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

基层普选工作在孝感专区全面展开。1954年，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孝感专区的政权建设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由体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发展为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普选工作从年初就开始启动，由下而上逐步进行。先由各乡分选区进行普选，选出出席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出席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选出乡长、副乡长和乡委员会委员。再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选出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各县的基层普选工作一般是先办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开。孝感县以朋兴乡和罗陂乡为试点，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两个乡的干部群众对基层普选工作感受很深，反映很好。朋兴乡村干部说：“国民党的选举是穷人出钱，富人当权。现在共产党来了，泥巴腿子也可以参加选举了。”“我们千万不能马虎。”3月7日，中共孝感地委向各县委、区委转发了孝感县县长赵光远关于朋兴、罗陂两乡普选的综合报告供各地参考。

基层普选由各县派出指导干部到各乡进行指导，同乡党支部和其他组织联合进行，具体步骤和做法如下：

第一步是开好四个会，即乡党支部会、乡干扩大会、系统会、群众会，在会上大力宣传普选工作的重大意义，即通过群众普选，选出好代表、好干部、好领导，以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更好地领导人民搞好生产互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以调动人民群众参加普选的积极性，并解除乡干部的思想顾虑。普选权只给人民群众，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不能参加普选，以体现普选的严肃性，让人民群众重视和珍惜自己的选举权。

第二步是成立由4～8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主席由指导干部担任。在乡内划分若干选区，各选区成立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候选人名单由党支部和选举委员会经过慎重研究后联合提出，2000人以下的乡提出候选人不超过25人，2000人以上乡可提出25～35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安排既要注意各个选区的大体平衡，又要考虑群众代表的人选和干部人选，还要考虑各劳动阶层以及妇女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人员比例。乡选举委员会还及时挑选和训练登记人员，派往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经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和乡选举委员会审定后，张贴红榜，公布选民名单。

第三步是发选民证，酝酿候选人，开好选区选举大会。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指导干部一方面要教育作为乡代表候选人的干部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缺点严重者应主动向群众检讨，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另一方面要说服群众全面地看待干部，既要看到干部的某些缺点，更要看到干部的优点和长处，从是否有利于工作的角度来观察干部，挑选干部，使工作积极而且敢于坚持原则但作风不够民主的干部不致落选。但对于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人选，经过说服工作后仍不能被选民所接受，应允许选民另选他人，以便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经过充分酝酿之后，选择适当时间召开选区选举大会。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争取选民踊跃到会投票，提高参选率，使大会开得庄严热烈。选举结束后及时将选举结果报送乡选举委员会。

第四步是召开乡代表大会。各选区的选举大会结束之后，乡选举委员会及时汇总各选区的选举结果，确定并公布当选的乡人民代表，然后选定日期召开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由代表们推举3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大会，完成4项任务。一是从乡代表中按规定名额选出1～2名出席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称“县人大代表”，应注意力争把最理想的1名人选选上。二是按规定从乡代表中选出乡长1人、副乡长2人，并选出生产、合作、民政、公安、武装、调解、文教卫生、财粮等乡委会委员14～17名，其中应有女委员4名。人员选定后，县人大代表、乡长、副乡长在会上表明态度，一定积极工作，以回报群众的信任。三是研究和落实代表们的提案，凡在本乡能够落实的提案都在本乡及时落实。对于涉及范围广，在本乡无法落实的提案，在会上作好解释，交县人大代表提交县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四是讨论和制订生产计划，体现普选结合生产和促进生产的精神。

孝感专区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的基层普选工作结束之后，中共孝感地委于6月14日，向全专区各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各县遵照地委的指示精神，积极筹备和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比例不符合规定的部分县遵照地委的指示，对县人大代表作了必要的调整或补选，有的县增加民主人士代表，有的县增加工商界代表或知识界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使其达到规定比例，以便让人民代表大会既体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又对必要的代表人物有所关照的精神，以便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的县增加妇女代表，以体现妇女的政治地位。各县都专门成立了由县长亲自负责的筹备委员会，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其一是起草县长的工作报告和县委书记关于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其二是广泛搜集提案，征求意见，由人民代表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使人民代表能名符其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权力的机关。其三是周密安排人民代表的衣、食、住、行，并组织群众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人民代表进行欢迎和欢送，以便提高人民代表的政治地位，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人关心的大会。其四是设计和布置庄严隆重的会场，以便代表大会开得庄严而又隆重。

在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各县按照地委安排的时间先后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一般在5天左右。孝感县作为试点，代表大会于6月25日召开，南5县（咸宁、通城、通山、蒲圻、崇阳）的代表大会都于月底召开，其他各县都在7月5日左右召开。各县县长都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县委书记作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紧扣会议的中心议题，即根据总路线的精神，进行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动员全体代表迎接国家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明确一切为了工业建设，一切服务于工业。生动地阐明141项工业建设工程是“命根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报告中要求搞好当前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等项工作，引导代表围绕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作出切合实际和简明扼要的决议。各县的代表大会都认真研究讨论代表们的各项提案，并提出落实的途径和措施。代表们普遍感到满意。

各县的代表大会都根据地委的安排，选出了出席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称“省人大代表”。各县选出的省人大代表有樊作楷、邓必祯、朱道平、许恒通、王清和、黄彦平、霍振亮、戴诗清、安国恩等19名，他们代表孝感人民出席8月9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各县的代表大会都选出了本县的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少数县暂时保留县政府称谓）的县长、副县长、委员，还选出了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其中孝感、大悟、安陆、云梦、应城、汉川6县的县长分别是赵光远、高来凤、刘大信、蒋蔼堂、邓必祯、李志昌。

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孝感各县的建立，标志着各县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学习宣传活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宪法正式公布之后，中共孝感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及时发出文件，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要求干部和党员认真阅读宪法条文，并逐条地加以理解，然后开展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互相启发，加深理解。通过反复学习，广大干部和党员逐步熟悉了宪法内容，理解了宪法的精神实质，从而认识到这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两大原则，即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作为干部和党员，应该带领广大群众，朝着宪法指明的道路奋勇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积极工作。

中共孝感地委在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学习宪法的同时，还指示各级党政组织，采用宣传员、报告员、通讯员的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进行重点宣传，在全专区迅速掀起学习和宣传宪法的高潮。通过学习和宣传，人民群众逐步了解宪法的基本内容，明确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争做遵守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多做贡献的好公民。

二、统战工作的新发展

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工作的加强。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在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积极开展知识分子工作，使知识分子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地委和专署同样把知识分子工作视作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时调查和掌握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地委宣传部，对专署直属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思想动态进行深入调查，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专署直属单位共有109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文教系统80人，卫生系统10人，农林部门11人，水利部门8人；109人中，60岁以上的2人，40岁～60岁的22人，40岁以下的85人。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其中部分人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多次政治运动的锻炼，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部分人开始向党靠拢，要求学习政治理论，要求进步，并且积极工作，争取入党。专署人民医院内科有2名医生在人手一度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白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时晚上还起来给病人诊病。孝感师范有一名教师自制教具100多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09人中有8人加入党组织，有9人加入共青团。

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某些原因，加上文教卫生系统的领导骨干少而弱，而且有的领导成员不能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方法粗糙简单，致使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和顾虑。个人历史问题多且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有顾虑，担心是否被长期留用，害怕以后由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所取代，因而在工作上束手束脚，怕出事故，怕负责任，工作不大胆，谨小慎微，惟命是从，对人一团和气，好坏不说。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政治前途，入不了党，只有当一辈子民主人士，灰心丧气，因而不求上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上虽能服从分配，有时能积极负责，但时紧时松，缺乏主动性，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上述情况说明，这些知识分子对党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和隔阂，他们害怕政治运动。孝感人民医院有位医生说：“又用我们，又疑我们，一到政治运动，总在我们中间找运动对象，我们反正出不了头。”他的话代表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反映。

1955年12月，地委宣传部向地委和省委宣传部上交了《孝感专署直属单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报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提出了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一）在文教卫生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配备较强的领导骨干，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二）从党内到党外，要深入进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总结典型事例，联系思想进行讨论，提高党团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虚心地向知识分子学习知识和技术。（三）要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在审干结束之后，对政治觉悟高，而且迫切需要入党者应培养发展为党员，在知识分子中多树旗帜。（四）党政领导机关应建立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并交流成功经验，改进工作方法。

地委和专署采纳了地委宣传部在报告中的建议，及时对专、县文教卫生等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增派得力的领导骨干，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例如对各县重点中学就选派了政治坚定、政策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区长级党员领导干部去担任校长或副校长，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做好党团工作，加强党对学校师生的政治领导。与此同时，地委还安排地委宣传部和统战部联合召开全区知识分子座谈会和中医代表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澄清和纠正部分干部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会后，各级党委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一是适当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安排住房、解决其子女就学就业、购买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二是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改进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对知识分子放心放手，让其尽职尽责，大胆工作，充分发挥其才干，多做贡献。并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成绩及时进行肯定和表扬，对他们的缺点尽量采取个别谈心的方法，促其克服，避免在会上提出批评，更不算总账，不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对他们的入党要求一般不采取笼统回复的做法，而是尽量针对实际情况指明前进方向，对于条件成熟者及时吸收入党。1956年，全区中小学教师中，就有600多人被吸收入党，其他系统也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入党，从而逐步消除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使其明确了前进方向。

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地委及时下发《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部分干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右倾麻痹两种错误倾向。同时，安排地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开展知识分子情况调查，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加强与知识分子的联系。1957年上半年，地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组织专班，对专署直属单位和各县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真检查了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情况，解决了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的问题，解决了部分知识分子在肃反斗争中被错斗的问题。

通过上述工作，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孝感专区广大知识分子在工作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统战工作的全面加强。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不仅加强了对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而且加强了对其他非党人士的团结工作，使党的统战工作在孝感专区得到全面加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对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1953年4月3日，中共孝感地委向各县委转发了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指示。各县遵照地委的指示，决定由政府出面，由宣传部负责宗教工作，组织公安、民政、卫生、青年团、妇联等单位，开展宗教政策的宣传工作，向广大干部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扭转了某些干部对天主教等宗教的不正确看法和错误行为，改善了同宗教人士的关系，调动了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1954年6月至7月，孝感专区各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孝感、汉川、蒲圻、武昌等宗教界人士集中的县，都安排宗教界人士担任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6年各县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专区又在宗教界人士中安排了9名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提高了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在宗教界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1956年5月，地委统战部、专署宗教事务科组织宗教界上层人物赴武汉参观苏联经济文化成就展览，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使绝大部分神职人员能自觉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利用宗教干预国家行政。6月，地委统战部组织3名天主教人员赴省参加审判沈家垭反革命暴乱案件；公安机关在汉川、蒲圻逮捕了3名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信教群众的政治识辨能力和政治觉悟。为了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地委明确专、县要有1名副专员、副县长分管宗教工作，专、县两级要配备专职宗教工作干部。1957年2月，专署常务副专员、统战部长廖盛敬在全区县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宗教工作的长篇发言，部署今后的宗教工作，随即开展了宗教工作情况大检查，进一步加强了宗教工作。

在普选工作中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政策。1954年初，孝感专区16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基层普选活动，选出了5280多名县人大代表，其中民主人士94人。在召开县人大代表大会之前，各县委都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等文件，批判和纠正了对待民主人士和党同非党联盟问题上出现的“关门主义”倾向，使全区广大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6月至7月，全区16县先后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人民委员310人。其中有共产党员179人，符合规定人数比例；有劳动人民非党人员67人，也符合规定的比例；有民主人士64人，小县安排民主人士3人，中等县安排3～5人，大县安排6人，严格保证18%～24%的比例。肖华诚、胡文玉等12名民主人士担任副县长或省人大代表。1956年1月，孝感、汉川、黄陂、汉阳4县成立县政协委员会，政协主席一般由县委书记兼任，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担任。孝感县选出政协委员53人。其中，党外人士38人，是政协委员总数的71%。

密切党同非党人士的关系。1955年7月7日，中共孝感地委针对专、县两级政权机关中部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不能正确对待非党人士的问题，转发地委统战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权机关统战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有两项内容：一是要组织专、县两级直属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于1月17日所发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使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认识到同非党人士共事时既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这是主要的），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倾向。二是在专直总支和县直总支均设统战委员，非党人士较多的分支也应设立统战委员。统战委员在业务上受党委统战部指导，完成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等项任务，搞好统战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纠正了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安排非党人士到政权机关工作是“多此一举”、“增加麻烦”，把党的统战政策理解为“一切迁就”等错误认识，也逐步解决了同非党人士“不好共事”的问题，从而密切党员干部同非党人士的关系，搞好团结，推动了政权机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通过统战工作推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中共孝感地委统战部遵照地委和专署的指示，加强了对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并把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工作重点，即通过统战工作来推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地委统战部和汉川县委统战部在汉川县马口镇联合办点，开展公私合营，引起湖北省委统战部的重视。1954年7月，省委统战部决定省、地、县三级统战部在汉川县马口镇联合开展公私合营试点工作，为全省开展公私合营提供经验。1955年2月，中共孝感地委推广汉川县马口镇公私合营试点工作的经验，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面，增办孝感县城关镇和花园镇两个工作试点。孝感专区的做法引起多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派调查组来孝感总结经验，把孝感专区通过统战工作推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向全国各地推广。

在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也在同步进行。1956年3月，孝感县率先成立工商业余学校，培训工商业者438人，占孝感县城关镇工商业者总数的39.25%。这种做法迅速推广到全区各县，既为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推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采取多项措施，促进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一是发展文化机构。通过政府投资和群众自办，由1952年的10个县级文化馆、1个公共图书馆、1个新华书店、2个职业剧团、11个业余剧团、1个电影放映队，发展到1956年的20个文化馆，31个文化站，2个公共图书馆，12个新华书店，15个职业剧团，2103个业余剧团，54个电影放映队，2个电影院。二是从引进节目到自创节目，提高了文艺水平。这一时期，孝感专区的文艺工作者先后引进排演了《赶工》《妇女代表》《夫妻观灯》《闹瓜园》等文艺节目，宣传新人新事，有力配合了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坚定干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排演了《打金枝》《打焦赞》《二王图》等历史传统剧，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54年抗洪救灾时，通山县九门乡火炬社俱乐部创演的文艺节目《栽田鼓》和《一鼓催三工》，演出效果好，被推广到各县排演，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抗灾夺丰收的热情和干劲，对生产救灾工作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三是组织文艺会演，促进文艺发展。1956年4月20至29日，孝感专区举行新中国建立后首届群众业余戏剧、音乐、舞蹈汇演大会。全区16县有349名代表参加汇演，在7台晚会上共演出80个文艺节目，大会评出创作、演出一等奖8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3个，表演奖49个。孝感、黄陂、应城、云梦、嘉鱼、武昌6县获红旗奖。11月，湖北省举行首届戏剧会演，孝感城区代表队以7个剧目参加会演。其中，《二王图》《夜梦冠带》《赶工》《闹瓜园》《急子回国》等分获导演、伴奏、舞台、剧本、挖掘、整理奖。参加会演的老艺人王醒民、刘顺娥、刘占奎、江少春、高海山、谢小天获荣誉奖，七龄童、万盏灯、尹春保、潘云霞获一等奖，还有13人获二等奖，32人获三等奖。

教育事业的整顿和发展。1953年8月6日，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整顿小学的决定和湖北省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关于整顿小学工作的指示》，专、县教育行政部门遵照地委和专署的指示，并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整顿巩固、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开展整顿小学教育，改善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推广黄陂县着重整顿小学的经验，调整学校规模和布局，在集中必要力量办好一批全日制重点小学的同时，选派一批公办教师到交通不便的山区、湖乡办半日制公办小学，还指导和扶持群众办民办小学，以方便农民子女就近上学。1956—1957年，孝感专区又根据湖北省政府对公办、民办教育统筹安排的指示，提倡群众办学，促进了民办小学的进一步发展。1957年，6县范围内的公办、民办小学共计增加到2727所。其中，有一批专、县两级办的重点小学，如孝感师范一附小，孝感县城关小学。6县范围的在校小学生达到301 571名

1953—1957年，孝感专区的中学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各县都新办了几所初中，到1957年年底，6县范围内有28所中学，在校学生增加到12518名，绝大部分是工农子女，昔日的放牛娃成了中学生。

1953—1957年，孝感专区中小学开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和普希金教学讲演录，执行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大纲和新教学计划，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工作重点转到抓教学质量。县和学区经常举办观摩教学及公开课，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中专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1953年，地委和专署创建了“孝感专署财经干部学校”，翌年开始轮训干部。1956年又创办“孝感农业学校”，为促进农业发展培养技术人才。

卫生防疫工作有计划地推行。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十分重视传染病的防疫工作。1951年指示卫生系统建立疫情情报制度，指定由专、县、区（镇）医务工作者联合会（1952年改称卫生工作者协会）负责疫情报告工作。规定每旬逢三由区（镇）报县，逢五由县报专区，逢七由专区向省报告疫情。属于国家法定的传染病在孝感专区时有发生。其中有天花、霍乱及副霍乱、痢疾、流脑、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疟疾、血吸虫病等。1951年共发病25 693例，发病率为760.59/100000，病死率为8.8%；1954年发病225 562例，发病率为6396.85/100000，病死率为1.03%。由于疫情报告和医治及时，病死率比1951年下降7.77%。

从1950年6月开始，孝感专区启动对国家法定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以后都按计划坚持进行，先后在广水至黄陂滠口铁路沿线逐步扩展到专区各地，用牛痘苗、霍乱菌苗、伤寒副伤寒菌苗、“三联”混合菌苗、“四联”混合菌苗、痢疾噬菌体、白喉类类毒素与抗毒素、百日咳疫苗、卡介苗等菌、疫苗在各种人群中预防接种，以预防相应的传染病。20世纪60—70年代，换用了一些新药和新的方法防疫传染病。有计划的防疫工作，逐步收到明显成效。国家法定传染病在孝感专区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逐步下降，有些传染病达到了基本消灭或完全消灭的标准。其中霍乱、副霍乱从1951年就没有出现，天花、白喉、脊髓灰质炎和出血热基本被消灭。80年代，应城县、汉川县、云梦县、应山县、安陆县先后被评为全国、全省计划免疫先进县。

从1951年开始，地委和专署对甲状腺肿病、丝虫病、头癣病、麻风病、肺结核病等地方性疾病，也积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和防治，并制订防治计划，提出奋斗目标。通过防治，孝感专区地方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降低，治愈率逐步提高，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目标。一是甲状腺肿病、疱颈病（大脖子病）于1985年达到中央地办规定的基本控制标准。二是血丝病（橡皮腿病）的防治工作于1986年达到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基本消灭血丝虫病的标准。昔日“山大水恶，不是疱颈就是大脚”的民谣，从此销声匿迹。三是头癣病，“俗称癞痢头”，于1979年11月经国家卫生部检查考核，确认孝感专区消灭了头癣病。昔日群众中流传“癞痢癞十八，十八癞不好，一直癞到老”的民谣，被“自古癞痢满头疤，哪有癞痢长新发，只有社会主义好，铁树也能开红花”的民谣所取代。三是通过三个阶段的调查防治，麻风病也于1995年达到国家卫生部规定的基本消灭标准（0.01‰）以下，并转入对麻风疫情的监测。过去人们谈“麻”色变，视麻风病人如猛兽。许多麻风病人被家属、邻居赶出家门，有家不能归的情况，一去不复返。四是肺结核病的发病率也逐年降低，治愈率逐步提高。1985—1995年病人的临床治愈率达到84.2%。

血防工作的逐步展开。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国家法定的一种传染病，是一种分布地区较广、危害严重、不易根除的传染病。孝感专区是湖北省血吸虫病疫区面积较大的地区。管辖范围为16县时，黄陂、孝感、汉川、应城、云梦、汉阳、蒲圻、嘉鱼、通山9县有血吸虫病疫区，今孝感市辖区内汉川、应城、孝南、云梦4个县（市）区内有47个乡（镇）场581个村为血吸虫病疫区，钉螺面积为69.4万亩。

早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孝感地区就有血吸虫病流行的记载，其危害程度十分惊人。应城县西湖乡严家咀，在民国初期是一个有60户人家、200多个劳动力的村庄，因血吸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到1949年解放前夕，只剩下1户6人。汉川县杨家集夏家湖塆，在民国20年有65户人家、325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死绝27户，14户逃往外地。剩下的24户中，有38人患有血吸虫病。其中13人进入晚期，成了“大肚子”。民谣说“夏家湖，几十家，男公妇孺肚子大，田荒屋倒人不发，罐子煨米敬菩萨”。

1950年6月，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启动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派专署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会同湖北省卫生厅派来的防疫队，前往黄陂县滠口一带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证实这一带有血吸虫病流行，地委和专署即在滠口红树岭建立孝感卫生实验区滠口卫生所，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简称“血防工作”。1951年1月，正式成立“湖北省滠口血吸虫病防治所”，在滠口一带对钉螺分布和病人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对查出的病人用石酸锑钾进行治疗。同年，孝感专署安排孝感县卫生院医务人员在孝感县南部湖区和东山头等地进行调查，发现钉螺和血吸虫病人，即用锑剂对3名患者进行治疗。1953年，孝感专署决定成立“孝感县卫生院血吸虫病防治组”和“滠口血吸虫病防治所汉川小组”，逐步扩大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防治范围。1954年特大水灾之后，湖北省卫生厅抽调专人组成复堤堵口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组，到孝感专区开展调查和防治工作，首次确定孝感专区江北5县和江南4县血吸虫病的区域范围和流行程度。

1955年12月4日，中共孝感地委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成立中共孝感地委防治血吸虫病7人领导小组。16日，孝感专署成立“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并在疫区各县成立相应的组织。1956年1月31日，孝感专署发布《关于发动群众消灭血吸虫病的全面规划》，大力开展血防工作。同时不断加强血防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到年底，在孝感、汉川、应城、云梦4县共设立5个血防站、31个防治组，专业人员增加到334人。当年在上述4县内查出病人16 270例、治疗1579例，其中有晚期病人697例。查出钉螺面积407 330亩，其中垸外钉螺面积占8%以上，确定钉螺分布为湖沼型。当年6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到黄陂、孝感两县的3个乡视察血防工作，总结推广孝感县东山头乡用“酒石酸锑钾六日、七日疗法”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

1957年2月11日，中共孝感地委制订《孝感专区防治血吸虫病1957年计划》，要求疫区加强粪便管理，搞好安全用水和个人防护。要求全专区治疗病人45 800人。其中孝感、黄陂两县各8000人，汉川、汉阳两县各10000人，应城县2000人，云梦县600人，蒲圻县1200人，嘉鱼县4000人，通山县2000人。疫区各县都遵照地委的安排，加强血防工作。8月，中央血防9人小组向全国各地批转《湖北省孝感县闵集血防组关于和平社一年来粪管工作总结报告》。该社将旧有私人厕所、粪窖全部平毁，新建三缸式梯型厕所13个，储粪池15个，田间厕所11个，人、畜粪便全部折价归农业社统一管理发酵，消灭血吸虫及其他寄生病虫卵，使钉螺阳性率由1955年的1.99%降至1956年的0.1%，大大减少群众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因此，中央血防9人小组对该社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其经验。

体育事业的起步。1949年以前，孝感的体育极端落后。只有少数县立中小学开设了体育课，聘请在武汉等地读过书并有一定体育专长的返乡人员担任体育教师，引进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体操等少量运动项目。民间体育也仅有举石锁、舞狮子、划龙船等传统体育活动，以及少数分散开展的武术、气功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孝感体育工作一直处于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之中。全区中小学普遍开设了体育课，群众性的业余体育活动也在发展之中。运动项目逐步增加，体育设施也逐步增建。

1952年国庆节期间，根据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的安排，孝感专区第一届运动会在孝感城关举行。参赛的运动员有400余人，有篮球、排球、田径、拔河等参赛项目。通过比赛，选拔了参加湖北省第一届运动会的运动员和各项代表队。10月，孝感专区派出50多名运动员参加第一届省运会，夺得女篮亚军和男篮第3名。1953年，孝感专区有2名女篮运动员和1名男篮运动员被选入省篮球代表队，这是孝感专区第一次向省输送优秀运动员。1955年4月，地委和专署组建了孝感专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设立了办公室。各县也相应组建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办公室，加强对专、县体育工作的领导。各机关、学校建立了各种运动队，开展业余训练。11月，在孝感飞机场举办了孝感专区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29所学校的658名学生参加比赛。1956年年初，在专署办公室的主持下，孝感城区专、县、镇各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义务劳动，在城关北门外填塘、平坟，开辟运动场，修建了孝感人民体育场。这是孝感专区的第一个体育场。1958年夏季，根据地委和专署的安排，在地区运动场上建成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并新建一栋190平方米的平房，12月第一次承办省运会部分项目的比赛。孝感专区派出由233人组成的孝感专区体育代表团出席第二届省运会，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获男篮、男乒、女乒、羽毛球、公路自行车5项亚军，女篮第三名，田径总分第四名，手榴弹、马拉松单项第一名，5项全能破省记录。1959年5月，组成有11个项目、188人的代表团，参加第三届省运会，获团体总分第五名，破5项举重和游泳省记录。

从1958年起，汉川县马口中学、应城县一中和咸宁县一中的乒乓球，安陆一中的足球，孝感县二中（现孝南一中）的游泳，武昌县流芳岭中学的射击，黄陂县三中的田径（投掷类为主），应山县郝店中学的田径（中长跑为主），汉阳县四合公社光明大队的武术，武昌县纸坊中学的体操逐渐形成传统项目，在省、地比赛中不断取得好成绩，并为省体工队输送了一些人才。

四、党的发展和建设

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后，中共孝感地委根据贯彻实施总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发展和整顿工作。1953年，全区吸收新党员3452名，使全区党员人数达到14 553名。其中，厂矿104名，机关4676名，企业1196名，农村8323名，干部学校103名，中小学30名，街道121名。新建了一批支部，使全区支部总数达到1406个。但党员和支部的分布不平衡。党群机关的党员占干部总数的70%，而财经系统只占10%，530万人的农村人口中，只有占0.15%的党员。其中，30%的乡没有党员，更是支部空白乡，单独建立支部的乡只有965个，还有669个乡只有联合支部和党小组。中小学教职员工15 200人中只有30名党员，党员仅占人员总数的2‰，没有建立一个单独的支部。

为了改变党员和支部在布局上的不平衡状态，赶上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共孝感地委于1954年2月11日发出《关于发展党与巩固党的指示》，提出两项要求：一是1954年计划在农村发展3070名党员，单独建立支部的乡要达到全区乡数的60%；地方国营工厂的党员人数要达到工人总数的2.5%；要在中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并建立若干个单独支部。各县、区必须根据“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巩固”的精神，制订建党计划。县委建党计划必须具体到乡，区委建党计划必须具体到人。除了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培养党员之外，县委应该开办建党训练班，对培养对象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然后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把好新党员的质量关。二是在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支部的同时，要开展巩固党的工作。通过整顿，提高支部的战斗力，充分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并通过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地委在文件中提出一类支部的四个条件：（1）支部有较强的领导骨干，能形成领导核心。（2）支部能推动和发挥其他组织力量，能完成党的各项中心任务。（3）支部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稳固团结一批积极分子在自己周围，以便形成团结劳动农民群众的核心。（4）支部有最基本的工作制度，能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上半年要使一类支部在支部总数中的比例由30%提高到50%。要求支部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迅速提高其思想政治水平，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向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反对党员放债、雇工、买进土地和出租土地、经商和参加商业投机活动。要使党员成为开展互助合作和增产粮食的带头人。

全区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和落实地委指示，使党员和支部逐年增加。1954年，全区发展党员6076名，支部增加到1977个。1955年，全区发展党员16 402名，党员人数达到38 031名，占全区人口总数的0.78%。其中，农村党员在农业人口中的比例由1953的0.15%提高到0.6%，企业党员占人员总数的8.04%。支部增加到2272个。1956年，全区发展党员21 829名，支部增加到5355个。1957年，全区发展党员4033名，党员总数达到63 893名。其中，农村发展党员30 006名，厂矿企业发展党员1559名。知识分子党员有明显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党员有94名。全区党支部增加到5675个。党员和支部的分布格局逐步趋向合理。党员的总体质量有了提高，支部的战斗力和堡垒作用不断增强。

专、县监委的建立和纪检工作的加强。1951年4月，中共孝感地委为了有效地开展纪检工作，正式组建“中共孝感地委纪律检查室”，任荃林任主任。9月，正式成立“中共孝感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地委副书记王玉珍兼任纪委书记，地委委员韩国治任副主任，各县相继成立县委纪委。地县两级纪委均建立经常的办事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区委和乡支部也配备了专职或兼职的纪检委员。全区党的纪检网络初步形成。

1953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下发《关于加强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和配备专职干部的通知》。地委遵照省委的指示，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干部和革命大学学习的学生调进纪检队伍，使纪检工作的力量得到加强。地委纪委由3人增加到4人，全区地县两级专职纪检干部达到24名。其中，县级干部2名，区级和相当于区级的干部21名，一般干部1名。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3日，孝感地委纪委更名为“中共孝感地方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受省监委垂直领导。地委第一副书记韩国治兼任监委书记，田玉德任副书记。其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犯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随着领导体制的转变，全区的监察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到1956年底，专职干部增至68人，领导力量也得到加强。16县中有11县监委副书记是县委委员或候补委员。乡党支部副书记兼管党的监察工作，有10个县成立了监委常委会。

在党委系列建立纪检监察机构的同时，政府系列也建立了监察机构。1951年，地委和专署组建了“孝感行政区专员公署监察处”，任荃林、吴柏川分别任正副处长。全区16县先后成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专署财政、邮电、税务等部门陆续设立了监察科。

1953年7月，政务院发布《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设置监察通讯员通则》。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随即在专、县两级政府机关及所属企业行政单位、人民团体、街道和乡镇设置了人民监察通讯员，共计709人。1955年初，全区各级行政监察机关遵照湖北省人委监委确立的“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巩固成绩，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对监察通讯员工作的组织建设，共建立通讯员小组100个，中心小组17个，并健全了学习、例会和汇报制度。

由于建立了党委和政府两个系列的纪检监察机构，孝感专区的纪检监察工作得到了加强。纪检监察机构在开展经常性工作的同时，积极配合党委和政府开展“三反”、“五反”、“新三反”运动，查处3批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打击贪污腐化分子，为国家挽回大量经济损失，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密切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

除进行上述工作之外，全区纪委和监察机关还遵照地委和专署的指示，开展了另几项重要工作：一是1954年发生特大水灾之时，纪委和监察机关的干部一方面迅速投入抢险救灾工作，一方面加强对抗灾救灾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力量对堵口复堤中贪污、挪用、浪费、偷工减料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共查处临阵脱逃、强迫命令、贪污挪用等违纪违法案件322起。二是1955年5月，全区监察机关配合粮食等部门，抽调干部772人，组成45个普查专班，对676个储粮点、2.5亿斤粮食进行检查，发现439人有贪污挪用、偷盗等违法违纪行为，对其中的191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三是1955年下半年，组织力量，对全区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纠正了一些强迫命令、违反政策的行为。1956年又组织力量，查处了党员干部在农业社分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打骂群众的行为，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开展。

农村整党工作。孝感专区的农村党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中经过考验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在各项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堡垒组织，是政府和群团组织的领导核心。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保证了粮、棉、油统购统销等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这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主流方面。

由于有些地方几年来在发展党员时把关不够严格，吸收了部分不够条件的人员入党，个别坏分子也乘机混入，加上前段时间对党员的教育工作抓得不紧，对基层组织没有进行及时整顿，因而有些地方出现湖北省第五次组工会议所说的“可以提高的党员没有得到提高，坏分子没有及时清洗，个别本质较好的党员在逐步蜕化”的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孝感专区的农村支部可分为4类：一类支部483个，占支部总数的28%；二类支部876个，占50%；三类支部331个，占11%；四类支部53个，占3%。一、二、三类支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被敌人掌握的四类支部问题严重，更需要进行整顿。

为了搞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中共孝感地委于1955年9月8日发出《关于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意见》，指出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必要性、步骤和做法，要求各地党组织遵照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组织的精神，必须采取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通过整党要达到3个目的：（1）对农村党员认真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积极拥护和领导群众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社会主义措施。（2）对农村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以便发现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并予以清洗，以纯洁党的组织。（3）改造支部委员会，把支部健全起来，使党的支部能够起到核心骨干作用。

各县县委和区委遵照地委的指示，结合粮食“三定”工作，分类分期安排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9月份完成一、二类支部和部分三类支部的整顿工作。具体做法是先由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结合安排中心工作，说明整党的意图，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每县分2～3个片，由县委书记和较强的县委其他成员结合区委进行组织和领导，用10～15天时间集训党员，每乡派2～3名积极分子参加集训，开展整党。整党工作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通过学习，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第二阶段是在提高党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分析情况，对照共产党员8项条件提高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员进行鉴定，并本着“严查宽处”的精神，对犯有错误的党员进行慎重处理，处分面以县、区为单位计算，一般不超过15%，其中开除党籍的不超过5%。然后进行支部改选，推选优秀党员当支委，优秀的支委担任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要报县委批准。在整党后期，结合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对于四类支部和问题严重的三类支部，由县、区党委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结合进行改造落后乡的工作，运用点面结合的方法，以2～3个月的时间来分批进行整顿。整顿工作分为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工作队进乡后发动群众，深入了解党内情况、阶级关系，检查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了解敌情，找出问题的症结，判明支部的性质，摸清好坏党员。第二阶段，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打倒敌人，结合处理党内问题，审查和鉴定党员。对于阻碍发动群众并成为整党障碍的支部和党员，工作队表明态度，当众宣布解散支部，把坏分子清除出党，然后重新选举支部，把优秀党员选进领导岗位，建立和健全制度，以领导全乡的工作。第三阶段教育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全力投入中心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中考验党员和干部，打下建政的基础。第四阶段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壮大党的力量。最后改选乡政权及青年团和民兵组织，巩固贫雇农优势，确保党对乡政府和其他组织的领导。各县、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分别在1955年底至1956年春结束。通过整顿，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农村支部，改进了支部的领导方法，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1956年3月，孝感专区进行区、乡两级机构调整。全区有10个县全部撤销区级机构，6个县部分撤销区级机构，只保留25个区。在撤区的区域内共建立71个指导组，指导乡级工作。同时扩大乡的辖区，减少乡的数量。全专区由2352个乡减少为609个乡。对干部力量也作了较大的调整。有13名区委正副书记、156名区委委员、7名区长、147名一般区干部，共计323名人下放到重点乡或工作基础较差的乡，担任乡支部书记和其他职务，有1831名乡干部下放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充实基层领导力量。由于乡级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所以调整后的609个乡都建立了单独的党支部。

新“三反”运动和审干工作的开展。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史称“新三反”。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新“三反”运动。并要求全区各级纪检机关认真贯彻“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协助党委和政府开展新“三反”运动。在反对和惩治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同时，查出贪污、挪用公款者1284人。对其中问题严重的79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和司法处理。

1955年5月31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关于地委建立审干委员会的通知》。审干委员会由12人组成。地委第一副书记韩国治任书记，汉阳县委书记史明任副书记。地委审干委员会具体领导地、专机关和全区的审干工作。各县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审干工作的目标是弄清各类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便于有关组织适当使用干部，也让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能放下思想包袱，消除思想顾虑，轻装上阵，能安心和积极地工作。审查干部的方法一般是通过听报告和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向组织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情况。对于交待不清者，领导者通过谈话予以启发，知情者予以揭发，然后通过内查外调弄清情况，并做出结论。所做结论必须同本人见面。

审干工作同1955年开展的肃反运动，都是要肃清潜伏或隐藏在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纯洁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肃反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对敌斗争。为了开展肃反运动（也叫内部肃反运动），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成立了领导肃反斗争的5人小组，下设肃反办公室，各县也相应成立了肃反机构。审干工作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肃反运动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对敌斗争，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但二者之间有互相关联和配合的关系。审干工作中发现有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重大问题会转交肃反机构处理，肃反运动有助于查清部分干部和职工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通过调查断定是属于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和职工，移交审干机构作出审查结论。

孝感专区的肃反运动从1955年7月开始，分为5个阶段（作好准备、小组斗争、专案调查、甄别定案、复查）进行。全区有216 687名干部职工参加运动，按照系统分5批进行。到1959年6月正式结束。运动中查出潜伏和暗藏的反、坏分子2169人。他们之中有特务、惯匪、匪首、反动党团骨干和军政官吏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在新中国建立后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作恶多端的坏分子。他们之中有的混入到共产党内，个别人甚至窃取到县、区级领导职位。2169名反、坏分子中有447名是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39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按照中央的肃反政策对他们分别作了处理。其中，有7人判处死刑，480人判无期徒刑，有41人押送原地处理，797人判处管制，607人被开除公职，205人免于处分。通过肃反运动，纯洁了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

孝感专区各地各单位的审干工作分别在1955—1956年基本结束。在肃反运动的配合下，查清了16 216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做出符合历史情况的结论，使他们放下了政治历史包袱，消除了思想顾虑。他们对党表示感谢，感到心情舒畅，工作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