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孝感的形势和党面临的任务

孝感解放和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孝感军分区的建立。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战绩辉煌，斗志更旺，遵照毛泽东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四野先遣兵团从平津地区南下，向河南、湖北推进。由桐柏军区部队组成的二野五十八军向豫南守敌发动攻势，并向鄂北推进。江汉军区和鄂豫军区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向应城、云梦、安陆、礼山、孝感、汉川6县（即后来孝感地区的基本区域）及其周边各县的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发起猛烈攻击。3月下旬，解放了应城、安陆、应山3县县城及其全境。4月初，江汉军区主力部队在五十八军配合下，发起花（园）西战役，歼灭国民党桂系军队2100余人，迫敌南撤，乘势解放了鄂北军事要地花园镇。几天后，礼山和云梦两县分别被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军区部队解放。此时，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争取白崇禧率领桂军投诚起义，命令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队暂时停止对桂军的进攻。4月下旬，白崇禧拒绝投诚起义，人民解放军于月底解放了孝感县城及其全境。5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在花园镇同时成立。当月上旬，汉川县城解放。中旬，汉川县全境解放。至此，孝感地区全境解放。

在孝感全境得到解放的5月中旬，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和孝感军分区在礼山县河口镇同时成立。从此，按照新的行政区域，建立了孝感专区。下旬，孝感专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迁至黄陂县城办公。7月，迁到孝感县城办公。孝感县城从此成为孝感专区的党政军领导中心。

中共孝感地委隶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全称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孝感地方委员会（1950年改称中国共产党孝感地方委员会）。中共孝感地委是在中共鄂豫区第三地委和中共江汉区鄂中地委的基础上建立的。地委的第一任领导成员大多是原鄂豫第三地委的负责人，乔明甫任书记，王伟任副书记。同年9月，经省委任命的地委委员有乔明甫、韩克华、王伟、王玉珍、赵前、汪立波、石玉伦、罗厚福、曾广泰、陈耀先、颜东山、马兆祥，一共12人。乔明甫、王伟仍为正副书记。地委工作机构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和社会部。办公室只有一名副主任，由杨先岚担任。组织部长由王玉珍担任。宣传部长由赵前担任。社会部正副部长分别由汪立波、石玉伦担任。

孝感专署隶属湖北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称是孝感行政专员公署。成立之初是为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的战勤机构。1949年8月成为行政领导机关，即新生的地级人民政权。第一任专员是任仕舜。同年9月，任仕舜调离，由韩克华继任专员，并增设了一名副专员，由地委委员马兆祥担任。专署作为战勤机构时，下设的工作机构只有公安局，未设其他工作部门。到7月份，由于即将过渡到行政领导机关，工作任务加重，才逐步设置秘书室、司法科、总务科、建设科、工商科、财政科、民教科、税务局和湖北省邮电局孝感行政区分局等工作机构。12月，又增设了湖业局（后为水产局）。各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专署的全面工作，有效地提高了专署的工作效能。

孝感军分区隶属湖北省军区，是孝感专区的军事指挥机关，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孝感军分区。罗厚福为第一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乔明甫兼任政治委员。军分区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等工作机构。供给处和卫生处后来合并为后勤处。司令部由徐捷担任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为肖德明、陈耀先，后勤处长由徐锡煌担任。

专区党政军三大领导机关成立之后，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也随之建立。1949年11月，湖北省总工会孝感专区办事处成立，王玉珍兼任主任。1950年8月，孝感专区农民协会成立，黄宏儒任主任。1951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孝感地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余英担任书记。1950年5月，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孝感专区分会成立，郭力文任主任。

孝感专区县、区两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孝感专区建立之初，辖区面积为20 266平方公里，总人口3 962 346人。专区管辖9个县，即孝感县、应城县、云梦县、安陆县、应山县、礼山县、黄陂县、黄安县、随县。汉川县时属沔阳专区管辖。上述传统的县级行政建制是在撤销战时状态的县级建制后恢复而来的。在战时状态下，孝感地区各县的党政军领导机构都建立在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县城以外与邻县交界的偏远地区，而且往往是由2～3个相邻县的党政军组织联合组建的一个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如安应、应随、京应、京安应、云孝、陂孝等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1949年春天，孝感地区各传统县城及县辖区相继得到解放，这就为撤销战时状态的县级建制和恢复传统的县级行政区域建制提供了前提条件。这项工作也成了适应新形势的当务之急。5月至7月，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上级指示，先后撤销了辖区内战时状态的县级建制，按照传统的县级行政辖区恢复了各县的原县名及其行政区划，并建立了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共孝感县委书记由陈新担任，孝感县人民政府县长由古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孝感县大队大队长由董加耕担任，政委由郎子林担任。中共礼山县委书记由林维担任，礼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由林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山县大队大队长由钱运焰担任，林维兼任第一政委。中共应城县委书记由樊作楷担任，应城县人民政府县长由宁淮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城县指挥部指挥长由宁淮兼任，政委由樊作楷兼任。中共云梦县委书记由赵毅民担任，云梦县人民政府县长由朱道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梦县指挥部指挥长由钟吉龙担任，政委由赵毅民兼任。中共应山县委书记由余英担任，应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由潘友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山县指挥部指挥长由李岩性担任，余英兼任政委。中共安陆县委书记由杨森堂担任，安陆县人民政府县长由常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安陆县指挥部指挥长由傅成贵担任，政委由杨森堂兼任。黄陂、黄安、随县也建立了党政军领导机构。各县的人民政府就是新生的县级人民政权。

各县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之后，随即建立县级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同时，划分区（镇）级辖区。全专区有72个区（镇），都建立相应的党政领导机构，即区（镇）委和区（镇）政府（有的地方叫区公所），区政府就是区级人民政权。区级领导机构中设置区委书记、区长等领导职位。区级还配备有武装力量——区中队。区委书记兼任中队政委。

地、县、区三级的党政领导干部被称为骨干干部，主要来自部队和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党政干部。这些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早，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他们积极工作，有效地行使地、县、区三级党政领导职能。

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工作。孝感地区是中原地区的南部门户，是华中重镇——武汉市的北部屏障，是自古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由于平汉铁路由北向南贯穿其境，交通便利，孝感又成为人民军队向武汉和江南挺进的必经之地。平津战役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从1949年3月开始，分批南下，以策应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5日—6日，四野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10万余人在肖劲光司令员率领下分路挺进到孝感地区，建立前进基地，向武汉进军。5月份，四野主力部队和炮兵部队共计60多万人和6万多匹骡马途经孝感向江南挺进。6月份，四野第十四兵团10余万人在云梦、应城一带集结，西渡汉水发起荆沙战役。8月中旬，二野三兵团主力和其他部队共约10万余人途经孝感西进，佯攻四川，以便给敌方制造错觉，配合兄弟部队南北对进，围歼驻守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因此在短短数月，有百万大军在孝感集结和过境，这就给孝感的党政军组织和广大军民带来了光荣而繁重的支前任务。

孝感人民曾先后给北伐军、红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提供过巨大支援，富有支援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对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更是积极支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3月开始，孝感军民就对支前工作有所准备，4月份就开展了实际工作。5月中旬，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和孝感军分区建立之后，随即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地委书记乔明甫担任支前司令部政委。专署机关作为战勤机构具体组织全专区的拥军支前工作。地委和专署向全区军民发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的指示。各县都由县委书记担任支前指挥部政委或指挥长，把支前工作当作一段时间内的头等大事来抓，工作开展得扎实有序，卓有成效，多次受到省有关方面和四野部队首长的好评和赞扬。孝感专区支前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战勤服务，保证南下部队顺利过境。据统计，全区先后出动支前民工200多万人次，为过境大军抢修道路和桥梁，并帮助部队搬运物资。礼山县的党政部门组织动员群众，在交通要道上的竹竿河、滠水河、夏店河、澴水河上架起桥梁，保证了大军顺利通过。应山县军民先后疏通被国民党军队炸塌的武胜关隧道，还抢修了刘家河大桥和安应公路上的两座桥梁，并架设了26座简易便桥，为南下部队通过平汉铁路和安应公路向南挺进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孝感县委书记、支前指挥长陈新向全县人民发出“支援大军前进，解放全国人民”的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各村都组织了由18岁至50岁男子组成的战勤服务队，随时准备出动支前。每逢大军过境，就出动2万余人参加战勤服务。孝感县支前指挥部还组织民工将境内黄孝、唐花、礼孝等公路的路段抢修疏通，并动员50只民船在县城西面河口地段的澴河上架设浮桥，为大军西进提供便利。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保证道路安全，孝感县支前指挥部还组织贫农团护路，对境内的铁路和公路实行分段保护，确保部队行军畅通无阻，顺利过境。

（2）筹集粮草，设立供应站和茶水站，安排和清扫宿营房屋，为大军过境提供食宿保障。大军过境时正值孝感专区青黄不接之时，但人民群众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将粮食献给亲人解放军，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在“猪吃草、人吃糠、大米援军过长江”行动口号的感召下，全专区共为过境部队筹粮630多万斤。仅安应县就为部队筹粮280万斤，马料108万斤，食油8000斤，食盐1000斤，草鞋8900双。礼山县为部队提供军鞋45 000双。孝感县支前指挥部遵照地委、专署指示，在花园火车站、孝感火车站和杨店三地各修了1座粮食仓库，分别存放50万斤、150万斤、30万斤粮食（米）和60万斤马料，以备大军取用。在平汉铁路、礼孝公路、安应公路、唐花公路等大军过境必经的主要路段，有关县的支前指挥部安排人力和财力，每隔50里设一个供应站，每隔15里设一个茶水站，为过境大军提供服务。还在大军过境线路两侧20里以内安排房屋，并清扫干净，备足宿营用的稻草，千方百计地满足过境大军的宿营需要。

（3）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为了给部队补充兵员，专、县党政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在全专区迅速掀起参军高潮。仅孝感县就有500多名出身贫苦的工农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

孝感专区卓有成效的拥军支前工作不仅为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援助，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人民子弟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力量，使孝感专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向武汉和江南进军的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1949年5月23日，中共孝感地委同四野一三八师在孝感县城联合举行解放孝感、武汉的军民万人祝捷大会。中共孝感地委书记乔明甫，孝感专署专员韩克华，孝感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一三八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政治部主任杨亚平，中共孝感县委书记陈新、孝感县人民政府县长古博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地委书记乔明甫在大会上致祝捷词，师首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孝感人民对部队的大力支援。四野其他部队也分别参加其他县城举行的祝捷大会和联欢会。驻孝感县城的四野一三八师离开驻地前给孝感人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师进驻孝感以来，承蒙多方面予以协助……我们一定杀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用胜利回报孝感人民”。

新中国建立初期孝感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党面临的任务。1949年9月，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安排，通过民主推选的办法，推举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云梦县人民政府县长朱道平为孝感专区的代表，也作为湖北省部队、农民方面的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他们代表孝感军民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商讨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大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年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是全面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时期。

10月1日，罗厚福和朱道平还代表孝感军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孝感专区军民纷纷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舞龙灯、玩狮子、扭秧歌，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到处喜气洋洋，气氛热烈，就连偏僻的山区小镇——礼山县毛家集也举办了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在会后同时开演了3台花鼓戏、4台皮影戏。各县县城的庆祝活动更是隆重，热闹非凡。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人民群众盼望很久的新中国成立了，从中央到县、区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人民群众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孝感专区同其他新解放的地区一样，因为还没有进行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进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农村和城镇依然存在，土匪、特务、恶霸三位一体，并同其他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掌握着乡保等基层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甚至进行反革命暴乱，袭击和围攻乡、区人民政府机关，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乡、区级人民政府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也妄图把战火烧到中国，颠覆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孝感专区的反革命分子乘机散布多种反革命谣言，给人民群众造成心理压力。因此，人民群众依旧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上长期战争的创伤和天灾的危害，孝感的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衰退之后，降到了1936年以来的最低点。工业经济十分弱小，商业处于萧条状态，物价居高不下，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在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孝感专区的各级党政组织要带领人民群众摆脱困难局面，面临着多方面的艰巨任务。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必须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导全区的党政军民完成三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扫除反动势力对人民政权的严重威胁，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即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三大任务中最紧迫的任务，是三大任务中的重中之重。要完成这一任务，遵照上级部署，必须开展清匪肃特反霸运动，打击土匪、特务、恶霸的破坏活动和嚣张气焰，稳定社会秩序，保障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摆脱匪、特、霸三位一体的政治压迫，扫除匪、特、霸对基层人民政权的直接威胁。必须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留在孝感专区的多种反革命分子，铲除反动势力，巩固本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武装侵略朝鲜，插足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激发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的国际主义觉悟，动员他们积极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保卫祖国的领土安全，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第二大任务是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多项改革运动，即新民主主义改革，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扫除障碍和提供动力。其中主要的改革运动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减轻人民群众所受的封建剥削，缓解农民的生活困难，以便组织农民的力量，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条件；开展广泛深刻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土地的要求，解放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开展城镇民主改革，废除城镇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以促进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大任务是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全面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即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有经济；合理调整对城镇工商业的政策；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实施民主建设，开展统战工作，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以促进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方面的建设。

二、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的开展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之时，在大陆潜伏和遗留了一大批政治土匪和特务。这些土匪和特务同地方恶霸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危害性很大。孝感专区江北9县原有土匪20多股，人数较多。匪首有的是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官员，有的是特务或地方恶霸，有的甚至具有多种反动身份。曾任孝感县保安团长、游击司令、县长的“反共老手”刘梅溪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公开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1949年夏末秋初，他们受到了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和孝感地方部队的围剿、驻剿，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有的逃往外地，有的逃回家中潜伏。但仍有一些漏网的土匪继续流窜作乱。他们拥有手枪、步枪、冲锋枪，甚至轻机枪等武器，由原来的公开活动改变为隐蔽活动，计有17股，其中小股数人，大股20余人。活动地区大致分为三片：黄（安）黄（陂）孝（感）为一片，应（山）随（县）礼（山）为一片，安（陆）应（城）云（梦）为一片。他们利用山区和一些县区边界地域进行隐藏，开展游击式的破坏活动。刘梅溪（地下军第五师师长）股匪是17股土匪中最大的一股，有20余人，轻机枪1挺，手枪3只，步枪14支，在大悟山至木兰山一带活动。曾治国股匪（地下军第五师团长）有12～13人，轻机枪2挺，冲锋枪3支，步枪10支，是股匪中装备较好的一股，在大小悟山一带活动。后来划入孝感专区的汉川县境内也有土匪活动。1952年5月划入孝感专区管辖的江南7县特别是其中的通城、崇阳、通山3县的山区也有为数较多的土匪，并且活动猖獗。由于孝感专区临近湖北省会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大量收集湖北省党政军各方面的情报以及国家机密，故而在孝感地区留置了较多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并配有一些电台、武器。孝感专区江北9县先后发现的特务活动有17起。云梦县黄渡沟、伍洛寺，应城县城关，安陆县桑树店，孝感县三汊埠、花园镇等地有特务的活动据点。孝感专区境内的地方恶霸也比其他地区要多。他们在解放前依仗权势，欺压人民，掠夺民财，残害人命，是一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坤。解放后，他们暗中活动，威胁群众，破坏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

孝感专区境内的土匪、特务和恶霸三位一体，互相串通，相互勾结，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道，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散布反革命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美国已经占领青岛”，“共产党3个月后就要走，国军3个月后就要来”……以此威胁群众，使群众产生恐惧心理。他们还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破坏通讯设施；拔道钉，袭击列车，破坏铁路交通；还利用饥荒，煽动群众抢仓库的公粮、劫法场、抢罪犯，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抢劫武器弹药，袭击和围攻乡、区人民政府机关，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1949年11月，孝感县野猪湖一只商船被土匪抢劫，7名船员遇害，银元300块、大米59包等财物被劫。1950年1—3月，孝感县肖家港区、阳岗区、花园区、顺山区连续发生哄抢仓库公粮事件，其中阳岗区的公粮被抢走2.1万余斤。1月7日，应山县东篁店区冷棚岗乡发生匪特扰乱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对在场的3名工作队员进行围攻和追打，重伤了1名工作队员。26日，应城矿区发生股匪14人持枪抢劫。他们有步枪14支，手枪2只，轻机枪1挺，抢去两家矿商的大量物资，打死管账先生1名，打伤1人。8月15日，应山县郝店区发生以郝贤福、胡大海、郝东海为首的匪特组织——“大别山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的暴动事件。匪特乘区中队干部和多数队员外出劳动不在营房之机，在一名内奸的串通下，抢走区中队步枪14支，手枪2只，子弹358发，手榴弹6枚，并攻进区公所，打死省政府普查工作队副队长高连波、区委书记张培兰和1名妇女干部，还打伤3名区干部……

上述事件证明，孝感专区境内的土匪、特务、恶霸三位一体，其反革命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加上其他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危害性很大，对社会的稳定和基层人民政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孝感专区迫切需要开展清匪肃特反霸斗争。

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基层人民政权的安全，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孝感军分区于1949年8月上旬，根据湖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进行剿匪、反霸的指示》，安排军分区所属部队抽调力量参加省军区组织的剿匪活动，配合军区部队对境内股匪进行围剿和驻剿。还安排公安部门抽调力量在境内开展肃特活动。云梦县公安局在云梦县黄渡沟破获一个以土匪头子为首的特务组织，查出特务分子30余人。孝感县公安局破获野猪湖杀人抢劫案，抓获参与作案的11名土匪。安陆县公安局捕获国民党“华中剿总二处别动队”派往安陆县桑树店一带的潜伏电台联系员，缴获手枪2只。

礼山县军民先后剿灭以居宗彩、赵忠义为首的两股土匪。10月10日，地委发出冬季工作指示，要求全区各地从10月秋收结束到翌年农忙前的4～5个月里，要进一步贯彻全省党代会精神，集中力量进行清匪肃特（也叫清匪反特）反霸和整顿组织的工作。并决定成立以地委为核心，由专署、军分区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清匪肃特委员会，具体负责全区清匪肃特工作。要求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采取秘密侦察、武装围捕的方法开展清匪肃特工作。11月10日，地委和军分区又联合发文，贯彻省军区《关于进一步展开剿匪的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组织合剿，消灭股匪和散匪，结合肃特，打倒恶霸。12月31日，地委发出《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指示》，决定从地方武装中抽调30%～50%的力量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清匪肃特反霸、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运动。在清匪肃特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战果：1950年2月，应城县公安局破获了国民党军统留驻应城县城关的特务组织，捕获了潜伏电台台长及特务分子数人，缴获电台1部、手枪19只、文件1箱，并查清了军统湖北站11部潜伏电台的情况。3月，孝感县公安局破获了以国民党中统特务为首的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军大别山游击指挥部”，捕获了2名中统特务及其他骨干分子。4月，礼山县公安局、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破获了在礼山县、河南罗山县交界地区活动的敌特组织——“鄂豫反共救国军”，捕获其总指挥等37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黄陂县军民捕获惯匪8名、“敲诈匪”3名、“绑匪”1名。应城县军民捕获1名中统特务，追缴短枪18只。孝感县军民抓获土匪11名。7月，应山县公安局捕获自称是“鄂豫皖川陕青年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的特务头子冯宇辉，押送省公安厅审理。8月15日，应山县郝店区匪特暴动后，地委和应山县委立即调动6个班的武装力量，由应山县委副书记焦德秀和县大队大队长带领，连夜赶赴郝店区进行清剿。军分区司令员曾广泰也赶赴应山，亲临指挥。先后捕获主犯胡大海、郝东海等匪特41人，并依法将胡大海、郝东海等8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处决，通缉漏网的主犯郝贤福，迅速平息了这场由匪特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清匪肃特和减租减息过程中，地委指示各地结合清匪肃特和双减运动，开展反霸斗争，即开展“清匪肃特”斗争和“减租反霸”斗争，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地委要求通过基层农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揭发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的历史罪行和现行破坏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对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对恶霸地主不仅要从政治上予以打倒，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清算。根据这一指示，全区各地都有选择地斗争了若干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并将其中罪大恶极者送交人民法庭进行审判，然后上报地委批准进行镇压，使人民法庭成为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分子的有力武器。同时禁止任何干部个人进行乱捕乱打乱杀。通过反霸斗争，打掉了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的反革命威风，初步树立了农民的政治优势。反霸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双减运动的顺利开展。至1950年11月，全区9县通过法律程序处决了匪、特、霸和不法地主分子92人。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从1950年12月开始，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孝感专区全面展开。匪首、惯匪、特务、恶霸都是镇反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正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匪特恶霸更是打击的重点。地委把“清匪肃特反霸”工作当作镇反运动的重要内容，加强了工作力度。1951年1月15日，根据匪特的分布和活动情况，地委决定在重点地区成立三个临时清匪肃特工作委员会，即在黄（安）黄（陂）地区成立木兰山工委，在应（山）随（县）礼（山）地区成立广水工委，在安（陆）应（城）云（梦）地区成立杨河工委。这3个工委由当地县、区党政领导人和专县公安、地方部队负责人联合组成，互相协调配合，采取“集中力量、统一部署、突破重点、扩展到面”的办法，进行清匪肃特，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到3月8日，全专区共计破获敌特地下军事组织12起，逮捕匪特300多名，剿灭在木兰山一带流窜的刘梅溪股匪。3月16日，孝感县白沙铺区发生劫法场抢走2名死刑罪犯（恶霸）的反革命事件。驻花园的地方部队迅速赶赴事发地点，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协助下，捕获了劫法场的首要分子，并将2名死刑罪犯重新抓获。到夏末秋初，除应山、礼山两县边界地区尚有匪特活动之外，活动在江北其他各县的匪特基本肃清。为了加强应（山）礼（山）边区域的清匪肃特工作，地委决定建立在军分区领导之下的应礼边剿匪肃特委员会，统一领导应礼边区域的剿匪肃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到1952年春天，基本上肃清了应礼边区域的匪特活动。江北9县刘梅溪等17股土匪的匪首有的在清剿过程中被击毙，有的在被捕后被处决。

江北9县的匪特活动先后肃清之时，孝感专区的辖区出现多次变化，1951年7月，因沔阳专区撤销，所辖的汉川、汉阳两县划归孝感专区管辖。1952年5月，因大冶专区撤销，所辖的武昌、咸宁、蒲圻、嘉鱼、崇阳、通山、通城7县划归孝感专区管辖。6月，随县从孝感专区划出，归襄阳专区管辖。9月，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仍然归孝感专区管辖。黄安县从孝感专区划出，归黄冈专区管辖。至此，孝感专区管辖16县和应城矿区。其中新划入孝感专区的江南7县中，通城、崇阳、通山3县山区尚有匪特活动。有的股匪、散匪甚至公开活动，对土改和复查等群众运动造成很大的障碍。为了肃清该地区的匪特活动，地委和军分区于1952年9月1日根据省委、省军区的指示，联合发出“关于通城、崇阳、通山清匪工作”指示，组成有地委书记韩克华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熊心乐参加的专区清匪治安委员会，同时要求所属各县迅速恢复和重建县、区两级清匪治安委员会，负责研究和督促本级的清匪治安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谨防出现匪特活动，巩固社会治安。通城、崇阳、通山3县党政军民在地委和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结合土改和复查这项中心工作，严密侦察，并发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采取灵活的围捕方法，迅速消灭股匪、散匪，肃清了特务分子，如期完成了肃清匪特的任务。随着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的全面胜利，全区基本上根除了匪特霸的破坏活动，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证，初步巩固了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政策和打击重点。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为三大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将反攻大陆”，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反革命谣言，甚至组织和举行暴乱，袭击围攻人民政府机关，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中共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重点打击土匪（匪首和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并将其称为“五类敌人”和“五方面敌人”。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镇反。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部署，中共孝感地委于1950年11月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决定从12月份起，在全区开展镇反运动。12月上旬，孝感专署公安处专门召开会议，遵照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北省委的有关指示和地委的指示，统一规定了捕人的批准权限，对地主、恶霸、匪首、惯匪，经区批准即可逮捕。但对属于农村劳动成分、知识分子、革命军工家属，以及特务案件中的逮捕对象，必须经县批准方可逮捕，防止错捕乱捕。会议还制定了实施计划和行动方案。从12月中旬开始，全区实行搜捕统一行动，地委领导人亲自挂帅，各县县委领导人上阵指挥。公安机关在农会、民兵等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进行了20多天的集中搜捕，然后又开展分散追捕和破案工作。到1951年5月，全区9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0625名，其中团级以上的反革命分子296名，军统、中统组长及其他特务组织相当组长以上的反革命分子131名。破获“反共自治委员会”、“中国人民自卫军”、“军统潜伏组”、“鄂中专署自卫团”、“应随县政府”、“万人会”等大小反革命组织54个。缴获长枪194支、短枪58只、冲锋枪5支、子弹6397发、炸弹地雷830枚、炸药15包、委任状47件。

中共湖北省委规定，杀人权归地委掌握，向省委备案。为了避免因担心杀人过多怕犯错误受批评而出现重罪轻判不杀的情况，也为了防止出现轻罪重判、错杀乱杀的问题，中共孝感地委遵照省委的指示，决定地委领导个人不行使杀人批准权，成立由地委书记乔明甫、专署专员韩克华和专署公安、司法、检察各部门党员负责人组成的地委特别委员会，集体行使杀人批准权。各县也相应成立县委特别委员会，并组建专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县、区两级人民法庭，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有时还开庭公审，都要整理审判材料。对被判死刑者，上报县委特别委员会审查，地委特别委员会批准，然后进行公开处决，并出布告，公布其罪行，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分子，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以推动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6月4日以前，全区分期分批陆续处决反革命分子4279名。其中特务地下军占14%，匪首、惯匪占14%，地霸占21%，伪军政人员（包括反动党团骨干）占47%，会首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各界人士拍手称快，都说“杀得好”，“人民政府为人民除了害”。有的还编出歌谣：“杀了害人精，穷人翻了身”。

6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转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指示，对镇反运动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普遍停止大捕大杀，捕人批准权收归地委，杀人批准权收归省委。要求各地要处理积案，并要求贯彻打击和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该杀的还是要杀，该捕的还是要捕；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坚决避免错捕错杀。地委遵照上述指示，成立了由乔明甫、韩克华负责的15人组成的清理积案委员会。其中有4人是根据省委指示，特意吸收进来的主持正义的民主人士，以便广泛听取意见，防止草率从事，并扩大宣传。清理积案委员会组织力量对6279名在押人犯（包括清案中从外地捕回的635名）的积案进行清理。由于大多数反革命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匪特活动的社会基础和生存土壤大为削弱。当时，孝感专区辖区内绝大多数地方的匪患基本肃清，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大为下降，消除了部分群众怕变天、怕报复的思想顾虑，广大群众从此放心大胆地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

第二阶段的镇反。第一阶段的镇反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运动的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地方的镇反运动开展得不够彻底，有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漏网，也有一些该杀的反革命分子轻判未杀，遗留问题不少。根据省委的安排，地委和专署于1951年11月初，指示专署公安处召开专门会议，贯彻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安排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集中力量解决运动不彻底的问题和其他遗留问题。1952年2月2日，地委转发省委《关于第二阶段镇反的指示》，要求各县在春节扩干会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析第一阶段的镇反情况，研究第二阶段的镇反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结合土改复查，认真调查摸底，严格把关，搞好镇反第二阶段的工作。5月，江南的咸宁、武昌、蒲圻、崇阳、嘉鱼、通山、通城7县划归孝感专区管辖。省会武汉市处于孝感辖区中央，孝感辖区的镇反工作事关湖北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安全和稳定。地委和专署深感责任重大，领导人分片包干，身先士卒，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材料，综合和分析情况，指导工作。各县、区、乡负责人亲赴战斗第一线，宣传发动群众，讲解形势和政策，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组织专门班子和战斗人员，制订周密计划，准确无误地“掏狼窝”，从夹墙和洞穴中捉罪犯，还到外地追捕逃犯。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4916人。区、县人民法庭对案犯及时进行审理，逐级上报了1170名死刑犯，经省委特别委员会审批后进行处决；除上解案犯712人外，其余3034名案犯被判送劳改。在第二阶段的镇反中破获较大案件13起，并在6个县的18乡1镇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试点工作；在3个县的4个城镇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试点工作。在开展试点工作的乡镇，建立了乡村两级的农村治安保卫委员会601个；城镇、街道两级治安保卫委员会48个。农村和城镇治安保卫委员会负责管制本地的反革命分子，规定被管对象严格遵守《守法公约》，定期向管理干部汇报思想和劳动情况。还规定管制年限，对被管对象的表现进行定期（半年）评比，根据表现好坏，酌情增减管制年限。这样，被管对象不敢乱说乱动，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群众反映说，“一等的反革命被杀了，二等的反革命被关了，三等的反革命被管起来了，我们能够安心搞生产了”。1952年7月，镇反第二阶段的工作基本结束。

第三阶段的镇反。通过第二阶段的镇反，孝感专区16个县中有15个县达到了镇反基本彻底的标准，但全区的镇反运动还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和遗留问题：个别县未达到镇反基本彻底的标准，即通山县由于有41%的乡尚未进行土改运动，乡村组织不纯，以致镇反不彻底，土匪、特务、反动会首仍然存在，其中特务分子有60余名，股匪尚未根绝。就全区范围而言，由于水上的民主改革尚未进行，致使镇反运动出现薄弱环节。据摸底统计，在3万多船民中潜藏有70余名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县、区有若干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尚未追捕归案。加上取缔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登记这两项工作只进行了试点，尚须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因此孝感专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需要开展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以解决薄弱环节和遗留问题。1952年11月中下旬，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召开全省第二次地、县公安局长会议，传达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地委在听取专署公安处负责人的汇报后，立即向各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县迅速传达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特别是落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在镇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全部完成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和第三阶段的镇反任务，把镇反工作进行到底，并在一切已经彻底或接近彻底的地区，结合各项工作，迅速扫清残敌，有系统地进行各项业务建设工作。为此，各级党政组织和公安机关按照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安排好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主要是结合土改复查运动，以通山县和全区水上为重点，抓好镇反的薄弱环节，处理遗留问题，捕捉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漏网残敌，全面开展和完成取缔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普遍建立农村和城镇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搞好镇反运动的扫尾工作，解决镇反不彻底的问题，迎接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从1952年12月正式开始，由于准备充分，工作进展很快，成效很好，到1953年2月，全区从水上、通山县及其他县区共捕获反革命分子1870名。其中，有外逃的反革命分子402名，漏网残匪786名，并依法进行了杀、关、管等不同的判决和处理。本着严厉打击反动会首，争取分化中小会首，教育团结会众的精神，依法全面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到4月，全专区共计取缔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17种反动会道门。共逮捕反动会首435名。对2180名中小会首进行了登记；通过教育工作，4万多名会员宣布退出会道门。反动党团登记工作也全面完成。全区农村和城镇如期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5月，镇反第三阶段的工作基本结束。孝感专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也基本结束。

开展镇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历时3年的镇反运动有着重大意义。一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根据1953年9月作出的镇反决定，通过三个阶段的镇反，孝感专区16个县共处决反革命分子9076名，关押劳改13110名，管制6033名，基本上肃清了浮在面上的五类敌人，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了敌人的破坏力量。全区范围内敌人的破坏活动由明显减少到基本根除，社会秩序由明显好转到趋于稳定。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证。二是教育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了土改和抗美援朝等运动的顺利开展。通过3年的镇反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政治觉悟和警惕性大为提高，并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他们勇于向敌人开展斗争，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巩固的社会根基。同时，推动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三是取得了重要的组织成果。全区农村在镇反运动中，建立了乡村两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城镇建立了镇、街两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这些群众治保组织，在追捕外逃案犯，管制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以及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四、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全区掀起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三天，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截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进部队的后路，直接出兵介入朝鲜内战。美军还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朝鲜北方，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把战火烧向了中朝边境。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接受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赴朝作战，打击美国侵略军。

朝鲜内战爆发之后，孝感专区的反革命分子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美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共产党江山坐不稳，还得国民党回来”，使群众的情绪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地委于7月3日发出文件，要求各县党政组织作好宣传工作，披露事实真相，进行辟谣，并组织追谣小组，打击造谣分子，以正视听，安定群众情绪，同时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插足中国领土台湾的罪恶行径，对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祖国、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热情。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上级指示，即时发起抗美援朝运动。成立孝感专区抗美援朝会，具体领导全区的抗美援朝运动。通过报刊和广播，大力宣传中朝军队的战斗精神和辉煌战绩，以增强全区军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和决心。各县城、较大集镇和不少乡村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运用读报和出黑板报等形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发起拥护世界和平的签名活动。还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提高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情。

1951年3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全党动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为了落实省委的指示，孝感地委于4月8日发出《关于普及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4月13日又发出《关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再次指示》，要求各县委认真贯彻省委的指示，全党动手，制订计划。在五一节前着重搞好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工作，五一节后着重搞好深入工作。遵照地委指示，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工会、农协会、青年团、学校、文联、中苏友协、工商联和文化团体积极行动，一方面在单位内部组织干部职工普遍开展抗美援朝的学习活动，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人人在拥护世界和平公约上签字，户户订立爱国公约；一方面派出干部担任宣传员、报告员，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普遍了解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了解朝鲜前线的战斗情况，将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到每个城镇、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按照地委安排，5月1日，全区所有城镇、乡村，有的以区、镇为单位，有的以乡为单位，一致行动，结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

从这天开始，全区进入抗美援朝运动周。从地专机关到城镇乡村的每个基层单位，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召开“回忆会”、“控诉会”，由近及远，诉受地主恶霸剥削和欺压之苦，诉受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压迫之苦，诉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之苦，进而联系到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插足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以激起广大群众的旧恨新仇和对新中国的热爱。通过上述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方法，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广泛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抗击侵略者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援。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之时，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就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捐献活动，为志愿军抗击侵略者提供了一些钱、物支援。根据上级指示，还开展了两次征兵活动。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军入伍。1951年6月前，孝感专区迅速完成两批征兵任务。第一次是3400名，第二次是5706名，为抗美援朝战争及时补充了部分兵员。在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和深入开展，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大为发扬的情况下，为了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中共孝感地委积极落实湖北省委安排的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捐献18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地委指出这一任务是重大的，也是光荣的，并根据各县情况做了具体分配：随县、孝感、黄陂各25亿元；汉阳、汉川各17亿元；应山、应城（包括矿区）各15亿元；安陆、礼山各13亿元；云梦、黄安各10亿元。7月5日，地委和专署召开全区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动员和讨论，作出决议：超额完成省委安排的185亿元人民币的捐献任务，即完成捐献12架战斗机、两门大炮为奋斗目标，折合人民币190亿元。10月12日，地委正式向全区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指示》，要求各县向各界群众做好动员工作，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并指出工作重点应放在城镇。动员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全区城镇和乡村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于11月底圆满完成了捐献任务。1952年10月，孝感专区又圆满完成第三批5400名的征兵任务，为抗美援朝提供了部分后备兵员。孝感专区的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还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每逢孝感境内的驻军出国作战或者是新兵入伍，都举行热烈的欢送仪式，以鼓舞士气，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挤出一些财力，解决军属和烈属的生活困难，以激励前线将士英勇作战。

抗美援朝运动激励了孝感人民，孝感专区的干部群众为抗美援朝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包括孝感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屡战屡胜，力败强敌，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夺取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把战火烧向中国的阴谋，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妄图颠覆中国新生政权的美梦。中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

孝感专区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直接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斗，而且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