送郎当红军”的歌曲。

1938年3月，四支队在七里坪誓师，准备开赴安徽蚌埠以东抗日前线。宣化店一带的人民群众听说驻扎在这里的四支队第九团要上前线，便纷纷涌往宣化店进行夹道欢送。团长顾土多是宣化店顾家寨人。他率领近千名战士豪情满怀地离开家乡宣化店。面对夹道欢送的老乡亲，他朗诵了一首当年描写深山密林战斗生活的诗：“高山陡峭过往多，胜利凯旋放声歌。青山密林乐常在，英雄一逝滴水落。”（他到皖东抗日前线屡建战功，1940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于安徽无为县）四支队离开鄂豫边时，原鄂东北道委撤销，留下的郑位三、何耀榜、刘名榜、罗厚福、田东、江子英等在七里坪组成四支队留守处，以保存革命力量，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照顾红军家属和伤病员。留守处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留守人员愿到前方、或愿到延安、或愿留地方坚持的“三自愿”原则，除分配一部分回家的党员在地方担任工作外，还输送何耀榜、刘名榜等18位干部到延安学习。1938年6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中共鄂东特委成立，郑位三任特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及鄂东特委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等合法名义，派共产党员到礼山地区恢复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动员和组织群众武装抗日。郑位三指定钱运华为黄（安）礼（山）区委书记，以礼山四姑墩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活动。钱运华化装成小商贩或卖柴的农民，走村串户，找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党员了解情况，恢复失掉组织关系又无变节行为党员的党籍。经过串联，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员31人，并相继在四姑墩、花儿桥、龙王山建立了3个党支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38年夏，在四姑墩正式成立了中共黄礼区委会，钱运华任区委书记，曾广泰、邓仅旭、周文典、钱运富、杨宠先为委员。

与此同时，从延安回到家乡的石天华、张锡云亦在黄陂站、宣化店一带开展党的秘密活动。石天华带领甘元景、王德瑞、赵德成等党员在黄陂站的李子园召开党员会议，讨论恢复农村党支部，筹建区委会。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恢复了23人的党籍，并于11月建立了中共禹（王城）黄（陂站）区委会，石天华任区委书记，张家良、吴基发为委员。

此时，张锡云同豫东南特委书记贺建华一起，以宣化店为中心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在建立4个党支部的基础上，于年底建立了中共宣化店区委会，张锡云任区委书记。在河南罗山和湖北礼山交界地区的大、小鸡笼山，曾任红军游击队长的杨厚益在罗山南区建立了中共罗南临时县委，杨厚益任县委书记，隶属豫东南特委领导。

经过一年的时间，礼山各地党组织按照“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原则，积极扩大党的队伍，恢复和发展党员98人，建立了11个党支部。

这一时期，孝感地区各级中共组织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鄂中区党委的指示，积极恢复和大量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首先，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大胆而又慎重的发展方针。既反对关门主义，又防止“坏人侵入”现象，对红军时期失掉组织关系的，在进行缜密的审查，确认没有变节行为后，立即恢复他们的党籍，并通过这些老党员，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大量发展新党员。中共鄂中特委和鄂东特委建立了系统的检查制度，严格掌握党员标准，认真履行入党手续。中共礼山县各级党组织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发展方针，对混入党内的不良分子及时清除，保证了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其次，坚持把发展与提高相结合。孝感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虽说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人民群众有一定的革命热忱和觉悟，但一些新发展的党员思想素质还比较低，工作能力也很欠缺。针对这种情况，孝感地区各级党组织对这批新党员进行了不断的培养教育和提高。中共鄂中特别支部利用应城汤池这块公开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开设了马列主义的课程和游击战战术等军事课，从而提高了新党员的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中共安陆县委开办党员和基层干部培训班，对党员和基层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纪律的教育，对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提高很大。中共鄂中特委还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对在坚持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进行热烈的讨论，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部分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还纠正了中共天汉中心县委因给养问题，将周干臣所带领的游击队受骗于国民党王尽哉部而导致全军受损的错误，并撤销了中共天汉中心县委。再次，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的原则，严防国民党当局的打击破坏活动。董必武明确指示中共湖北地方组织要做到“群众团体尽量公开，党组织绝对秘密”。遵照党组织秘密化的原则，孝感各地党的地方组织，认真贯彻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党的秘密纪律21条，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从而使各级党组织较顺利地日益发展壮大。由于这一时期孝感地方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为当时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李先念率领新四军南下奠定了组织基础，也为尔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准备了许多人才。

三、汤池抗日战略支撑点的建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在湖北全面形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应城的汤池训练班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办的。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利用统战关系，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洽商，在鄂中应城县的汤池开办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用建设厅的经费，由爱国人士李范一先生出面主持，共产党派人具体指导，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机构，用其合法的名义，训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工作人员，为恢复和建立各县区中共党的组织，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好基础。

时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铸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可用来培训党军政干部的好场所，便自告奋勇地向省工委提出了去创办汤池训练班的要求。随后，经董必武指示，湖北省工委研究，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负责领导汤池训练班的工作。

汤池训练班招生的消息公布后，报名的知识青年络绎不绝，其中以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流亡学生和武汉的大学、中学的学生为数最多。邓颖超在汉口华商总会礼堂专门作了动员报告，陶铸亲自主持口试。在招生过程中，陶铸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招收的学员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

1937年12月17日，陶铸亲自带领60多名青年，乘小火轮离开武汉到天门皂市赴汤池。20日，训练班在应城汤池正式开学。

训练班开办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先后派曾志、潘怀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人、李华、雍文涛、黄声悦、沈少华、蔡承祖、许子威、董世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到训练班任教或工作。

训练班设训练委员会，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任教务主任，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和筹措经费，许子威负责总务。在开办训练班的整个过程中，陶铸亲自制定教学规划和提出教学任务。

训练班的课程设置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游击战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合作社业务等。还设有军事课。第三期还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主课。学习方法是以自学为主，课堂讲授为辅，大集中、小分散的形式进行。

训练班在汤池举办了三期，每期一个月，共培训学员245人。训练班第三期还吸收了鄂中地区的一批知识青年。毕业后，即抽调第一期毕业的6名学员和第三期毕业的部分学员共20多人，由李华和沈德纯率领到武昌，准备分配到鄂东和鄂北两地区去工作。到武昌后，石瑛发现人少力量不足，便在武昌解放路120号重开办了一期。这一期是1938年4月中旬开学，到5月中旬结束，共培训学员100多人。

汤池训练班实行民主管理，教学方式灵活、形式多样，政治思想工作活跃，师生关系亲密无间。师生们虽然住祠堂庙宇，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但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氛围。由于训练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怀疑和不安。国民党政府为了监视训练班的活动，在第一期开学不久，就派应城县政府督学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张谦光“旁听”了两个星期后，受到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他看到学员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道理，过着艰苦朴素的战斗生活，随时准备奔赴抗战前线，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其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毅然决然地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随后，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文福、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先后4次来汤池训练班“巡视”、“访问”，进行实地调查，寻找破坏训练班的借口。蒋介石为此专门质问中共长江局委员会的书记王明，“你们在延安办了个抗大，现在在这里还办什么训练班？”，“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于是，王明就指责陶铸说：“国民党出钱办合作社训练班，搞贷款就讲贷款，为什么讲游击战争呢？”王明要求训练班不讲党的建设，不讲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只讲合作社。还指责陶铸太“左”了，要训练班停办。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断地威胁石瑛，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经费。在这双重压力下，汤池训练班于1938年3月底第三期结业后，被迫停办。陶铸对此愤慨不已，与国民党政府及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坚决地表示：“训练班不能办就办临时学校，汤池不能办，就换个地方办；国民党不给钱，我们自筹经费，唯独抗日的宗旨不能变。”陶铸跟李范一协商，决定利用余下的经费，继续在汤池开办一所以补习文化为名的临时学校，周恩来、董必武对临时学校给予了支持。

1938年4月中旬，汤池临时学校在夏家庙正式开办。陶铸亲自担任校长（后由董世光），蔡承祖担任副校长，吴声凯（吴师筑）、沈少华、李苍江、余一梦、潘及斌、李寿慈、须浩风、胡笃畏、张烈、胡文同、吕谨、杜石公担任其他负责人和教员。汤池临时学校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解决。另外，李范一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贷款解决了部分经费。陶铸为了使更多的青年能够入学，提出：“只要是有志抗日的，不论文化程度如何，均可接受入学。”这样，学员人数不断增加，便将汤池临时学校分为三个大队，汤池夏家庙为第一大队，九龙庙为第二大队，龙溪（彭家祠堂）为第三大队，每个大队有80多名学员。学习内容为政治、军事、战地救护等。学期时间不定，根据需要，随时开办。汤池临时学校于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被迫停办，共培训300多名学员。

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为鄂中和鄂豫边区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干部。汤池训练班第一期于1938年1月20日毕业，学员没有分配工作，编为12个小组分别到京山、天门、汉川、安陆和应城的城关、长江埠、巡检司、田店、陈家河、杨王岭等处实习，在农村进行巡回宣传和广泛地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连同第一期120多名学员，于1938年2月，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配到应城、京山、天门、汉川、汉阳、荆门、钟祥、安陆、随县等县。其中以应城为主，约分配40多人，其他各县均为10人左右。三、四期学员230多名，先后分配到鄂西的恩施、巴东、建始、利川、咸丰、来凤、鹤峰等县；鄂北的房县、均县、竹山、竹溪、保康、枣阳等县；鄂南的武昌、阳新、大冶、潜江、蒲圻等县；鄂东的黄冈、黄梅；襄西的远安、当阳等县。汤池训练班的学员遍布湖北省32个县，这些学员扎根在广大的群众之中，成为抗战的种子，开花结果。临时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主要充实到孝感的各县的农村合作社。还有一部分学员到红（黄）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办的训练班学习。经过董必武批准，还有一部分学员到国民党西北军八十六师去当干部。通过统战关系，还动员了10余名学员到张自忠部的随营学校去学习，另外，还选送了一批学员到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去学习深造。总之，汤池训练班为鄂豫边区的抗战准备了干部，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称赞说，“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陶铸在举办训练班、培训农村合作人员的同时，把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放在首要位置。正如陶铸自己所说的那样：“应当把办合作社当做‘敲门砖’，敲开重建共产党组织之门”。在汤池训练班学员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只有顾大椿、刘慈恺、夏菲（女）、郑速燕（女）等人。陶铸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训练班开学的第二天，陶铸就在学员中建立了党小组，由顾大椿任党小组长。1937年12月下旬，又建立了汤池训练班党支部，李华、曾志、雍文涛先后任书记。为了迅速将党的工作扩大到鄂中各地，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1938年2月，又成立了管地方党员的抗战时期鄂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鄂中特别支部，董世光、蔡承祖先后任书记。陶铸代表中共湖北临时省委领导汤池训练班支部和中共鄂中特支的工作。此时，汤池训练班第一、第二期已结业，120多名学员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配到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荆门、安陆等县，鄂中特支则以训练班培养出来的这批党员为核心力量，很快在荆门、京山、钟祥、天门、安陆等地建立了6个支部、2个党小组。1938年4月，鄂中已有52名党员，鄂中特别支部扩大为鄂中中心县委，杨学诚任书记。由于坚持把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放在了首位，不仅使训练班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有力地促进了整个鄂中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6月，根据湖北省委的决定，陶铸又将中共鄂中中心县委扩大成立了中共鄂中特委。到1938年10月21日，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应城、天门、京山、安陆、钟祥、汉川、荆门等县，均有党组织，应城、京山、天门已成立区委，沔阳为县工作委员会，共计党员239人。至武汉失守时，鄂中特委共有300多名党员，已建立了应城、京山、钟祥三个县委，天门、汉川两个区委及汉阳工作委员会。

在训练班开办的过程中，陶铸自始至终团结爱国同胞、地方知名人士、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封建帮派组织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和发展。进步人士李范一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是董必武的好朋友。对这类爱国人士，陶铸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去影响、感动、团结他们，激励李范一对抗战工作付出极大的努力。李范一不仅满腔热情地关心训练班的工作，而且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对大小特务破坏训练班的活动进行了巧妙的应付和周旋。训练班被国民党政府明令停办后，毕业的学员分配发生困难时，李范一找各方人士关照疏通，使各县县长接受了这批学员。同时，还积极协助陶铸，排除干扰，办起了临时学校。当临时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时，又通过友人介绍，向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贷款，维持了临时学校的经费。

陶铸刚到汤池训练班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就非常明确。坚持以武装抗战的思想教育学员，在共产党员中明确进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员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自己的地位”的教育。在训练班中积极开展游击战战略战术训练，把游击战争的理论作为重要课程。就在训练班开办期间，在陶铸的策划下，许子威从汤池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中拿出360元现洋，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买回了24支驳壳枪。1938年夏，陶铸亲自率领训练班学员李寿慈、林镇南等人，带着平板仪、测量杆、皮尺、罗盘等工具，深入到大洪山一些地形复杂险要的地区，用了几天时间，绘制出10多份军用地图，准备打游击时使用。在陶铸的领导下，11月，国民党应城县县长孙耀华将应城县5支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孙耀华县长任司令，许子威任副司令，张文津任参谋长。“应抗”在陶铸的指导下，在中共鄂中特委的直接指挥下，高举抗日的旗帜，驰聘于京山、钟祥、应城、安陆、云梦之间，给敌伪以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