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孝感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现在的孝感市（地区）所辖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属鄂中、鄂东、信应和天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那种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建设，却开展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
一、党的建设和整风运动
孝感所辖地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所以能够坚持抗战，不断保卫、巩固、扩大根据地，全面建设根据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的领导。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和各项建设的发展，党的组织本身也不断发展和壮大。天汉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40年至1942年8月，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配合主力部队开辟了天（门）西，初创襄（河）南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壮大。天汉地委所辖地区，由原来的天门、汉川两个县委发展到汉阳、潜江、江陵5个县委；一个江监潜中心县委和一个汉沔工委，党员发展到5000人以上。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鄂豫边区的基本区，故党的组织发展得更好些，到1943年后，中共鄂中地委先后建立起中共汉孝陂县委（过去为工委），应北县委第7个县（工）委和信应中心县委。基层支部普遍建立，党员队伍迅速发展。从总的方面看，绝大多数党组织中的广大党员在斗争中均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但由于发展快，斗争尖锐复杂，也存在着一定的弱点。
一是新党员多，成分复杂。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加上参加革命经受锻炼的时间短，个别党员的党性不强。
二是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封锁，囿于天地狭小，对上级的指示、政策研究不够，工作中存在自成体系，自由行动的现象。
三是随着斗争和建设成绩的取得，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了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情绪，甚至争名誉、闹地位，影响到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四是某些组织存在涣散现象，战斗性不够强等。
以上这些弱点，都是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的。为了巩固党组织的发展成果，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各根据地党委除选派部分县区干部到边区党校学习外，还各自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分批抽调县区乡干部进行轮训。训练班时间一般为3至6个月，也有一个月左右的。学习内容主要有党章、党纲、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文献。各县委开办的培训班则结合学员文化水准较低的特点，适当设置文化课，主要有语文和算术。学习中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对照文件文献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至1944年，中共鄂中地委仅在孝感境内，就举办315期不同类型的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学员达1000人左右。1943年9月至1944年11月中共天汉地委党训班共办34期。礼山县也派党员干部参加了中共鄂东地委党训班的学习培训。
1942年4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鄂豫边区和五师师部决定在党员和干部中开展“战时整顿三风”运动，即反对宗派主义以加强团结，反对官僚主义以改变工作作风，反对党八股以转变文风。据此，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遵照边区党委指示，开展了战时整风运动。中共鄂中地委在安陆赵家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战时整顿三风”的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文敏生主持会议，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根据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确定，参加训练班的党员干部结合学习整顿三风，其他党员干部利用工作和战斗间隙的时间进行整顿。基本做法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的指示》等22个文件（由边区汇编下发），以此为矢，“射中我们工作中个人修养的毛病之的”（引自夏忠武《我们的边区整顿三风》，1942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及游击司令等不良现象进行斗争，重在提高思想觉悟，对个别存有腐化现象干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教育。其他根据地也同样进行初步的整顿三风的活动。通过初步整顿，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尤其是党员干部，注重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有初步的转变，干群和党政关系及其军民关系有一定的改善。
1943年冬，在“战时整顿三风”的基础上，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彻底整风运动决定》。《决定》指出：“整顿三风是全党的思想大改造，是巩固党的基础，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极重要的步骤。”《决定》对整风的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步骤、方法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整风的目的在于克服所有三风不正的现象，教育干部，改造干部的思想意识，提高干部水平和能力，“目前整风的重点”，“放在部队县团级与地方县常委以上的干部上面”。
鄂中、鄂东、天汉等地党委和军分区在鄂豫边区总学委的指导下，都成立了分学委，领导整风运动。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长期整顿、分步学习的方法，利用工作和战斗间隙时间，开展整风运动。
这个时期的整风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加强阶级教育，肃清国民党的影响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即开展整顿党风，加强党性锻炼。在阶级教育中，广大学员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和政策，与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政策，对于三民主义与蒋介石主义、新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等，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区分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个主义、两个战场、两种前途和命运，从而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的本质，更加坚守了抗战必胜的信念。1944年初转入第二阶段。各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领导干部、分批参加了鄂豫边区开办的高级干部整风班进行整风。各地分学委采取整风学习与开办整风班相结合的方法，分别组织县团级干部和营区级干部进行整风，乡与连排级干部的整风由单位的政治机关负责，一面坚持工作、战斗，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各县委的整风，除县团级干部参加高干整风外，由各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部署。应山县委鉴于本县环境比较安定，于同年春集中100余名干部，在寿山的张家湾召开整风会议，中共鄂中地委组织部长王良到会作报告，汉沔中心县委于7月在下蚌岸召开了为期半月的整风会议，天汉县委党校于2月8日在袁李家（村）开学后，就开展了为时半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整风学习，县委领导亲自授课。同时在基层党支部开展了不脱产的整风学习。安陆、云梦等县则根据敌顽夹击严重、战斗频繁的实际情况，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由县委书记分批抽调党员干部到敌情较缓和的地区进行整风学习。礼南、罗礼应、安礼等县县委书记参加边区和地委整风班学习后，回到各县，领导了本县的整风学习运动。
这次整风，始终坚持了“惩前毖后”的方针。党委首先抓了阶级教育、革命气节教育。针对敌伪顽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及敌特机关对根据地进行盗窃情报、瓦解意志、刺杀革命者等破坏活动，各级党委要求广大党员提高政治觉悟，保持革命气节，为民族利益而奋斗。
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各级党委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搞逼供信，不搞“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是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实事求是，重在教育，和风细雨，以理服人。故此，通过整风，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明显提高，党内增强了团结，党组织战斗力得到了加强，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各根据地在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过程中，基层秘密党组织的建设是当时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当时特殊环境所决定的，负有特殊的任务，也是当时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1943年初，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蒋家楼子会议，会议从战略方面考虑，边区孤悬敌后，斗争尖锐复杂，如有特殊情况发生，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须留有党的组织掌握情况，联络人员，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于是决定在鄂中、天汉、随枣、鄂东、襄河等建立秘密党组织，并确定由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和组织部副部长孙西歧负责，选择适宜于从事此项工作的干部。
秘密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紧密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组织，积聚力量，为坚持斗争做好准备。在其活动中，不与根据地内的党政军统群等组织发生关系，未经许可，彼此之间也不发生横向联系，即使被自己的同志误会也不得公开身份。发生问题时，直接找各地党委负责秘密党的负责人联系。在鄂中，由杨祝三、李立权、聂学本、雷震等人分别在云梦、应城、京安、安应等地区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其他各地也都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各地秘密党委建立后，在侦察敌情、惩恶除奸和反特斗争中，都取得了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政权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政领导，广泛而又深入地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战争，渡过难关，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于1941年4月1日，在京山向家冲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大会按“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当选行署主席，行署下辖鄂东、襄西、天汉、信应四个办事处，京安、应城、云梦、孝感、随南、京山等6个县级政权直属边区行政公署领导。边区行政公署的诞生，标志着整个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加强和行政领导的统一，是整个政权全面建设和开展工作的新起点。
在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为了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民主运动，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和实行村民代表制的要求进行了普选，完成了由保到县的完整的民选工作任务。
1941年3月，应城县在整个鄂豫边区是第一个由县人民代表直接公选的县政府，张谦光当选为县长，并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了县政府委员会。应城县民主政权的诞生，为整个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随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应城县这种建政方针，都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县政府。这个时期的民选活动，在鄂中各地开展得既广泛又深入。据不完全统计（除京山外），民选区有22个、民选乡139个。其中，全民选乡62个，民选半数的乡有77个，有的地方的民选工作还深入到敌占区附近。例如云梦县民选基层政权时，在靠近敌据点一里路的保召开保民大会，选举保政权。在选举的那天，人民兴高采烈，热热闹闹，伪军佯装不知。天汉根据地在各级政权建设中，注意团结一切进步的爱国力量，吸收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进步人士和有影响的中间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这样，保证了政权建设的广泛代表性和民主性。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日本帝国主义急于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更加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对国民党的诱降。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和新的艰苦斗争，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3年1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召开了“蒋家楼子会议”，反复分析了国际、国内和边区的政治形势，认真总结了1942年边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热烈讨论了1943年边区面临的任务，宣布了边区党委对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提出了“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制定了“必须强化政权，以完成战争动员任务的方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预示着鄂豫边区各项事业必将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则是特殊历史阶段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同年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要求在战争动员中加强党的建设，“抓紧时机，强化了保政权，尽可能地与党的区委、支部同时在斗争中进行改造”。同时，行政公署还拟定了强化政权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撤换的方式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特别是保政权；（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密切政府上下级关系；（三）使用强制手段培养机关的雷厉风行的作风。
各根据地党委对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为贯彻蒋家楼子会议精神，中共鄂中地委于1943年夏在孙家祠堂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或行委会主任）参加的地方扩大会，会议由地委书记文敏生主持。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文敏生在会上传达了蒋家楼子会议精神，强调贯彻执行边区提出的：“必须强化政权以完成战争动员任务”的方针。会议除讨论军队建设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外，还就政权建设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全区政权工作作了统一安排。会议以后，工作组深入各县开展强化政权工作，并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天汉和鄂东地委也同时召开了各自的党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各自根据地强化政权工作的任务。这些会议召开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区乡由各区乡党委书记兼任区、乡长。
这一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县按照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的统一要求，主要强化了乡保政权，并培养了大批乡保干部，充实了乡委会，健全了保委会。通过强化政权，清除了部分不可靠不称职的乡保干部。安应县一次就撤换了3个乡长，对极坏的汉奸分子则严惩不贷，伪保长张宽甫作恶多端，干了许多坏事，受到了严厉打击。
强化政权工作，对提高工作效力、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培养雷厉风行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保证了各项战争动员任务的顺利完成，提高了政权的工作效益，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但不足的是，有的地方的民主政治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挫伤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民主人士的积极性。
随着政权建设的普遍开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以前，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给养，主要靠募捐、月捐、乡商税、坐商税和临时性的摊派，自田赋公粮实行累进征收后，根据地内便取消了抗日月捐和临时摊派，部队机关的给养、财经的供给，逐步走上了依靠群众、依靠生产来解决问题的轨道，因此，要进一步清查土地，整顿田赋公粮，搞好公平负担。
1942年3月，鄂豫边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户口田亩登记的决议案，同年8月，又发出了《关于积极准备征收下忙公粮的指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级政府进一步实行户口田亩登记，查田定产，以产计税，按人口占田比例大小累进征收，在户口田亩登记之初，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造谣，登记田亩户口是为了“抽丁”、“加税”和实行“共产”做准备。少数人听信谣言，有意隐报；多数群众对抗日民主政府充分信任，积极配合登记户口田亩，从而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清查土地的基本做法是：户主分块自报亩数，政府组织贫雇农进行核查，实地查看，核准后造册登记，由政府根据土地的多少下达征粮任务。例如，孝感县1942年成立田亩局，区成立田亩工作队，基层聘请“册书”，统一领导，开展清查工作，查出了不少“黑田”，仅孝感县二区就查出了50多亩。
田赋公粮，以清查核准后的田亩册子为依据，按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年成的好坏确定基数进行征收。孝感的土地大致分为湖区、平原、岗地三大类型，南部湖区与中部平原征粮分为两种，以现金计算。一种为“民粮”，即好田，一亩民田征1块银元；一种为“游粮”，即涝水沼地，一亩征5角。北部山岗地，分为三等，以粮食计算，一亩田，头等征7斤，次等征5斤，三等征3斤。此外，对灾区实行缓征或减免；对有5亩以下土地的抗属（抗日军烈属）免征，对家大口阔的贫雇农酌情减免。在正常年景，每个大乡可征粮数万斤。
征收田赋公粮的工作，一直扩展到敌占区内。1943年10月，安应县田赋委员徐效存通过伪金洑乡乡长崔楚白和伪区委周辅之的关系，深入到敌伪据点的洑水征收田赋，趁伪军在杨大爷的茶馆打牌之机，徐效存在杨大爷的里屋召集4个伪保长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日政府的田赋公粮政策，伪基层政权人员颇为感动，在9天内，金洑乡和三陂乡的全年田赋一并交清。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征收田赋公粮，均分为上忙和下忙，即分夏、秋两季征收。在征收田赋公粮时，各级政府派出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宣传累计征收公粮的合理性，既增加了财政收入，也能做到公平负担。每年的农业税收入占根据地财政收入的70%。按农村总人口计算，每人负担的田赋公粮为一斗半谷，占人口年户均收入约三石五升的3%，比敌占区少8%，比国统区少60%以上。累计征收田赋公粮，是根据地农业税税收政策的重大转变。
减租减息，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重要的经济斗争。在未实行减租减息之前，各地人民饱受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地主每年的收租额占佃户总收入的40%到50%。应山等县的租额，有的高达70%以上。除地租剥削外，地主还向农民进行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和额外摊派。农民终年劳作，不得温饱，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为了发动全民抗战，贯彻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精神，把贫苦农民从痛苦生活中解救出来，1942年，在《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原则：“举办土地登记，实行减租减息”、“取缔私人征收湖税河税”、“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之实收量的375‰，保证地主一律按二五减租（按抗战前的实收租额照减）原则收租，佃农按此原则交租，地主不得超过年息2分，法律不保护高利贷，保证债主放债收息，债务人按此原则还本付息，旧债付息超过1倍者停利还本，超过2倍者本利停付，凡农民因借贷而典当押出的田地，期满后有随时赎回之权力”。这些重要的规定，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的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边区行署的减租减息原则和《1942年度减租办法》。例如鄂中专署首先在汉孝陂和应城湖区，取缔了私人征收湖税河税，免收湖赋河赋。天汉专署先后召开了参议会，动员开明士绅和地主，积极执行政府的减租减息的政策。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民主人士，带头执行二五减租，以身示范，领先报名减租，还有的士绅说：“新四军的政策好，如果真正实施，神鬼钦服，何况我们是人。”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鄂中减了11000多户业主的租，减去租谷12000石，受惠户达19621户；据1944年10月中旬天汉地区5个乡、56个保的统计，减租业主221户，共减息谷5400余石，得益户1500余户；减息债主507户，共减息28000余元，得益佃户1500余户；减息债主507户，共减息28000余元，得益债户2700余户。实行双减后，农民收入普遍增加，1943年农民每人平均收入为13石谷，1944年则为27石谷。
减租减息运动也是极其复杂的。个别佃户胆小怕事，将减掉的租息又偷偷给地主送去，有些地主阳奉阴违，表面赞成，暗地压制。对个别佃户的顾虑和落后思想，进行批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对田主债主的错误行为除要求他们公开检讨外，还要将应减的租息公开退还；对顽固不化、消极抵制的就开展斗争。这样，才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稳健深入地开展下去。在减租减息过程中，根据地内较普遍地建立了救国会，而农救会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更突出。
减租减息的普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使群众抗战积极性和生产热情更加高涨。
三、经济建设
1941年，鄂豫边区发生了60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达200多万，尤其是安应、京北、应山、安北、礼山、孝北等地，一连80多天无雨，田地龟裂，禾苗枯死，几乎颗粒无收，致使倾家、倾村乞讨，出现了十室九空的萧疏景象。安陆刘兴店附近的刘家大湾有45户人家，泥门逃荒者达13户。这时，日伪军趁遭灾之机，加紧掠夺农副产品，大量向根据地抛掷法币，造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食盐价格上涨到战前的200倍。国民党顽军也大肆抢掠物资，这样，致使根据地更加困难。边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机关供应发生了恐慌，只得靠野菜、葛根、黄金叶等充饥，克服临时困难。
连年的自然灾害，日伪顽的进攻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的财经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于1942年1月作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把这一工作当做中心工作”，一定要把“经济建设工作动员到广大群众中去，号召群众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事业，提高群众生产热忱，组织群众到生产战线上去，克服群众生产低落现象”。《决定》的要点为：（一）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真正造成一个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同时开垦荒地，广积农肥，提倡精耕细作，帮助农民解决种子问题。（二）发展手工业生产，自制日常生活用品，摆脱对于洋货之依赖。（三）成立贸易机构，实行贸易统制。组织土产品出口，以物换物，保障供给。（四）爱护人力、物力，反对浪费现象，培养元气。
安北县在此前后，开展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自救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战胜自然灾害和敌伪顽的经济封锁，建设根据地。1941年8月，安北工委在艾家楼子召开区乡干部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解决群众的生活和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问题，会议明确提出“有田者出米，无田者出力，以工代赈，共度灾荒”的口号，并具体规定，修水利以村为主，谁修谁受益，粮食自筹，当日兑现，出工时报酬按劳力强弱分成三等，挑百斤以上者每天三升米，挑百斤以下者为两升，未成年的孩子为一升。遇有特殊情况，经群众评议，酌情增减。会议的精神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多数开明士绅的热情拥护，逃荒在外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安北人民在发源于吉阳山的一条河流上，筑起了3座拦水坝，蓄水量可浇灌6000多亩土地。其他各县也纷纷响应边区党委的号召，大搞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京安县组织5000余劳力，修堤50多华里，云梦一个乡修水利用工10700个，受益面积达1100亩，孝感的4个乡修水利用工10100个，应城所修水利可灌田4000亩。
1942年8月，中共安北工委发展为安应县委。县委因势利导，将水利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决定在全县修建一千口塘，一百座坝，并为此而抽调干部组成“安应县兴修水利指挥部”，县委副书记汪立波为指挥长。经过宣传发动后，全县军民齐上阵，同时破土动工的水利工程达300余处。
地方武装和民兵实行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多次打退敌伪和顽匪的袭扰，为保卫水利工地被称为“豹子连长”的冯德峰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安应县的千塘百坝运动，得到了边区和五师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关怀。李先念亲临水利工地视察并参加劳动，称誉说：“修塘筑坝这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是合乎人民要求的，今后要推广。”后来边区党委从边区银行拨出300万元边币给安应县，作为水利经费。
安应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共修坝106座，挖搪1063口，胜利完成了“千塘百坝”计划。1944年春召开庆祝大会时，县委书记胡山代表党政军群组织致词祝贺。
安应县的千塘百坝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水利建设。据安应、应山等县统计，到1944年春共挖塘7747口，修圩1106座，建闸207座，疏通和开挖沟渠210条，总计用工136.33万个（石工未计），受益面积达140万亩。汉川修筑垸堤，修筑、倪养两乡15个垸子，全堤长61里，受益田2万亩，耗工212万个；礼山安来乡白果树湾修堰19座。这些县从1942年起，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仅安应、云梦两县统计，增产粮食10万石。安应的千塘百坝运动的消息传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均作了报导、广播。
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根据地的全面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实行自给自足，推行奖励手工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着眼发展工业生产。
根据地各县于1942年前后办起一批手工业作坊和工厂，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电池厂、化工厂、榨油厂、纺织厂等，这些工厂大多白手起家，手工操作，土法上马。少数工厂具有先进的设备，如印刷厂配备了转盘铅印机，生产水平较高。
工厂的设备多为自己制造，少数是在战斗中缴获或通过其他途径在敌占区购买的。为了防止敌人“扫荡”和突然袭击，工厂多设在深山老林的山洞里和古庙中，天汉湖区有的小型工厂还设在湖里船舶上，或不设固定厂房，而是分散在几个湾子里。敌情严重时便分散隐蔽，有时凭着深厚的群众统战关系，把有的工厂转移到靠近敌伪据点的湾子里继续生产，使敌人“看也看不见，打也打不着”。
各县还把发展工业与救济难民相结合，难民委员会先后办起的鄂中被服厂，安应随修理厂、三八卷烟厂，天汉的军用鞋厂，礼山的军人服务社、消费合作社等，既解决了根据地军队日用消费，又解决了难民生计问题。
工厂的开办和技术的推广，促进了家庭纺织和民营企业的发展。1941年，五师创造了“七七纺纱机”，提高工效6倍以上，许多家庭妇女争相要求采用新技术纺纱。应城派出一批女工到五师学习，把纺纱新技术学到手后办起了织布厂。
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切实解决经济困难，各根据地较普遍地加强了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
1941年4月，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在天汉、鄂东、信应等地设立了税务分总局，在鄂中的云梦、应城、随南、孝感、安应、京山等6个直辖县设立了税务机构。同年7月中共鄂中地委和专署成立后，也设了税务分总局。
税收种类分为坐商税、行商税、关税和地方税四种。应城和汉孝陂一直是根据地和鄂豫边区的财经基地。1939年前，“应抗”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经费几乎全部由应城矿区供给，最多时每月达10万银元以上，应城矿区整理委员会成立后，仅管理芦苇松柴（熬盐燃料）一项，税收的年收入便达6万银元。
汉孝陂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且与武汉毗邻，商业发达。县税务局下设3个税务所，每个税务所设有4至5个税卡，其中第三税务所的税卡一直设到武汉近郊的舵落口和姑嫂树。当时，敌伪“扫荡”频繁，税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有时还到敌人驻有重兵的孝感城关和武汉收税，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伪孝感县长朱坤宇在乡下置有田产，在城关开有商号，他凭着日军的庇护拒不向抗日政府纳税。1943年冬，汉孝陂手枪队在副队长汤凤傲的带领下，化装进城，以巧妙的办法将朱坤宇的岳父带出城关，令其给朱坤宇写信，要他一次交清所欠的全部税款，否则后果自负。朱坤宇无奈，只得派人将税款送到所指定的地点，把其岳父赎回。汉孝陂税务局还数次派人到武汉，向在汉经商的孝感商人收商业税。其中有个住付家楼叫傅万峰的商人，每年向抗日政府缴纳1000元税款。1943年，第一税务所，一次就在澡保乡收取大烟苗税13.6万元。每隔2至3个月，县指挥部便派部队护送上缴税款一次。四连一排长汪柏钢常带本排的战士执行此项任务，经汪柏钢的手，每年直接上缴边区和五师税款在120余万银元以上。天汉湖区的税务来源，除阻截敌差船外，主要靠打汉奸、募捐，还有关税、田赋和地方税三种。其中关税收入很大，据林镇南日记记载，鄂豫边区每月财政收入约800至1400万元，其中襄河关税为500至10000万元，1944年边区关税收入近4亿元，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在襄河地区收的。襄南与天汉的收入比例为四比一，有“大襄南”和“小乌克兰”之称。
鄂中专署和襄河专署，以较大的精力倾注税收工作，各专署均建立了数十人枪的“提款队”，到各县提取税款上缴鄂豫边区和五师。
鄂豫边区和五师领导人称赞应城、安应、天汉、汉孝陂等县出的“钱多、粮多、兵多”。这是对鄂中、襄河（过去为天汉）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事业所做贡献的高度评价。
四、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实行文化侵略。其侵略军占领武汉外围以后，开办“兴亚小学”、“维新中学”，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民；国民党京山县政府亦在大洪山开办中、小学，推行“和平反共建国”教育。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对文化教育工作十分重视。1942年3月，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第20条规定：“发展边区抗战文化教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推广识字运动，减少文盲，改良私塾，训练师资，改善教员待遇……”5月，边区行署教育处在黄陂罗家畈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国民教育发展问题，决定边区基本区专、县开办中学和完全小学；尽力发展国民小学；深入开展冬学运动；根据条件进行教学改革。边区的规定促进了国民教育的发展。
各专员公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按照边区的要求，积极发展中、小学和改良私塾教育，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春，洪山公学迁往礼山，促进了边区和礼山县的文化教育。7月，中共鄂中地委、专署等筹建鄂中中学，组成“鄂豫边区鄂中中学筹备委员会”。同年8月，鄂中中学在安应县的周余冲余氏祠堂正式开学。从各地及敌占区选调和聘请教职员工24名，招收两个班的学生计90多人。按照正规化教学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设置课程。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英语、地理、生物、物理、生理卫生、美术、音乐和公民等。
为加强党的领导，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鄂中中学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张时超任书记。支部成立后，注重学校党的建设，在师生中积极发展党员，截至1945年5月，发展党员20名。
鄂中中学既注重课堂教育，又注重社会实践。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附近的村湾、部队开展宣传活动，写标语、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文艺演出，帮助群众扫盲，搞军事演习，协助抗日政府做群众工作等。1944年暑期，鄂中中学组成学生暑期工作团，到安应县槎山乡宣传党和边区政府减租减息政策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各根据地抗战的大好形势，协助农救会查田定产，看田定租等。学生暑期工作团下到两鹤乡和大花乡的第二队，发动群众搞“双减”，对抵制“双减”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将斗争的情况写成文章，在《农救报》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双减”工作的开展。学生们通过参加“双减”活动，实际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也得到提高。
在鄂豫边区及鄂中地区、专员公署的关心下，鄂中中学发展很快，到1945年初，鄂中中学招生达到300多人。鄂中中学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了急需的建设人才。1944年初，10多名首届生被选到鄂豫边区学习医务知识，充实到医疗队伍中去；1945年3月，选派20多名学生到五师政训大队学习无线电密码翻译及军事测绘技术；4月，选调20多人到随南县、区、乡充实基础工作。
1942年到1943年，整个根据地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除遍布乡村的族学、私塾得到恢复和改善外，各级民主政府较普遍创办了一批公办小学。天汉县创办了天汉中学和20多所抗日小学，汉沔县有小学47所，学生达1800余人。安陆、应山、孝感等县也先后办起了中学。
在进行国民文化教育工作中，各根据地注意了改造私塾的教育工作。私塾是民间办学的传统方式，在根据地大量存在。抗战初期，私塾所采用的教材大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四书五经。
为普及抗战教育，使之为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服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办学的同时，对私塾进行了改造。改造私塾的基本要求和标准是：1．采用边区出版的“国语课本”，不用敌伪课本。2．读《七七报》，给学生讲实事。3．教唱抗日歌曲。做到这三条的叫“改良私塾”，政府可给适当补助。各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如同关心根据地内创办的中小学一样，关心私塾的改造和私塾师生的进步。各级政府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小册子送发私塾师生学习，组织师生开展读报活动，还经常派党政干部到私塾教唱抗日歌曲。
各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除重视普通教育外，也很重视成人教育。在根据地内较普遍地开展了冬学运动。冬学运动始于1940年，1941年后开始大发展，1943年至1944年形成高潮。各县普遍成立了由教育行政人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学校教师参加的冬学运动委员会，邀请中小学教师及乡间知识分子任教，号召鼓励不识字的群众，参加学习。
冬学开办的时间，一般从当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春耕前，学制大体分为三种，即（一）全日制，冬季农闲期间全天学习。（二）半日制，每日学习半天。（三）夜校，利用晚上时间学习。冬学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政治教育，生产运动和文化识字运动。三项任务紧密相关，以识字教育为主，通过识字进行政治教育，开展生产运动。所用教材主要采用小学课本和《七七报》，讲时事，讲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任务，揭露敌伪罪行，讲解“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汉奸”等名词，以提高入学者的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
在冬学运动中，还兴起了常年性的妇女识字班和青年识字班。尤其是从封建枷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妇女，学习热情甚为高涨。
几年来，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冬学运动发展很快，效果也较好。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冬，京钟、安应、天汉一带的冬学有3000多所，学员遍布乡里。
经过几年的冬学或识字班的学习，一般农民大都能认识500～600字，有的达1000多字，还有的能读《七七报》，写简单的文章，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生产技能，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是随着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队的发展壮大而发展起来的。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在姚家冲临时医疗站的基础上，创办了敌后医院。1942年春，该院迁至安陆、云梦、孝感交界处的高家寨，进一步扩大了编制，下设两个医疗所和一个干部医疗所，各所还下设若干医疗点。1943年根据五师首长的指示，敌后医院与信南医院合并为第二军分区兵站医院。院部先后驻邱家湾、大邱湾、高家寨、严祠、赵家大湾等地。下设4个医疗所和1个看护训练队。第一所为干部疗养所，驻院部附近的村庄；第二所为重伤员医疗所，驻云梦北部；第三所为轻伤伤员医疗所，驻安陆东北部；第四所驻信应。看护训练所随同院部迁住，负责培训新生力量，以补充医院和部队的看护人员，每期培训30人左右，学制为4至6个月。
在天汉根据地，1944年秋，第三军分区在天（门）西夏家场、观音湖建立了天（门）、京（山）、潜（江）疗养所，由天汉湖区、南山医院抽调2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这个疗养站，到中原突围前，共收治伤病员约2000余人次。
为解决医药奇缺的困难，各根据地还建立了制药所，制药所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生产药物，满足了战地外科手术和医治常见病之需要。
各医院在医治伤病员的同时，还积极为群众服务，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五师敌后医院搬迁高家寨后，遇到霍乱天花两种恶性传染病流行，该院及时对群众开设门诊，五师还特拨出1万元经费用于给群众治病、防疫，很快扼制了传染病，使许多生命垂危的群众得以恢复健康。鄂中、天汉等军分区兵站医院免费为驻地群众送医送药，治病、接生，每年达2000人次以上。
各根据地里的中共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根据地内的西医和民间中医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对于来自敌占区的医护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共同为抗战服务。因此，缺医少药的局面逐渐扭转。随着根据地全面建设和发展，根据地内基本上形成以部队医院为骨干的医疗卫生系统。
五、公安保卫工作
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和不断地搞反共摩擦的同时，还培植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当时，在孝感及其周围的特务组织有：日本陆军特务部。在汉口设有宪兵队，在各地的据点有警备队及宣抚班，负责直接领导侦谍工作。各伪政权及保安队均有日特派遣的侦谍和奸细。此外，南京中央特工部在武汉设有特工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特务组织有军政部，建立特务手枪队。军统在环潭设立的华中情报站，以王仲珊为站长，在随县应城一带活动。在随南的閤家河乡黄家大湾、天门皂市、应城的长江埠建立了三个情报组，均配有电台。另外，还有一批“三青团骨干分子”活动在汉川、孝感等地。五战区虽说与新四军第五师是友军关系，但从战区到各师政治部均设有特务组织，如“国民自强社”、“反共行动委员会”。蒋之嫡系汤恩伯部在老河口开办训练班，训练暗杀人员，并将所训练的特务派往各地。这些特务组织，不断地派遣特务、奸细深入抗日民主根据地腹地，袭击党政军机关，暗杀工作人员，进行破坏活动。仅1940年下半年，鄂中根据地的党政组织，遭受敌特破坏的有7处，170人受害。
早在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根据地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1941年初，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已建立社会部”。1941年4月，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又成立了公安总局。各地区党委成立社会部，专员公署成立了公安分总局，各县设立了公安局。为了提高公安人员的执法水平，各地公安分总局严格贯彻执行鄂豫边区关于公安工作的“五条原则”。“五条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坚持镇压敌人，肃清匪特，保卫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加强调查研究，在敌伪顽党政机关建立内线掌握敌情；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以争取、利用、分化、瓦解敌人为主，打击为辅。在工作方法上要坚持客观、具体、慎重、彻底。这五条原则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在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公安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警戒，确保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建立内线，搜集情报；进行锄奸、反特和剿匪斗争，积极维护根据地的抗日秩序。各根据地公安保卫部门，围绕这些任务，积极开展工作。
加强警戒，确保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驻扎在根据地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是敌特破坏的主要目标。1942年夏，鄂中党政军机关和部队计500多人驻扎在京安县大山头，国民党汤恩伯和曹勖部队企图包围大山头，打入国民党随县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张月波，从县长那里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环潭区副区长转告给中共鄂中地委社会部部长黄民伟，黄民伟将情况报告了地委，地委书记文敏生和军事指挥长张文津率领机关和部队连夜从大山头向应城杨家河方向转移，致使汤恩伯和曹勖的部队扑了空。1943年，日伪近100人企图袭击白鹤中心乡乡公所及区武装，应城县公安人员侦察到这一重要情报后，一面派手枪队加强警戒，一面协助区乡领导和区武装转移，在日伪还未形成包围之前，区乡机关转移它地，挫败了日伪的偷袭阴谋。
建立内线，搜集情报。抗日战争时期，斗争极其复杂，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伪顽的破坏活动，公安保卫部门采取了建立内线搜集情报的办法，以摸清敌人的计划，有的放矢地进行防范。建立内线，搜集情报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派特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二是在敌伪顽周围建立联络网，以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与敌周旋。如在汉口汉正街孙寿康中药店，就是天汉地区军需物资供应站。在汉口硚口一带搞军事经济情报的张吟秋和天汉地委派往武汉作地下工作的陈牛佴，在第一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秘密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再如国民党第五战区独立游击第一支队的戴焕章部常驻随县、京山、应山的边界地区，离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较近，危害极大。中共鄂豫边区党委通过统战关系，派朱明达打入其内部，掌握了电台。1941年中共鄂中地委社会部遵照鄂豫边区公安总局的指示，先后派廖光国等4人在朱明达的领导下潜入该部。廖光国任八中队第一分队队长，孙成芳任第一分队班长，胡仲蕃任三大队副官。他们与这个部队的大小头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发展了地下党员，获得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五战区分布在大洪山脉的一二五师、一二七师、六纵、九纵队及戴焕章部的兵员增减、部队运动等情报，使五师随时掌握对方动态。这样，在反摩擦中做到知己知彼，有利于斗争。汉孝陂县公安局为及时了解到武汉、孝感城里日伪驻军的动向，派百合乡主任魏景堂到孝感城关北正街，以新晏酒楼为掩护，建立了汉孝陂联络站，随即成立了三军台、毛陈渡、何庙、塘口、舵落口、姑嫂树等联络点，致使日伪始终置于根据地军民的监视之下，对反击日伪“扫荡”和“清乡”起了很大的作用。
锄奸反特和剿匪斗争，维护根据地的抗日秩序。在鄂中、鄂东和天汉地区，日伪顽我“犬牙交错”，“三角斗争”异常复杂，汉奸、特务横行，土匪猖獗。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各地社会部和公安保卫部门加强了锄奸反特和清匪反霸斗争，打击其破坏活动。在民兵自卫队配合下，采取巡更、放哨、守寨子、查路条、清户口等办法，防止敌探、特务和土匪窜入根据地。乘隙混入民主根据地内的坏人，公安保卫部门便以各种办法使其无立足之地。云孝县等公安部门，就曾以“背野猫”、“传假信”、“太公钓鱼”、“关门打狗”等办法，将日伪顽安插在根据地周围的敌特据点一个个拔除。随南黄家大湾情报组，是国民党中统局华中情报站安插在抗日根据地腹地的“钉子”。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社会部长黄民伟带领手枪队，在黄家大湾将特务头子黄润生捕获，随后又将其他特务一网打尽。应城县公安保卫工作搞得很扎实。据1941年统计，破获特务案6起，击毙80人，逮捕31人，惩罚内奸9人，破获刑事犯罪15起，受惩50多人。1942年，还将国民党随县环潭特务机关派驻“云梦联络站指导组”破获，抓获4名特务。不久，又在应城与长江埠地段设伏，活捉了日军第四师团团长北野宪造的侄女，换回了关押在应城、天门和云梦的被俘人员。天汉公安分总局，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消灭汉奸。自1942年5月，伪黄卫军团团长王维哲在襄河一带大搞“蚕食”的时候，从大后方重庆来了一个人，此人身份不明，与一些行踪可疑的人交往，跟王维哲的情报人员也有来往。经查证，此人是由重庆派回汉川组织国民党汉川县地下政权的，在伪军的掩护下，秘密活动于分水嘴一带。中共汉川县委搞清这个人的身份后，向天汉公安分局请示，天汉公安分总局手枪队潜入分水嘴，在其姘妇家里将其捕获，经审问，此人又交待了其他3名特务。这样，天汉公安分总局一举破获了这个特务团伙，扫除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