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感各地相继沦陷与日军在孝感的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亡华的计划，大量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财政经济，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日益显现了出来。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中国的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孝感地处湖北腹心，为武汉近邻，具有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兵家必争之地。既是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重要活动区域和指挥中心之一，也是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汉。当天，日军一部由河南罗山县侵入礼山的宣化店、禹王城，27日入河口、夏店。之后，侵入二郎店、大新店等地，沿公路建立10余个据点。一部沿长江、汉水和平汉铁路、汉宜公路、襄花公路等主要交通线进行“点线”占领。26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侵占安陆，29日侵占云梦。30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侵占孝感，第三师团侵占应城。11月1日，汉川也沦于敌手。日军侵占各地后，“以华制华”，培植大量伪军。汪伪第七方面军第十三军新编第五师古鼎新部驻汉川，第十四军第十一师李太平部驻应山和孝感，第十二师与第二十九师部分部队驻汉川、安陆。这些部队侵入孝感各地后，无恶不作，罪行累累。
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多次对孝感各县县城及重要城镇进行轰炸，房屋建筑被毁，人畜死伤惨重。例如：1938年1月15日，日军飞机5架1次空袭孝感郑阁飞机场，投弹32枚，炸死31人，伤9人。4月17日，日机6架1次，空袭孝感郑阁飞机场及其附近，投弹59枚，炸死10人，伤14人。
9月26日，日机9架，轰炸花园火车站及附近，投弹数十枚，炸毁列车车厢20余节，房屋40余栋，军民死伤四五百人。火车站北边一座地下防空壕被炸塌，躲避在里面的居民200余人，全被压死。9月27日，日机9架，又轰炸花园镇，炸毁民房数十栋，住院治疗的伤员80余人，全部被炸死烧死。9月28日，日机9架，再度轰炸花园正街、横街及后街，炸毁房屋300余栋，死伤军民难以计数。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被烈火烧焦无法辨认的尸体，横七竖八，触目惊心。被炸之断腿残肢，粘挂于树杈或电线杆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10月21日，日军出动飞机9架，窜入云梦城上空，投下炸弹10余枚，炸毁房屋80余栋，炸死平民300余人，伤100余人。炸离尸骸的肢体和碎肉随处可见。刘维金一家12人正吃早饭，一颗炸弹坠入餐厅，全被炸死；安姑庙的10个尼姑焚香诵经，全被炸得粉身碎骨。10月27日，日军9架飞机飞临应城县城上空，实施轰炸和扫射，造成人口伤亡535人，城区房屋被毁至半数以上。
日军侵占孝感后，大肆焚烧房屋建筑。1938年10月26日，日军侵入安陆县城不久，便火烧县城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的彭裕记油房。12月，又烧毁县塆、西道街、王家藕塘、夏家竹园、贾家井、东门外至上庵寺等地房屋580余栋。其后，又在安陆制造几十次纵火事件，使安陆许多著名的文化建筑和民居，如安北的槎山双泉寺，安南的古周园林、十三周牌楼，城关的关帝庙、江汉先生祠、李家祠堂，王府巷内富丽堂皇的李滋泽私邸（包括正屋、官厅、花厅、花园、下房百余间）毁于一旦。1942年5月，日军为统制应城食盐的产销，封锁抗日根据地，下令焚烧100座熬盐棚，劫难后只剩8座熬盐棚维持生产，导致应城制盐行业损失惨重。湖北省应城地方法院检察处代电就有关于“查战犯大城户秀美烧毁该县盐厂、杀死运盐小贩等情一案”。不仅如此，日军还采取种种残酷的杀人手段，残害平民百姓。据不完全统计，7年间，日军在礼山县大的“清乡”、“扫荡”17次。每次只要遇到中国军队抵抗，就迁怒于无辜百姓，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群众。在抗战期间，日军用剜心、沸水灌口、割耳鼻、挖眼睛、剖肚腹、断肢体、狗咬、火烧或活埋等手段残杀无辜百姓5725人。日军在侵占安陆的7年间，制造了罗堰淌、洑水港、邹家大堰、柏树黄、土桥店、响堂塆等大小惨案20余起，杀死新四军被服厂战士及无辜百姓200余人，其中9户男女老幼均被杀绝。
日军侵占孝感后，大肆抢劫财物和掠夺资源。1939年2月4日，盘踞在汉川的日军出动200多人，把守杨林沟的各个要道路口，架起机枪，封锁整个街道。日军一指挥官命令下属分成几组，将老百姓从街上的角角落落全部逼到一片空旷的河滩上，强迫400多人跪在地上，令其交出“抗日分子”。除留下20多名日军在周围架着机枪，严密监视外，其余大部分日军窜进各个店铺，开始大规模洗劫。无论是粮食、布匹、油盐，还是文物、古董，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日军从人群中挑出20多名男性青壮年，将抢来的财物搬运到民船上，满满装了20多船。日军将这些财物一部分运往分水据点，一部分运往脉旺据点。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后，原应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积存的石膏42万余抬（约合50400吨），全部被日军运回日本；1938年至1945年，应城膏盐矿区共产石膏152621吨，全部被日军掠夺，膏盐税利亦被日军掠去。1938年10月至1945年9月，日军还占用应城温泉资源约为2629.1万吨。1939年，驻应城日军在县城南门外圈占民田50亩开办日军农场，又在城北赵家畈强占耕地1170余亩修建军用飞机场，并强征劳工数万人次，历时数年。孝感农产品被强制实行“粮谷出荷”，即卖给日军的数额最高，而所定的价格又最低。日伪严格控制食盐，规定百斤谷子只能兑换食盐5斤，百斤籽棉只能兑换食盐25斤。孝感县每年被日军掠夺走的粮食达4000余万斤，棉花达20000余担。1942年秋，日伪中江实业银行设立办事处（后改分行），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典当等业务。存款利率月息4厘5，放款利率月息1分8厘。1945年9月，日军投降前夕将账册和库款（中储券）2.04亿元全部转移至汉口。日伪还严格控制鸦片、合作社经营，并滥发日本“军用票”、“储备券”，勒索老百姓物资财产。此外，日军征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田赋、契税、屠宰税、商业营业税、食盐利益税、高级纸烟税等，搜刮的数额实在难以统计。
日军侵驻孝感后，恣意践踏妇女。在其奸淫案中，有的妇女被轮奸至死，有的先奸后杀。许多妇女为保全玉洁，或烟尘涂面，或披头散发，或女扮男装，或远匿山林，有的则以死抗争。1938年11月9日，云梦城西附近张村王传荣之妻陈氏，20岁，因怀孕逃躲不及，被日本兵堵在家中，拼命抗拒强奸，被日本兵枪杀。1939年4月16日，日军20余人到孝感县邹岗镇太子岗仙芝湾“打掳”，将全村老少30多名妇女赶到一个稻场上，用剌刀逼着将其衣服脱光，肆意猥亵，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集体奸污，有的妇女不堪其辱而自杀。1947年4月，国民党应城县政府调查登记：沦陷期间，应城有近30名妇女因拒奸、强奸被日军杀害。据湖北省应城地方法院检察处代电：查日本战犯池田作太郎在应城强奸张王氏、吴李氏致死一案；查日军宪兵小林芳政在应城强奸张大山之幼女致死及拦劫行李没收货币等情一案；查战犯西山岩夫逼良为娼并逼死王杨氏一案。除强奸民妇外，日军还在应城县城军事管制区设置随军慰安所。军管区从十字街到三眼井约150米长的地段正式挂牌营业的慰安所有兴亚楼、朝日楼、芙蓉庄三处，兴亚楼都是日本妇女，朝日楼既有日本妇女，也有朝鲜妇女，芙蓉庄则主要是被强征的中国妇女，以供日军肆意糟蹋。
日军侵驻各地后，还强制孝感老百姓为其当苦力，服劳役，修筑公路、铁路、桥梁、机场、堤防、据点、碉堡、营房，运送军用物资等。日军对这些劳工稍不如意，轻则殴打，重则屠杀。例如，日军在礼山县设立据点后，又强迫数千农民为其修筑碉堡21座。之后，每日强征民工1000余人，修筑伪政权机构房舍数百间，还用武力胁迫当地民众摊派所需木材、石料。农民夏家亮、夏家武、夏家守等因上工迟到，分别用皮鞭抽、枪托斗，脚踢、狗咬，打得遍体鳞伤。孟宪春只有十多岁，大人不在家，被汉奸强行抓去顶父亲做工，日军见了，说是“对皇军干活的不满，用孩子来搪塞”，数九寒天，将孟宪春丢到一口塘里，差点淹死。遇有较大工程、频繁的军事行动，日军便任意增加摊派名额，人民群众背负繁重徭役，历史上罕见。据《云梦县抗战史料》记载：第三区三元乡永马会（今属下辛店镇）供应皇军苦力物资，新旧数载，有增无减。仅苦力一项，每日需要八百余名。其他木薪、马料，不时需供”。“人民负担已到气尽力竭之秋”。云梦县产马之地，如遇骡马不够驱使时，日军便随处抢夺耕牛。主人有不顺从者，即遭杀身之祸。1938年11月，县城西门外黄湖村居民李龙炳牵牛去畈，被下乡打掳的日军发现后夺其牛，李龙炳不舍，当场被日兵杀死。
在孝感占领区，日军输进大量鸦片贱价销售，并广设烟馆，日夜开放，诱惑人们吸食，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葬送健康。汉川县日军向伪县政府大量倾销烟土，设有配给所，每月配给烟土400两，其价格由县政府核定。汉川县城每月吸用烟土300多两。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全县共吸用烟土1万多两。侵华日军为根除国人的仇恨，还从青少年学生入手，开办中小学，广泛进行奴化教育。注重国文、日语、算术三门，关于爱国思想的文字全部删除，文艺诗歌之类亦注重日文，并派日本人督教，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使其忘掉自己的民族，忘掉自己的国家，甘当亡国奴。
侵华日军在孝感所犯下的罪行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上面所叙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二、“应抗”在创建和发展中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20日应城沦陷，国民党应城县县长鲍佛田弃城而逃，日军横行肆虐，人民倍受蹂躏。在这危亡的紧急头关，中共鄂中特委举起抗日旗帜，在鄂中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12月初，中共鄂中特委和张执一商请李范一先生，通过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推荐了接受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进步人士孙耀华当选为应城县县长。孙耀华到职后，立即改组了国民党应城县县政府，任命中共党员蔡承祖、沈少华、苏化龙先后担任县政府秘书，并建立了抗日区乡政权。1939年1月至4月，先后建立了4个区政权，并任命4名中共党员为区长，还建立了25个乡公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鄂中特委利用应城县政府这个合法名义又将应城附近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1938年12月中旬，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即称“应抗”）正式成立。孙耀华兼任司令，张文津任参谋长。在“应抗”的旗帜下，应城、京山的抗日武装被编为三个大队。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队的两个中队为第一大队，李又唐任大队长，下辖一、二两个中队。原程向阳的保安第一队为第一中队，原李又唐的保安第二中队为第二中队，共160余人枪。中共鄂中特委组织的武装为第二大队。鲁尔英为大队长，蔡松荣为副大队长，蔡承祖任政治指导员，下辖四、五两个中队。第四中队是鲁尔英率领的汤池游击大队，约60人枪；第五中队为原来的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70人枪；郭仁泰的鄂中汉留武装（系民间武装组织）为第三大队，郭仁泰任大队长，姜泽如任副大队长，陈秀山任政治指导员，戴迪安任军需主任，周品香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三个中队，近200人枪。这时期的“应抗”共拥有500多人枪。“应抗”刚组建时，成员很复杂，其中的汉留组织排他性极强，群众纪律也很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陶铸与蔡松荣一起两次到王家松林去做郭仁泰的工作，并特批郭仁泰、姜泽如为特别党员，要求他们按照中共鄂中特委的要求，接受司令部的指挥，尊重政治指导员，加强政治工作，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觉悟，加强群众纪律，加强军事训练，继续收编汉留武装，扩大抗日队伍。通过工作，郭仁泰部的政治态度才稍有好转。但是第九中队队长王魁五旧习难改，除了吸抽鸦片，还经常违反群众纪律。陶铸和“应抗”司令部令郭仁泰将其缴械，整顿了第九中队，汉留武装才有所转变。“应抗”整编后，中共鄂中特委号召分散在应城县内的武装力量继续上山（指大洪山）扩大抗日武装。在鄂中特委的号召下，矿工、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乃至进步的国民党官政人员，纷纷上山要求参加游击队。应城矿区的矿工胡无兴和制盐工人余天运，各组织近80人枪的队伍来到丁家冲，参加“应抗”。郭仁泰还收集了几支分散的自留武装上了山，共产党员黄定陆在石板河地区的乡保武装几十人枪，为了更好地发展，编入国民党京山县政府特务中心，后来，为了避免被国民党京山县政府吃掉，便将这支队伍编入到“应抗”。
“应抗”成立后，在中共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在京钟应等县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2月中旬，一股日军为探索进攻京山县城的路线，窜入天王寺、丁家冲一带进行侦察活动，被“应抗”侦察员发现，“应抗”一、二大队迅速抢占高地，向正在休息的日军猛烈扫射，日军被击伤几人后仓惶逃亡。过了几天，“应抗”又在天王寺附近袭击了进攻京山县城的日军一部。
1939年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中共鄂中区党委成立，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加强统一战线，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方针的精神，对“应抗”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整编后的“应抗”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1939年2月，驻京山、应城两县的日本侵略军倾巢出动，分几路向驻京山山区“应抗”根据地王家松林、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一线“扫荡”。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应抗”特务大队奋起反击，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但郭仁泰的第一支队和李又唐的第二支队却惊慌失措，全部哗然，县政府在特务大队第二支队的掩护下突出重围。正在这时，陶铸带领杨焕民来到矿区，溃散下来的游击队员向陶铸报告了京北山区遭日军“扫荡”的情况。陶铸听完汇报后，决定集合挺进大队进山，从背后打击日军，为被包围的应城县政府和“应抗”部队解围。日暮时分，徐休祥带领特务中队来到幽明店的一片洼地上，和一、三中队的一部分汇合，二中队没来。一、三中队来的人因有许多是当地人，当中又有许多人要求回家过春节，拿棉衣。陶铸与几位干部分头去做工作，收效不大。陶铸当机立断，让许多当地人回家过春节，化解了矛盾。针对“应抗”游击队里部分中队组织纪律涣散的情况，1939年二三月间，“应抗”游击队在赵泉河开展了以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反对自由主义》为内容的学习活动，并结合整顿进行集中军事训练。通过这次学习和军训，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学习结束后，“应抗”挺进大队集中全部手枪，抽调20多人组成手枪队，由陶铸和蔡松荣带领，在丁家冲和矿区之间，了解敌人“扫荡”情况，向矿商筹集抗日募捐，其余人员由陈一震和徐休祥带领，继续就地整训。
手枪队挺进敌后初战告捷。3月30日，手枪队在富水河畔的京山公安寨，同京应独立中队并肩作战，伏击日军差船，毙伤日兵20多名，缴获2支三八式步枪和部分劳军物质，日军团长被击毙。这次战斗使鄂中百姓人心振奋。
公安寨伏击战后，4月底，“应抗”部队在杨家河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整编。鉴于第一支队郭仁泰部已经叛变投敌，就以徐休祥的部队为第一支队，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仍为第二支队，原挺进大队编为第三支队，蔡松荣任支队长；中共钟祥地方武装的第四支队，张文津任支队长；黄定陆的京应独立中队仍维持原来番号。
“应抗”进行第三次整编后，战斗力不断增强。为了锻炼部队，陶铸决定夜袭云梦城。
4月30日，陶铸亲率“应抗”第一、三支队，从杨家河出发，经过夜行急进，一举攻入云梦城，毙伤日伪守军，烧毁其弹药库，次日晨撤出战斗，在鄂中创造了首次攻占日伪控制下的县城的战例。这一仗不仅锻炼了“应抗”部队，也使日伪大为震惊。汪伪中央社发消息：“不明番号的一支部队，攻占云梦城。”要求各日伪据点加强戒备。国民党五战区的《阵中日报》趁机吹嘘：“我五战区指派精锐部队，占领云梦城。”但人民群众则争相传颂：“陶先生带队伍打进了云梦县城，共产党的军队真行啊！”
公安寨和夜袭云梦城两战皆捷，使“应抗”威振鄂中。韩家坝爱国商人韩其大率领60多人枪投奔“应抗”，鄂中各地青年群众纷纷报名参加“应抗”，使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日益扩大。
1939年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县的大山头，与“应抗”三、四支队会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应抗”四支队编入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一团队的序列，张文津任团长，三支队和京应独立中队编为三团队，蔡松荣任团长。“应抗”司令部改为应城抗日游击队总队，许子威任总队长，王海山任参谋长，徐休祥任副总队长兼一支队长，李又唐部仍保留二支队番号。
三、汉川县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和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为根据地。”1939年9月18日，中共中原局致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不建立抗日政权，单靠军事行动是很难立足的。”“因此，从下而上，从小而大地建立政权，这是今天的主要方式。”根据毛泽东和中原局的指示，中共天汉特委从实际出发，积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合作，争取民主，改善民生，使之成为坚持抗日的民主政权。
国民党汉川县政府是倾向抗日的。县长向岩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过去与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有过合作共事的历史。向岩，1870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神灵台。在护法讨袁战争中，任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旅长。是时，杨虎城在该军中任师长，曾掩护过被反动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向岩托董必武将儿子和女儿送往延安。汉川沦陷不久，汉川前任县长龚勋南离开县府，任国民党128师旅长，向岩经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张难先推荐，由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任汉川县县长。向岩上任后，便找中共天汉特委代理书记易家驹，要求派干部到县政府和县自卫队担任领导工作。中共天汉特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改造国民党政权的论述精神，为了把国民党汉川县政府改造成为真正抗日和人民拥护的政府，先后推荐童世光、吴师筑、谢威和安琳生等人到汉川县政府工作，童世光任县政府一科科长，主管武装、保甲；吴师筑、谢威任国民自卫兵团副团长，安琳生任政治部主任。按照国民党的有关规定，县自卫队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不设副职。但向岩打破常规，仍然配备了副团长。同时，向岩还委托民主进步人士杨贡钦为政府三科科长，叶树屏为秘书。国民党汉川县县政府进行改造后，向岩按照中共天汉特委的要求，对全县区乡保政权进行了调整。委任原中共天门县委书记曹志坚担任第四区（麻河口）区长，进步民主人士魏一民、邓衍系分别担任第一、二区区长。在乡保政权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则占了绝大多数。实际上，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汉川县各级政权，是在中共天汉特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汉川县沦入日军手中后，国民党汉川县政府迁往南河渡。1939年10月，驻汉口日伪军出动2万多人，对川汉沔进行大“扫荡”，南河渡陷入日伪军的铁蹄之下。向岩率领县政府机关人员与国民自卫兵团向西转移。当走到汉川边境五星街时，国民党汉川县马口区区长张锦藩率五个区中队也来到这里。二队人马会合后，下步如何行动，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何定华、王连三、张锦藩等少数人主张去沔阳投靠国民党第一二八师，绝大多数人主张留在汉川继续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深入人心，县区大多数人主张“汉川自卫武装要保卫汉川人民”。向岩便接受童世光的意见，决定带领县政府机关人员和自卫团向襄北的田二河转移。但自卫兵团仍有一部分人滞留在双马山、芦排一带，未能跟随转移。汉川县政府机关转移田二河后，处境十分困难。共产党员童世光便找田二河商会会长陈锐夫进行磋商，陈深明大义，一面动员商店开店营业，一面发动商家捐粮献款。民主爱国人士匡子桢也在匡氏宗祠为县府安排办公室和宿舍。同时，童世光还找四团队借了1000元钱，作为开伙费，叶树屏回老家虾子沟，在商会中募集到一笔款子。由于多方努力，终于渡过难关，使县政府正常运转起来。1940年1月，向岩在田二河召开全县士绅乡保长联席会，宣布“抗日、团结、进步”的政治主张。
1940年春，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赴延安开会，途径汉川时，在童世光的陪同下，专程赴神灵台拜访向岩，同时代表边区党委，向汉川县政府赠款3000元。这对汉川县政府鼓舞很大。
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及中共天汉地委的关怀下，向岩真心实意地接受共产党的帮助，积极调整区、乡、保机构，普遍开展民主选举运动，肃清土匪，整编县自卫队，禁止抽丁派款，使政府工作很有起色。而汉川一惯反共的顽固派，则对向岩横加指责，并且向国民党当局告向岩“年老昏庸，勾结共匪”。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撤销了向岩县长职务，另委派一惯坚持反共立场的王连三（即王赞承）为县长。为此，中共天汉地委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一起“拥向反王”群众运动。全县4万多“抗十团”成员到处进行宣传发动，极力支持向岩继任汉川县县长。1940年3月，在田二河召开的“拥向反王”万人大会上，汉川县宪政促进会会长匡子桢宣布宪促会一致推举向岩为县长，王连三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汉川。
经过反复多次的争取和改造，中共天汉地委将国民党汉川县政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了汉川县政府这块合法的招牌，天汉地区的各项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四、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建立与中和乡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孝感中和乡，地处大别山、桐柏山交界处，北与应山（现广水）、大悟（时为礼山）毗邻，南与花园（现为孝昌县政府所在地）接壤，东靠小河（现属孝昌县），西临当时全国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面积有60平方公里，东通大小悟山，西连团山。境内丘陵起伏，丛林密布，路回岗转，是开展革命活动与革命战争的理想之地。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属鄂豫皖苏区，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不仅诞生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而且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了中和乡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许金彪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名义，从圣地延安返回故里孝感中和乡。不久，徐州、信阳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一派混乱声中，孝感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纷纷占山为王、占湖为霸，在孝北有反共老手刘亚卿、刘梅溪圈地称王，霸占北新街和小河溪；在孝东南，有伪顽赵光荣、尹昌彦落地为寇，抢占青石板和青山口；在平汉路东，有土顽杨希超、曹省三自称“司令”，盘踞东阳岗和同兴店；在平汉路西，有伪化了的地主武装胡翼武荼毒生灵，横行白沙铺；在西北，有厉德峻、何日知与豪绅地主沆瀣一气，统治季家店、厉家店；在南部湖区，有土匪屠占庭称霸湖区。一时间，司令多如牛毛，兵匪殃及乡里，横行霸道，名曰“抗日”，实则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面对这种局面，许金彪不顾负伤的腿痛，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中和乡人民不愧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一经发动，便积极响应，有的为许金彪出主意，有的协助其做工作，有的将自己的亲人交给许金彪，要求许金彪带领大家抗击日本侵略军。1938年5月，许金彪将中和乡的30多名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不脱产的“抗日防护团”。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日本侵略者来了就抗日，平常就维持社会治安。8月，许金彪将“抗日防护团”改名“抗日自卫队”，队员实行全部脱产。10月底，孝感沦陷，许金彪带领“抗日自卫队”，收集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再动员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加部队，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就这样，在日伪统治的夹缝中，孝感中和乡出现了一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许金彪等树立起一面抗日的旗帜。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面对敌伪的层层包围，许金彪等又提出了“在斗争中求生存”的口号，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西跨平汉线，向安陆、云梦两县的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活动；一路挥戈北上礼山、应山（现广水市）山区发展。大队经过半年多的南北征战，东西游击，战果显著。烂泥冲首战汉奸地主武装胡翼武部，缴枪百余支；太平镇怒击地头蛇王旬兰、杨焕然部，缴枪百余支；同兴店激战两昼夜，击毙伪警卫师长曾大钧，大获全胜；陆家山伏击日军，炸毁其列车，打得日本兵狼嚎鬼叫；花园镇夜袭敌巢，夺战马两匹、长枪数支；南新街保卫战痛击伪军刘亚卿部，击退了伪顽对中和乡根据地的侵犯，一时间，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名扬四方，威震湖北。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接二连三的胜利，虽然震惊了四邻的日、伪、顽，扩大了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情绪，但是，游击队处境也十分困难。为了克服困难，许金彪与大家商定，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名义，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突破一点，各个击破，壮大自己，站稳脚跟。
首先选定了国民党地方游击司令曹省三为突破口。曹是后起的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有600多人枪，势单力薄，许金彪利用其时常担心被杨希超、胡翼武吞并的心理，同他进行多次接触，终于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协议。之后，许金彪等人又利用曹省三这种统战关系，实施了“联曹击钱（大均）”、“联曹打胡（翼武）”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自己。挫败驻大悟山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部多次围攻的阴谋。为了联合抗战，许金彪部主动接受了蒋少瑗部的改编，但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继续保持其独立性，继续坚持立足中和乡根据地。这种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使许金彪的抗日游击队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最终打破了日伪顽的包围夹击，在敌人的夹缝中站稳了脚跟。
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战略原则，许金彪的游击大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不仅打破了日伪顽的夹击包围，而且使部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拥有5个中队500余人枪的一支地域性的独立的人民抗日武装。
中和乡抗日根据地是在日伪顽层层包围中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和创立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中和乡北二三公里处的北新街，是伪顽刘亚卿的老巢；南八九里处的花园，是日军的重要据点；西三四公里处的王家店、卫家店车站，驻有日本侵略兵；东南25公里处的刘家河，是反共老手刘梅溪的大巢穴。中和乡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许金彪等人及时地建立了中共中和乡委员会，在乡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三三制“的建政原则，调整了中和乡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班子，从而把根据地建设纳入了正轨。然后又以中和乡为中心，在发展和开辟的新区派出了乡、保长，借以巩固战斗成果，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由于战斗逐步频繁，伤病员和枪支损坏越来越严重，中和乡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医院和兵械修械所。修械所直接为部队服务，修理枪支、制造土炸弹，还为老百姓修理和制造农具；医院既为部队伤病员治病又为老百姓送药。这样，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部队的建设，而且较好地协调了军事斗争与地方建设的关系。
1938年冬，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和地方行政人员的开支，中和乡抗日根据地还增设了钱粮处，在促进生产发展、保证群众生活逐渐有所提高的前提下，普遍地进行田粮税和工商税的征收工作，使财政收入纳入正常的轨道。
通过一年艰苦复杂的斗争，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同人民群众一道，终于在敌人眼皮底下站稳了脚跟。1939年3月，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与许金彪部会合，李先念站在南新街的土墙上眺望中和乡全境，颇有感慨地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
五、天汉地区抗日武装的组建
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别委员会决定由童世光、谢文耀、梁立玲（女）、王栋组成中共天（门）汉（川、阳）工作委员会。天汉工委是襄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管辖范围比较大的跨县党的地方组织，下辖天门、汉川、汉阳、沔阳、监利、江陵等县的党组织。11月3日，中共天汉工委在汉川县童家岭召开成立大会，童世光在会上传达了鄂中特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议决了关于恢复、发展党组织，动员全民抗战，组织抗日武装，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问题。工委成员具体分工是：童世光任书记兼组织部长，谢文耀任军事部长，梁立玲任宣传部长，王栋在荆沙做联络工作。工委机关设在汉川县境内的小王家台，不久迁驻小芦排。
中共天汉工委成立以后，积极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11月，天汉工委军事部长谢文耀在汉阳侏儒山战地文化服务站召开了一次为创建抗日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会议。会议决定汉阳以七肖大湾为基地，发展抗日武装。会后，由中共汉川城东区委书记张天晕与区委的萧抱真、萧利三、萧毓福、姚杰等人一起，共同负责筹备建军工作。为了保证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肖利三的家里成立了汉阳民众抗日游击队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就搜集到近60支枪，成立了汉阳民众抗日游击队。汉川、汉阳两地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青年群众，纷纷参加游击队。许多当年的老赤卫队员闻讯后，也陆续起来参加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中共天汉工委将汉阳民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川阳抗日游击大队，姚杰任大队长，张天晕任副大队长兼指导员，下辖3个分队，全大队共有160多人枪，活动在金牛、嵩阳、玉贤、合贤、榔头等地。川阳大队建立后，在天汉工委的领导下，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保卫家乡，维护地方治安，做了许多工作，为初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保证川阳游击大队给养，1939年1月，中共天汉工委领导人与国民党汉川县长龚勋南商洽，将川阳游击大队部分人枪改编为国民党汉川县自卫第三中队，开赴国民党汉川县政府所在地南河溪一带驻防，由姚杰任中队长，张天晕任副中队长兼指导员。由于部队发扬红军传统，秋毫无犯，保境安民，深受群众欢迎，被评为模范中队。
1939年3月，国民党汉阳县长陈绳武对汉川县三中队极为赞赏，回到汉阳县后，按照中队的章法整顿县自卫队，并且要求把川阳抗日游击大队改编时留下的部分人枪和中共汉阳区委所领导的武装改编为国民党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在中共天（门）汉（川）中心（由工委改为）县委的领导下，萧利三与陈绳武协商，于5月正式成立了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由萧文安任中队长，萧伯阶任指导员。这样，汉川自卫三中队和汉阳自卫五中队在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实际上是天汉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坚强的抗日武装。以后，这两支武装成为新四军鄂豫边区独立游击支队四团队的骨干力量。
1939年1月，中共天汉工委与汉川县委争取了原国民党田二河区中队队长程世杰的10余人枪和城隍港五新哲所领导的游击队的7条枪，并以这两支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由程世杰任大队长，彭怀堂任政治委员。
在汉川的窑湾、洪兴一带汉留龙头大哥龙登云搜拣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组织了一支100多人枪的队伍。为了扩大党在天汉地区的抗日武装，中共天汉中心县委于1935年5月派彭怀堂将这支队伍争取过来，将其改编为汉川县自卫第五中队，由龙登云任中队长，钟文洲任指导员，使这支汉留武装成为天汉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
在天汉湖区，还有另一支汉川县抗日游击大队，也同样经历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人一起，一面发动热血青年，进行抗战活动；一面同国民党省政府交涉释放“政治犯”，以推动和领导这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董必武等人的营救下，汉川籍的彭怀堂、张华堂、郭秀庭等人从国民党反省院释放出狱。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和安排，彭怀堂等人回到汉川后，放手发动群众，串联在土地革命时期主力红军转移后分散隐蔽下来或被捕释放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1938年2月建立了汉川县“青年抗日救国协会”（简称“青抗协”）组织。“青抗协”成立后，抓紧大批吸收会员，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仅5个月的时间，在汉川全县建立了以南河渡为中心的老兴集、周兴集、系马口、养鱼铺、西江亭、杨林沟、塆潭、庙头、城隍港、分水嘴、播义湖等11个“青抗协”分会。
“青抗协”成立后，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面发展抗日武装。这年8月，彭怀堂与周干臣、周祥哇、张华堂等10多名“青抗协”会员一起，拿着八条枪，准备去红安七里坪投奔新四军，到黄陂祁家湾，见道路被国民党溃军拥塞不能通过，便转返汉川汈汊湖，时逢国民党军队过境大举抛枪西撤，在分水嘴的水口缴获了一股散兵的50多条枪，继而又在鸡公洲、桃园等地收捡溃军抛弃的270多条枪。随后，在韩家集建立了“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由周干臣任队长，彭怀堂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连和1个手枪队，不久，彭怀堂离开游击大队，在榔头另组建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3日，驻汉川城和系马口的日军出动80多人，沿江而上，向汉川分水嘴进犯，汉川抗日游击大队闻汛，派周祥哇的手枪队回家，与“青抗协”播义分会的会员一起，将这支来犯的日军包围在湖田垸中，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在死伤20多人之后，狼狈地逃往汉川县城。
彭怀堂离开汉川抗日游击队后，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到最后覆没的过程。1939年5月，大队长周干臣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与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达成协议，同意将拥有1000多人枪的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编为一二八师七六六团，由周干臣任团长，岑鹏为副团长，驻汉川田二河。协议达成后，王劲哉以宴请七六六团连以上的军官吃饭，将七六六团30多名连以上军官全部杀害，然后，对这个部队改编重组。自此，汉川抗日游击大队被一二八师吞并。
总之，在抗日战争初期，天汉地区的抗日活动是极其活跃的，抗日游击武装也是组建得较多的地区之一，这就为李先念南下武汉外围，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六、大悟山地区抗日武装的兴起
1938年8月，日本侵略军开始向大别山地区发动疯狂的进攻，目的是要侵占武汉，在武汉周围驻守的数10万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节节溃退。10月初，五战区长官部自宋埠迁自礼山县的夏店。10月中旬，李宗仁又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电令，从夏店向鄂西北随、枣方向撤退，只有二十一集团军留守大别山。
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时，国民党礼山县政府土崩瓦解，县长田江昌擅自逃亡，所剩人员迁移至新城以北的但家冲，县政府名存实亡。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到处丢弃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大悟山境内各种武装纷纷建立了起来，刘梅溪、刘亚卿各自拉起一帮人马自称游击队，盘踞在大小悟山；张维生、熊吉安在老山、彭陈店另起炉灶，自称抗日游击队；陈佑文、陈少堂在宣化店、丰家店也拉起一支游击队；陈文钦收罗一批人枪，树起了国民党礼山县政府“常备队”旗号，活动于二郎店、汪洋店、高家店等地。这些武装建立之后，国民党五战区张渝将这些武装改编为五战区第十九游击纵队，蒋少瑗任司令。随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又将该部收编为鄂东保安第四旅，蒋少瑗任旅长。另外，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的八十四军一七四师和五战区豫南第四游击纵队各一部驻扎在礼山县境内。
国民党这些部队驻扎在大悟山境内，纪律松驰，战斗力弱，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却横加责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悟山地区的广大的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明人士迫切要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
活动在大悟山区的共产党员，自觉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在四姑墩、宣化店、西大山和大悟山等地，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不断地扩大人民抗日武装。
在四姑墩一带，鄂东特委的个别负责人一时害怕影响统一战线，不准收集国民党溃军的枪支，拒绝收容零散部队。但是，钱运华、张家良等共产党人却在1938年11月中旬，以党员为骨干，积极搜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参加便衣队，在离敌人据点只有十几里路远的四姑墩建立起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白天，便衣队员化装成“苦力”，到日占区搜集情报；夜晚就摸日军的岗哨，或组织打击小股日伪军。1939年1月，周应文、吴基发、杜伯涛等人组织起敌后武工队，出没在河口等地打击敌人。河口南部龟山岗据点日军小分队窜进李家集，周应文等带领武工队员，用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砍死了4个日本兵，其余的几个负了伤的鬼子像兔子一样逃回了据点。还有一次，一小股日军在河口附近曹家田骚扰，周应文等带领武工队，抓住几个掉队的日军，用绳子将其勒死，把尸体沉入水塘。
宣化店是党联系中原各地的交通要道，是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地区。活动在这里的中共宣化店区委书记张锡云，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国民党联保主任曾伯龙做礼山县长王子法的工作，相互建立统战关系，在黑山冲办后方医院，在徐家寨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干部，聚集力量，组织起30余人的便衣队。在这支武装的影响下，刘家冲一带的刘清义、刘秀荣等6人，也组织起一支便衣队。这些便衣队，平常与老百姓一样，坚持劳动生产，当日军“扫荡”时，既掩护群众上山隐蔽，又组织力量抗击小股敌人。由于共产党员领导便衣队英勇顽强斗争，宣化店以东的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
1939年2月中旬，在西大山的共产党员孙保元和刘海山组织起两支便衣队，共65人。孙保元、王学德带领一支便衣队在罗（山）礼（山）边的北鞍地区活动；刘海山、潘文波、张定武带领的一支便衣队在东新店一带活动。两支便衣队与宣化店以东的东大山便衣队互通情报，相互配合，当东大山的便衣队部分队员转移到西大山后，孙保元、刘海山将东、西大山便衣队合编，改称西大山抗日挺进大队，孙保元任大队长，队员发展到近100人。并以姚家畈、东新店为活动中心，宣传抗日，扩大武装，开辟根据地，并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帮助友军解决所需给养。
大悟山地区的共产党员黄大智，在家乡芳佳畈一带组织起35人的便衣队。不久，全部编入许金彪所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之后，他又组织大悟山抗日游击后备团，拉起了300余人的便衣武装，黄大智任团长，魏金德任副团长，活动在大悟山山区。
与此同时，在罗山、礼山、黄陂、孝感、经扶、光山等县活动的共产党员贺建华、熊作芳等人，经过半年的准备，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以四支队留守警卫排为基础，与梅店自卫队以及竹沟护送干部的一个班合编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下设两个中队，4个分队，将近200人，罗厚福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顾循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元旦，在经扶白马山举行第六大队成立庆祝会。
在组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的同时，又建立了中共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贺建华任书记，罗厚福、熊作芳、顾循、廖毅为委员。中心县委下辖罗南、经（扶）光（山）、安礼、陂孝工委，领导罗礼孝陂和黄安、经扶、光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武装。
至此，在中共鄂东特委的领导下，大悟山地区建立了8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有750多人，成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力军。
七、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与赴家棚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经过大半年的艰苦创业，湖北及其孝感所辖地区诞生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与强大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相比，还显得十分分散和弱小，不足以打开大发展的局面。为了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率新四军精干分队南下湖北，并将豫鄂边区党委领导力量移至鄂中。
为尽快顺利挺进鄂中敌后，1939年1月上旬，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就根据中原局的决定，抽调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第一、二中队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支队），由区党委委员、军事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化名李威）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17日，李先念率该大队及干部共160余人自竹沟出发南下，2月26日，抵达应山罗家庙。翌日晨，日军100余人在伪军配合下，从应山县城向余家店一线“扫荡”。独立游击大队立即组织反击，毙伤日伪军20余名。战后，中共应山县委及其掌握的300余人的游击队赴余家店与独立游击大队会合。这是李先念率部南下途中第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这次战斗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救护伤病员，使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胜利消息广为传颂。此时，日军正准备向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进攻，发动随枣战役。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李先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于2月下旬赴随县均川镇同国民党五战区代表、鄂中专员石毓灵就新四军部队进入鄂中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进行谈判。通过中原局的积极争取，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默许新四军部队进入鄂中抗战。三四月间，日军开始向鄂中地区进犯，国民党军和鄂中地方部队纷纷向后方退逃。具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应城县长孙耀华向中共中原局提出，请新四军部队到应城地区抗日，从而使独立游击大队挺进鄂中取得“合法”名义。3月，独立游击大队在信阳南部灵山冲大山寺同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六大队会合，李先念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六大队立即南下，深入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注意同五大队协同行动。4月5日，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自灵山冲大山寺出发继续南下。南下途中，一面利用日伪矛盾收编礼山夏店举行反正的伪军，一面积极寻找和联系敌后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5月9日，李先念部在小悟山青山口与许金彪的湖北抗日游击队会师。李先念向许金彪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平汉铁路西侧地区和两部汇合整编的要求，在李先念的主持下，两部统一行动，除留少部分部队坚持孝感中和乡根据地的斗争外，大部转移至平汉铁路以西安陆赵家棚地区。
赵家棚是安陆、应山、孝感3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这里东靠大别山而紧扼平汉铁路，西接大洪山脉，北依桐柏山，是军事上连接鄂东与鄂中的纽带。李先念部与许金彪部会合后，运用军事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转移途中，联合国民党地方武装曹省三部，打击驻平汉路西侧的伪军胡翼武部，俘敌100余名，缴枪100支，为开辟安陆、应山地区扫除了一大障碍。5月中旬，根据李先念指示，应山县委军事部长杨焕民率重新组织的应山抗敌自卫团转至安陆赵家棚，与独立游击大队会合，为了统一指挥，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和应山抗敌自卫团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6月6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2个中队和竹沟留守处干部共200余人自四望山到达鄂中，在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所率部队亦编入新四军挺进团。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除第三大队向京山养马畈执行任务外，其余部队以赵家棚为中心在安陆、应山、孝感交界地区展开，积极寻歼伪军和小股日军，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李先念还召集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县党部、各区负责人和开明士绅开会，阐明新四军进入鄂中的抗日目的和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共商合作抗日事宜。从此，鄂中敌后抗战局面为之一新。赵家棚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尔后主力向鄂中其他地区出击，向鄂东敌后作战略展开并创造了游击阵地和连接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枢纽。
八、养马畈会议的召开与抗日武装的统一
新四军挺进团在安陆赵家棚成立前后，湖北及其孝感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国民党五战区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宣布撤销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和应城县县长孙耀华的职务，另委顽固派曾宪成接任。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曾一度扣押了陶铸，并企图阴谋瓦解和吞并“应抗”武装。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外围分散孤立的抗日武装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便有可能被顽固派各个击破，刚刚兴起的抗日游击战争将会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鄂中区党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发动应城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拒曾挽孙”运动，除了工农群众以外，许多士绅名流和社会贤达也纷纷出面响应。虽然孙耀华未能留任，陶铸被驱逐出境，但曾宪成也没有能就任县长，应城县政府和武装仍然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是，斗争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石毓灵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想策动李又唐从内部来分裂“应抗”。
在这重要的关键时刻，1939年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三、四支队会师。中旬，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问题的指示。6月19日，会议接到中原局刘少奇、朱理治打来的电报，电报指出，（一）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共产党在鄂中的地位。（二）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只有统一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才能增加战斗力量。（三）新四军刚入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军，用战斗胜利的事实来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亦不主动进攻，以免形成过度对立。（四）鄂中党组织除加紧扩大与巩固部队、保持警惕外，还要加强与五战区、鄂中专员和其他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新四军完全“合法”。根据中原局的指示，中共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区党委成员进行了调整，由陈少敏代理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长。会后，区党委将天汉中心县委改建为中共天（门）汉（川、阳）特委，雍文涛任书记，机关驻汉川老兴集、韩集、陡埠头等地。管辖天门县委、江陵县委、汉阳工委和（汉）川沔（阳）县委与汉川的马口、芦排、分水等3个中心区委及韩集工委、杨集（城蚌）区委。将鄂中区党委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与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久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不久由陶铸代理），下辖四个团队。原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和应城国民抗日自卫总队第四支队合组第一团队，张文津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信阳挺进队一支队和信（阳）罗（山）边地方武装合组为第二团队，团长王海山，政委钟伟；应城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第三支队和京（山）应（山）游击队合组成第三团队，团长蔡松荣，政委杨焕民；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与应山等地地方武装合编组成挺进团队，许金彪任团长，杨文明任政委。7月，区党委又以汉川自卫第三中队为基础，组建了第四团队，李人林任团长，雍文涛任政委。至此，孝感地区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建立的地方武装，大部分被编组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的建制之中。期间，豫南地方武装也同样统一起来，编进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
养马畈会议是共产党在鄂豫边区发动游击战争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一个里程碑。这个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使中共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得到了加强，而且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了新四军的抗日旗帜，使共产党员在豫南、鄂中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从而为开创整个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使武汉外围的敌后游击战争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整编后，所属各部即在统一部署和集中指挥下，向以孝感为中心的鄂中敌后沿汉水进行战略展开，广泛而又勇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并不断地开辟和扩展抗日民主根据地。
打击胡翼武部，开辟安（陆）云（梦）孝（感）根据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一团队和挺进团活动于京（山）应（山）云（梦）孝（感）之间。1939年7月初，一团队南下到孝感的杨家河、沙子岗一带，再次打击伪军胡翼武。此时，已与中共京安县委建立了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安陆二区区长杨弼卿闻讯率部前来助战，给伪军胡翼武部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开辟了安（陆）云（梦）孝（感）边根据地。战后，当地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欢庆解放，有的绅土也感谢新四军为地方除了一大公害。
争取周叔屏部反正，开辟安（陆）应（山）随（县）根据地。7月下旬，独立游击支队一团队活动在安陆烟墩店地区，对该地青龙潭顽伪两派武装周叔屏部采取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迫使周叔屏部200余人反正，被编入一团队第三大队，周叔屏任大队长，李冠群任副大队长。至此，安应随的交界地区成为中共地方组织所领导的一小块根据地。
8月，周志坚奉命率独立游击支队三大队到孝感地区活动，该部在襄花公路的憨山设伏打击由花园驶往安陆的日军汽车。设伏的那天早晨，三大队在张店两面的公路上，用稻草垒成一个掩体，架上重机枪和迎接张店方面开来的日军。并在张店镇上埋伏一个排的兵力，憨山寺埋伏一个班的兵力，其余部队则埋伏在公路两边。10点左右，从花园向安陆方向开来了5辆日军汽车，闯进了三大队的埋伏圈。第一辆汽车刚驶进张店西，就被密集的机枪子弹打中，再也动弹不得。其他4辆汽车被阻击在张店北的公路上，进退两难，车上的日军企图弃车逃命，埋伏在公路两旁和张店镇上的部队一齐出动，其势似猛虎下山，一举击毙日军9人，缴获长短枪9支。日军车的物资，除部分分给群众外，其余全部缴获，5辆军车全部被烧毁。此役战斗规模虽小，影响却很大。当地群众纷纷赞扬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找着鬼子打，真是人民的子弟呀。”两天后，千余日军向孙家店、赵家棚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独立游击支队一部一面掩护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区，一面奋勇抗敌。战斗进行了三个昼夜，在毙伤日军数10名后，日军终于被迫撤退，从此，赵家棚一带成为京安应县较为稳定的基本区。
8月底，战斗在京应一带的独立游击支队三团队和一团队，主动进攻应城魏家河伪军马筱甫部，毙伤伪团副以下20余名。9月，又彻底消灭了京山马家河惯匪石修武部，从此，大山头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在以孝感为中心的一系列战斗中，开辟了大大小小的近10块根据地，特别是争取郭仁泰、消灭李又唐和新街战斗，对创建以孝感为中心的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9年春节前，日本侵略军“扫荡”丁家冲、八字门等地区时，郭仁泰部队闻讯溃散，逃到陈家河湖区一带，京应地区被笼罩着一层反共的乌云，京山县的反共顽固派曹勖、金亦吾曾多次亲临湖区，拉拢郭仁泰一起反共，国民党一二八师也企图收编郭仁泰部。在一些反动地主的包围诱惑和伪鄂西保安司令、汉留大头目杨青山的威胁拉拢下，郭仁泰叛变投敌，当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郭仁泰部盘踞在应城矿区和陈家河湖区后，收罗分散的汉留武装，部队发展到近千人枪。这样就严重地阻拦着新四军开辟天汉湖区的通道，妨碍抗日民主政府在矿区筹备抗日经费。这时，郭仁泰部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姜泽如、张先祥两部，经汪心一的争取，已被编入“应抗”第一支队。另外，占郭仁泰半数人枪的张卓然部与郭仁泰发生矛盾，不听郭的指挥而独立活动。更值得一提的是，郭仁泰部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士兵，已感觉到当伪军违背了抗日的心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鄂中区党委和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首长认为，非马上解决郭仁泰的问题不可，但同时又考虑到，汉留会在鄂中有其广泛性和群众性，若兵不血刃地争取郭仁泰反正，其震动和影响将会更大。因此，中共鄂中区党委与新四军首长决定，进行争取郭仁泰反正工作。1939年9月，陶铸亲率蔡松荣的一小支部队从京山出发，经过日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为了便于做争取工作，陶铸住在余家嘴开明士绅蔡幼云先生家里，派坚持湖区斗争的安琳生乘船渡湖把郭仁泰的帮手李春山找来。李春山见到陶铸后，陶铸严肃地指出了他与郭仁泰的叛变行动，要求李春山规劝郭仁泰反正。第二天，根据陶铸的指示，蔡松荣亲临郭仁泰司令部。经过严肃的谈话，并指出其当伪军的不良后果，郭仁泰表示愿意重新上山。1940年1月，郭仁泰率部向京山石板河地区进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陶铸和蔡松荣星夜来到石板河，欢迎郭仁泰反正归队，并将该部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六团队，郭仁泰任团长，郑绍文任政委。随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又给第六团派去了政治工作干部，对这个以汉留为主要成分的部队进行了全面改造，使其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
就在争取郭仁泰部反正期间，即1939年9月初，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队跨越襄河，在汉阳自卫第五中队配合下，攻入汉阳蔡甸，歼灭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独立九十二师熊光部100余人，随后该部返回襄北，伺机在汉川汈汊湖舒家桥消灭顽伪合流土匪武装岭鹏部200余人，并活捉岭鹏，打开了天汉地区的抗日局面。
在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各团队积极抗击日伪捷报频传的时候，受编于“应抗”的第二支队队长李又唐却大肆收罗土匪，勾结日伪和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战，到八九月份，纠集了9个大队共3000余人。李又唐自恃实力雄厚，猖狂向“应抗”第一支队进逼。为了清除内患，9月21日，李先念亲率一、二、三团队和“应抗”一支队向李又唐部驻地杨家河、两河口等地进发，经两天一夜作战，加之政治攻势，该部全部溃散，李又唐仅带少数人枪逃入义堂镇敌据点。“应抗”总队招编其溃散部队，获1000余人枪。这次战斗扫除了阻碍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大隐患，群众拍手称快。紧接着“应抗”部队又消灭了盘踞在安陆、云梦边界高家店的一股土匪武装胡安烈部。消灭李又唐和胡安烈部的两次战斗，挫败了顽固派的阻碍，使其反共气焰有所收敛，清除了李又唐这个内患，使“应抗”部队得到更大的发展，京安应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也使应城、云梦、安陆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九、“抗日十人团”的建立与发展
以孝感为中心的鄂中各级中共组织，在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全民抗战的路线，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抗十团”和“忠勇救国团”的兴起，是鄂中地区党的群众工作的突出创举和特点。
“抗日十人团”是由中共京应县委倡导，经中共鄂中区党委批准，于1938年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开始主要分布在京应县的西家冲一带，有近千人。该组织以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由党员骨干串联动员群众组织而成。9月，“抗十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应县的丁家冲召开，到会代表近60人，会上成立了京（山）应（城）抗日十人团总部，由京应县委民运部长汪心一任总团长，聂琴堂任副总团长，孙世关任宣传部长，常克东任组织部长，秘书长是罗明，还设有青年部长和武装部长，总团部设在小丁家冲庙湾。会议向京应各地提出了“为发展团员五千而奋斗”的口号。大会闭幕以后，总部在京山石板河举办了青年训练班，为“抗十团”培训了800多名骨干。学员结业后，深入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抗十团”，使该组织得到了很快发展。不到3个月，仅京应县的团员就有上万人，它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在日伪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抗十团”秘密组织。
安陆的“抗十团”组织，是从京安地区、安随地区发起的。1939年秋，安陆工委在青龙潭建立后，以胡山为书记的全体工委委员，便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地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组织了“抗十团”。使青龙潭地区的“抗十团”组织似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保设立了“抗十团”分团。由于“抗十团”在京安地区发展很快，1940年10月，京安地区召开“抗十团”代表大会，成立了京安“抗十团”总部，曹冰清当选为总团长。
在天汉地区，“抗十团”组织发展形势也很好。1939年10月，根据中共天汉特委的指示，彭怀堂、龙登云在襄河沿线发展“抗十团”。1940年1月1日，天汉“抗十团”总部在汉川陡埠头成立。陈秀山被选为总团长，副总团长龙登云、江萍（女），组织部长吴鄂民，宣传部长田昆（后由曹力接任），武装部长李秉范。天汉抗日十人团成立后，立即派出巡视员到各地帮助指导组建“抗十团”的基层组织，在襄北的城隍、分水、垌塚、吕家港、虾子沟、韩家集、横堤、杨业陂、小里潭、田二河、陡埠头、麻河等地均建立了区团；在襄南，川汉沔工委建立了芦排、杨曲等区团。与此同时，在天汉的国统区和日占区也相继建立了抗日十人团秘密组织。
天汉抗日十人团从发动到组建，仅几个月的时间参加人数就达4万人以上，“抗十团”的组织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参加“抗十团”的成员，既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市民，也有小地主和富农，还有名流士绅、洪门兄弟、社会游民等。“抗十团”组织，充分体现了一切抗日人士最广泛的联合。
“抗十团”具有半军事、半政权的性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没有自己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主要任务有四项，即打击汉奸，摧毁伪政权（或控制伪政权为抗日服务）；站岗放哨；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调解民间纠纷；打击零星日军，没收仇货等。
当鄂中的“抗十团”顺利发展的时候，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府，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中共鄂中区党委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倡导组织“抗十团”，在极短时间内，“抗十团”便很快普及于京应、应城、钟祥、安陆、云梦、天汉等地区。县设总团，区、乡设分团，其组织既成体系且严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整个鄂中地区有“抗十团”团员近15万人，仅安陆县就有5万之众。
“抗十团”作为半军事半政权性的群众组织，在中共地方党组织还没有拥有大量武装和建立自己政权的情况下，在抗战工作中，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摧毁伪政权，打击日伪军。汉川分水的“抗十团”发现镇上一家鸦片烟馆的王老板是日军的情报员，专门收集四团队和游击队的情报，于是，“抗十团”及时向天汉“抗十团”总团报告，副总团长龙登云带领团员将王老板和当地伪维持会长抓获后交给四团队审讯后处决，消除了隐患。京应县的“抗十团”在几个月里，便把同兴集、京汤乡、曹武街、汤泉镇、汤池等20多处的维持会全部摧毁。顾家场、徐店的“抗十团”打死3名日军，缴获短枪1支；京汤乡的1名“抗十团”团员，带领部队活捉伪军头目林国思；曹武街的“抗十团”潜入到反共派的阵营里，缴获了13条枪，武装了群众。易家店群众在稻场上打谷，两名日军恶狠狠地向群众要“花姑娘”，群众怒不可遏，几名“抗十团”骨干，一声怒吼，挥舞扁担、扬杈打死了1名日军，将另1名日军押送到丁家冲支队司令部。在团山地区，有一个做尽了坏事的伪团长，群众对他深恶痛绝，“抗十团”决定拔掉这条祸根，将其捉送支队司令部，在押解途中他乘机跑掉，“抗十团”分析可能逃往他的姘头家，果不出所料，“抗十团”将其抓获后就地处决，群众拍手称快。
开展“经济游击战”抗粮抗捐，打击仇货。安陆县徐店、西家冲的“抗十团”，在府河一次拦劫谷米20余船，连夜从20里外动员群众集中200多匹牲口将谷米运回。天汉湖区蚌湖抗日十人团团员发现襄河边停泊着一艘日军汽艇，满载着物资，艇上只有1名日军和两名日本妇女，几名“抗十团”团员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其干掉。“抗十团”团员冲上艇后，经过短暂拼打，将日军揍死在艇上。“抗十团”团员将满艇物资和两名日本妇女迅速送往汈汊湖边的虾子沟，交给了四团队。
配合正规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1939年12月，四团队在府河口伏击日本三井洋行的两只商船，缴获了大批物资。四团队通知城隍“抗十团”派船前往协助转运。城隍“抗十团”立即在潘许家台一带搜集木船70多只，将战利品运往四团队所在地王家马垸东商村。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二、四、五团队攻打侏儒山时，决定分别从杨林沟附近的蒋家滩和蚌湖口附近的茨湾渡过襄河。分水、杨林、蚌湖、城隍等地的“抗十团”立即动员全体团员为部队做服务工作。“抗十团”在渡口的上下游地段设岗放哨，距离长达3里路左右。为了保证部队顺利过河，“抗十团”搜集了大批木船，仅在蒋家滩渡口，就有60多只木船。为了严密封锁消息，城隍“抗十团”派人将宋河至蚌湖口（长达20里路）沿途电线杆砍倒，切断了日伪的通讯联络。在“抗十团”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部队迅速安全地渡过了襄河，取得了侏儒山战役的胜利。
团结群众，做好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川沔抗日十人团分团油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告青年同胞书》等传送到各地散发，在一些小学、私塾向师生进行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许多地方的抗日十人团还组织群众修堤治水，恢复生产。1939年冬，安陆青龙潭的“抗十团”在雷岗召开了1000余人参加的“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大会，中共安陆工委委员吴天成主持大会，各方代表在会上发言愤怒声讨汪精卫卖国罪行，会场群情激奋，斗志昂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宣传效果很好，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打击封建势力，锄奸安民。安陆青龙潭镇上有个妇女不愿在地主家做小老婆，跑到陈家湾亲威家躲避，不料这个亲威心术不正，暗中将该女子卖掉。“抗十团”陈湾分团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打击封建恶习，给这个不愿意做奴隶的女子撑腰，请示区团部仲裁此事，区团部支持这个女子，惩罚了贩卖她的坏人，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京应的“抗十团”还专门成立妇女团部，开展反对一夫多妻制、买卖妇女、虐待童养媳等反封建活动，并为部队做了许多军鞋。除此之外，抗日十人团还开展锄奸安民活动，青龙潭镇上有个恶棍，叫汪光良，私通日军，纠集一伙流氓地痞勒索老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安陆抗日十人团决心除掉这些祸根，经请示中共安陆工委批准，将这个恶棍逮捕，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以极刑。“抗十团”这个举动，震动很大，坏分子再也不敢嚣张了。
鄂中的“抗十团”，有的还组建了武装，成立了自卫队，为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在京（山）安（陆）一带，伴随“抗日十人团”出现的还有在大山头地区涌现出来的“忠勇救国团”，亦拥有团员5万多人。1940年春节，该团召开了一次有200余人参加的代表大会，夏启明被选为团长。当时从大山头到罗店快活林数10里地段上，“忠勇救国团”十分活跃。该团作为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武装组织，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驻这一带的日军惊恐地说：“这里到处是中国兵。”在日军进攻襄樊时，“忠勇救国团”动员上万团员将宋应公路全部破坏，还烧桥梁、割电线，中断日伪交通和通讯。
“抗日十人团”和“忠勇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的诞生和发展，对这里的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起了先导作用。这是一支不穿军装的人民武装，是抵御日伪顽的铜墙铁壁，这支人民武装不仅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民主建政工作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为以后各种救国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