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豫湘桂战役后孝感的形势

1944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局势，摧毁美国在中国华南、华东的空军基地，于4月间自河南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

战前，日军进行了长达4～5个月的准备，修桥筑路，调兵遣将。而国民党政府军将领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没做任何备战准备，反而调十七军、九军、三十七军等部队，北上包围陕甘宁边区。战役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当局又执行对日避战和观战政策，致使日军在短短的8个月内连续侵占了河南的郑州、许昌等军事重镇，打通了平汉线，继而连克湖南的长沙、衡阳，陷广西的桂林、柳州、南宁等，从而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此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闻风而逃，有的还乘战乱之机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前后，对平汉铁路沿线大举“扫荡”，实行“高度清乡，扩展清乡”。1944年2月，两度由孝感的花园、青山口、小河等地出动500多名敌伪军，分别对应（山）南和孝感的小悟山进行突袭式的“清乡”，继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侵占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到之处，奸掳烧杀，无恶不作。为了保卫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投入反“扫荡”反“清乡”的作战。

二、反“扫荡”反“清乡”

在反“扫荡”反“清乡”的过程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发动工作。各地以乡保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的形势和反“扫荡”胜利的条件及具体做法，以鼓舞斗志和坚定必胜的信心。中共鄂中地委召开爱国士绅座谈会，号召各阶层爱国人士发扬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与抗日政府和根据地军民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中共天汉、鄂东地委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经过宣传发动之后，根据地军民积极配合新四军五师主力，凭借熟悉的山川地势，实施机动作战，一次次粉碎敌人的“扫荡”，并对敌进行袭扰与主动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44年2至3月，鄂中军分区部队对驻云梦李家店的伪二十九师一部实施围困，先后击毙外出抢粮骚扰的伪营长1名，伪班长以下4人，战马1匹，缴获步枪3支，子弹数百发。不久，又在民兵的配合下，在陡岗镇击溃抢粮的敌伪军150多人，毙伤敌数10名。

在京安地区，自3月上旬起，鄂中军分区与京安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先后给予“扫荡”会家寨、杨兴街、大小鹤山、新街等地的伪三十二团和伪十八师一部共1000多人以沉重打击，同时，摧毁伪政权，拔除敌据点，将花园至安陆、安陆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的公路全部破坏，迫使敌人从陈家店、周兴店等地撤离。

在汉川境内，汉川县地方武装配合襄河军分区，坚持湖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广泛地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并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湖区根据地。

在礼山县境内，礼山县军民配合新四军五师主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保卫鄂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巩固和发展了大小悟山根据地。

三、夜袭伍洛寺

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为了保卫根据地与敌伪军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在反“扫荡”、反“清乡”中采取灵活战术，主动出击，迅速扭转局部地区的被动局面。

1944年6月，陂孝、云孝、安应地区的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全面进攻，将花园至小河、杨店至东阳岗、花园至陈店的原有公路和敌伪所修的新公路全部破坏，烧毁桥梁，拆除电线，拔除敌据点，直至将敌设于大小悟山外围的据点大部摧毁。孝感第五区武工队接连5次袭击敌平安店、槽桥等地敌新据点，云孝地方武装配合鄂中军分区主力夜袭伪二十九师驻白沙铺据点，迫使敌人撤离白沙铺。云梦县崇虞乡刘群武工队配合县大队袭击花园至顺河集一线之敌据点，并动员群众1000多人在一夜之间将平汉路的陆家山至肖家港区间的铁轨全部撬毁，砍倒电线杆，割断电话线，切断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联络，打破了敌人的“清乡”计划，受到鄂中军分区的表彰，被授予“模范武工队”称号。

在反“扫荡”反“清乡”接连不断获胜的大好形势下，鄂中军分区集中3个主力连队和鄂中公安分总局手枪队，在云梦县手枪队的配合下，于6月17日夜攻入驻伍洛寺伪三师师部，击毙伪师长郭发典以下官佐50名，伪兵80人，生俘伪参谋主任以下官兵23人，缴获长短枪47支及其他诸多战利品。

夜袭伍洛寺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军民。各地武装配合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先在涂巷之枣园店拔除敌据点，歼敌2000余人，缴枪百余支；后在姜家店一带围歼与敌勾结的国民党应城县余奇部1000余人，缴获武器1000多件，摧毁当地伪政权，安定了群众生活和生产秩序。

1944年12月22日，鄂中军分区再次攻克李店和同兴店。至此，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四、做好战略反攻的准备

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战略反攻打下经济基础。1944年，根据地先涝后旱，灾害接踵迭至。为了抗灾救灾，加强农业生产，为战略反攻打下经济基础，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开展抗灾救灾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京安县委成立了生产自救指挥部，县委书记朱正传担任指挥长，并亲自组织县、区武装，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警戒敌人，保卫人民群众劳动安全。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指挥部和抗日民主政府颁发文件，减免农业税收，广大农民把钱用在发展生产上，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生产活动中，各地按照自愿的原则，广泛开展换工互助，帮助群众组织不同类型的换工队、互助组。这样，解决了耕牛、农具、劳力问题，遇到自然灾害则集体劳动。秋季抗旱中，礼山县和安应地区组织大量水车，车水翻山抢救稻谷，夺得了好收成。应城农救会组织河港区群众开展大协作，使旱情得到了好转。为了加强对粮食的管理，各地建立了粮食管理委员会，制止奸商哄抬粮价，严禁粮食外流。除此之外，抗日民主政府还亲自出面，组织群众到敌占区和国统区购运粮食，组织灾区和非灾区的粮食调剂。受灾较重的应城、云梦、孝感等地，到丰收或未受灾的天汉、汉孝陂、孝感五区、信罗边等地购买口粮和种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

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利用工余或战斗的间隙时间开荒种地、砍柴捕鱼、饲养鸡鸭、榨油打豆腐等，广开生产门路。机关干部较普遍地开展了“一斗田”生产运动。这个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大大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1944年，根据地的机关和部队的粮食、蔬菜、柴炭基本上能做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1945年，安应县的齐仲区党政机关干部种水稻50亩，收谷２万多斤，开了一个粉厂，养猪100多头，达到了当年自给有余。

以抗灾救灾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生产、合作社经济以及财政税收等各项工作，从而为战略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集训部队，加强军工生产。1945年春，战斗依然频繁，日军继续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扫荡”，国民党政府顽军也乘机制造“摩擦”。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在开展反“扫荡”、反“摩擦”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抓紧战斗间隙时间对部队和县区武装进行小型的短期集训，积极作好战略反攻准备。各武装部队集训时间一般为10天左右，军事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重在提高三大技术；政治训练对干部的教育则重点为反对军阀主义，协调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发扬民主作风等；对战士重在进行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这次集训针对性强，紧密结合实践进行练兵，时间虽短但成效明显。

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使用的武装弹药基本上是从敌伪顽军手中夺取的，少量为自己制造。随着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经济工作的迅速发展，军工生产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早在鄂中特委领导的“应抗”时期便建有修械所。以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五师相继在京山和孝感境内设军械所与兵工厂。1944年，五师设在孝感的兵工厂发展到600多名工人。

鄂中军分区建立后，在安应的刘新店、孙厉家店一带创建了以修理枪械为主的兵工厂。这时的兵工厂无固定厂房，流动生产，敌情严重时，便随着部队转移，甚至迁到敌据点附近的村庄，凭借着群众的掩护和统战关系继续生产。兵工厂的设备和器材主要是通过爱国商人或利用“两面派政权”的关系到敌占区采购，有的钢铁器材是发动群众收集的。随着生产的扩大，兵工厂除继续担任修理任务外，还制造小型炮弹、炸弹等。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鄂中的军工生产发展到新阶段。1945年春，新四军第五师召开兵工会议，交流兵工生产技术和经验，布置各军分区兵工厂生产拉火弹和地雷。鄂中军分区兵工厂所制造的拉火弹和地雷爆炸性能好，杀伤力较大，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是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42年初，按照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各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敌伪工作部。

敌工部的工作范围广泛，重点是分化瓦解敌军，争取伪军反正，并配合部队和有关部门开展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共鄂中地委敌工部建立初期，曾带领反战同盟支部的几名成员直接对日军开展工作，还窃听敌人的电话，获取情报掌握敌情。此后，鄂中地委敌工部一直与反战同盟支部保持联系。1944年6月，反战同盟支部长坂谷义次郎到应城执行任务，被日军宪兵队捕俘，在严刑拷打面前，英勇不屈。这种精神激发了反战同盟支部成员的斗志，同时，也感化了许多日本士兵。一些被感化的士兵纷纷投奔到中国人民的抗战阵营中来。反战同盟在根据地军民的支持下，深入敌前沿阵地，对日军开展阵前喊话，到碉堡前唱反战的《思乡曲》，编写日文宣传品，散发到日军营房里去，以揭露日本当局发动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日本士兵站出来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当局的侵略战争，或放下武器回国与亲人团聚。这些活动，激发了日本士兵的厌战和思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对于伪军则宣传抗战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宣传教育，并为其指明出路，不要为虎作伥，要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通过工作，使各地伪军反动行径有所收敛。

五、以武力开展受降斗争

1945年7月28日，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中、英、美3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报，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进攻。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表7道受降命令及配合苏军作战命令。据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在东北、平津、太原、平汉、陇海、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等前线，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实行穷兵黩武政策的日本政府，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孝感，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欣喜若狂，耍狮子舞，舞龙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烈欢庆抗日战争胜利。

但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却于8月11日一连下达三项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要求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的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缴械。

8月12日，中共中央电示新四军第五师，集结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由五师师部即日公布武汉市市长及湖北省主席名单，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广泛发动群众，坚决镇压一切反抗。五师即令所属部队及军分区动员全部力量迅速占领所辖地区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限令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并按指定区域驻扎，否则坚决消灭之。

根据五师命令，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立即向敌伪展开攻势，开展受降工作。各地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印刷成布告，广为张贴，分别投送到各敌伪据点，敦促敌伪军无条件投降。应城县政府副县长李必烈，带领本县武装包围了驻巡检司之敌，发出令敌缴械投降的通牒。鄂中军分区司令员王海山率领部分武装部队和应山地方武装三次攻打应北郝店的驻敌，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汉川县地方武装配合襄河军分区部队，向驻地日本军开展受降斗争。礼山县地方武装配合鄂东军分区用武力开展受降斗争。

驻云梦胡金店的伪保安团安靖华的两个中队，在京安县大队的包围下，经过做争取工作，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8月中旬，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沿平汉路南下，进入孝感境内，先在陂孝公路上伏击日军50多名，迫令驻花园伪军十二师的45名官兵投降；继而全歼宴河口之敌，进抵三汊埠，将向汉口方向逃亡的日军某部击溃。8月下旬，礼南和安礼县大队由黄宏儒政委带领，配合鄂东军分区四十二团和教导队，向河口拒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迫使驻河口伪黄安县大队投降，俘汉奸伪县长韩子钊及伪县大队长以下官兵300余人。

在鄂中，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20日收复应山全境，第五军分区主力全歼驻京山永隆河的伪军张明道部。

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在百年以来反对外来的侵略斗争中，第一次获得了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