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孝感专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但由于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又加上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左”的错误泛滥，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1959年上半年，地委曾一度纠正“左”的错误，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到下半年又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展“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左”的错误再度发展，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1月，孝感专区正式并入武汉市。1961年5月，孝感专区从武汉分出。重新建立的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农业六十条》，领导全区人民生产救灾，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通过1963年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孝感专区的经济出现回升和发展的态势。兴修多年的徐家河、陆水等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到此时全面竣工。棉花生产全国有名。从1963年开始，地委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开展“小四清”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而在部分县、区开展“系统四清”，虽然在某些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定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中共八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指出，我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这标志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及时召开地、专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八大会议精神，并发出文件，要求全区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中共八大文件，迅速掀起学习和宣传热潮。
为了贯彻执行八大的方针政策，地委于11月上旬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王家吉传达湖北省委提出的“总结工作，整顿作风，改进领导，修订规划，争取1957年更大丰收”的指示精神。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到会讲话。根据八大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会议研究了整风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地委将加快农业的发展看作是全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和起步工作。这次会议之后，地委和专署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促进农业的发展。
1957年1月上旬，地委和专署为了加强乡、社两级领导力量，巩固农业合作社，争取农业大丰收，作出“精简上层，充实下层”和下放干部的决定，对专、县两级行政机构进行精简；专署撤销两个科，还将相互有关的7个科局合并为3个局；各县人委直属工作机构由28个科局精简为20个科局。全区由专区下到县，由县下到区，由区下到乡，由乡下到农业社的干部共计2729人，充实和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同时还从地县两级下放1883名干部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使其增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并增强农村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月10日至21日，地委和专署召开有县、区党政负责人参加的全区乡总支书记和乡长联席会议，着重讨论和布置整风、整党和加强农业社的管理工作、发展农业生产等问题，并安排各县在这次大会之后，以乡为单位进行整风整党。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共65 000多人参加整风整党，受到一次比较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不少基层干部克服不安心农村工作、闹脱产等错误思想，有不少乡干部主动要求减薪，与群众同苦共苦。整风中还开展学习官木生领导方法的大讨论，使广大基层干部认识到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纷纷制订参加集体劳动，改进工作方法的规划和措施。一些基层干部主动检查“指手划脚，鞋袜不脱”的工作作风，深入群众，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整风整党带来基层干部思想和作风的大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增强了动力。
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并更好地领导生产，地委和专署领导人亲自参加集体劳动。5月7日，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和地委委员、专署第二副专员王忠及副专员侯维晋等地、专领导人带领一批机关干部到孝感县群联社参加集体劳动，同社员一起割油菜、撒塘泥，并在休息时同干部、社员一起研究农活的联套定额、集体包工、个人评分等问题，受到群众的好评。在地委、专署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县区两级领导干部也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到5月中旬统计，全区参加集体劳动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有154人，占从事农村工作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68.7%，区级有89%的领导干部参加了集体劳动。汉川、安陆两县的县委成员私人掏钱购置锄头、镰刀等小型农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参加劳动生产。领导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群众说：“旧社会县太爷下乡骑马坐轿，现在县委书记和县长下乡，跟农民一样，脱鞋下田生产，这真是万古没有的世界我们更应该把生产搞好”。
为了配合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地委和专署本着服务农业的方针，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在前几年的基础上，1957年全区地方工业企业发展到133个。其中有农具厂17个，电厂19个。不仅对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援，而且使工业产值明显增加，达到农业产值的29%。
地委和专署采取的上述措施，激发了全区干部群众的工作和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在秋旱严重的情况下，1957年全区仍然夺得好收成。粮食总产40.1亿斤，棉花总产40万担，油料102.6万担。工业产值15亿元，财政收入6766万元，比1956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57年冬天的水利建设。1957年9月，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在1957年全区第一次水利会议上决定，从11月份起，全区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初步提出1957年冬天至1958年春天水利建设的任务。11月中旬，地委和专署召开全区第二次水利会议，第一次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任务，将大型工程（受益田1万亩以上）由16处增加到86处，中型工程（受益田2000亩以上），由20处增加到152处，小型工程及群众的自办工程，为154 990处，并提出“实现水利合作化，争取1958年基本消灭旱灾”的动员口号。会后，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深入孝感县金盆浴鲤水库，同孝感县委第一书记王振明等领导人一起，勘察地形和线路，决定增修180华里长的渠道，充分发挥金盆浴鲤水库的灌溉效益，由灌田2.9万亩扩大到20多万亩。他们召开4区11乡的干部会议，组织人员，动工修渠。其他各县的县区领导也积极行动，实行按水系、按工程、按地区的包干责任制，深入工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开展水利建设。到12月中旬，全区有105万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占全区男女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动工的工程达到24 619处。其中有大型工程44处，中型工程148处。群众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安陆县有15 800人搭工棚住在工地，城西乡有5对新婚夫妻，头一天举行婚礼，第二天就上了工地。辛榨乡81岁的老汉柯德秀，看到乡里热火朝天地搞水利建设，作了一首顺口溜：“今年户户修水利，明年家家谷满仓，毛主席领导真是好，子子孙孙不逃荒。”
地委和专署根据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于12月中旬第二次修改农田水利建设的年度规划，将大型工程增加到127处，中型工程增加到397处，小型工程减少为5170处，群众性自办工程减少到96 248处，把全区2780条河流和4000多个泉眼大部分利用起来，发挥综合效益，使全区的受益农田由550万亩增加到750万亩。各地遵照地委和专署的决定，加大力量，增修水利工程。到翌年1月10日统计，全区每天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达到109万人，全区已动工和完工的大型工程有120处，占规划数的94.8%。其中孝感县境内能灌田4.9万亩的八汊洼水库基本完工，能灌田7.4万亩的滑石冲水库基本上达到年度修建目标。已经动工和完工的中型工程有388处，占规划数的83.35%，已经动工和完工的小型工程有4313处。大、中、小3类工程共计完成土方4662.3万立方米，占工程计划土方9861.8万立方米的47.3%。地委和专署针对上述情况，向全区提出，争取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在春节前后完工，以便干部群众提早转入春耕生产。
江河两岸的干部群众也不甘落后，他们苦战一个冬春，基本上完成堤防的加固和加高任务。其中汉江干堤培土220万立方米，府河支堤培土140万立方米，民堤培土460万立方米，泛区围堤培土46万立方米。
孝感专区“一五”计划的成就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领导孝感人民，在1953—1957年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仅江北9县年年超额完成全区16县的土方建设计划。5年累计完成14 059.2万方，超额计划10 254.23万方。如果加上江南7县，超额完成的数量更大。除超额完成土方建设计划之外，江北9县5年还共计完成未列入规划的石方130.76万方，混凝土38 190方。
在农作物生产方面，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和新式农具，使各种农作物的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孝感县、黄陂县、汉川县等重点地方涌现出很多粮棉油高产典型。例如1956年，孝感、黄陂两县的粮食平均亩产在800斤以上，超过湖北省委发展农业规划（草案）中规定的1962年亩产750斤的指标。全区粮食亩产千斤的田有110万亩，占粮田总数的14.6%；有亩产皮棉百斤的棉田40万亩，占棉田总面积的10.5%。全区有粮食亩产千斤乡66个，千斤社1102个；皮棉百斤乡3个，百斤社118个。1953—1957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增长46.5%，平均每年增长7.9%。1957年，全区粮棉油3项总产值达到8.11亿元，比1952年增长54.14%；多种经营产值达到5.39亿元，比1952年增长33.38%。但由于天气影响，加上各地增产幅度不平衡，计划指标偏高等原因，粮棉油的总产值没有全面达到计划指标，只有部分项目在部分年份达到或超过计划指标。
在工业生产方面，“一五”期间，全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共计540万元，工业生产总产值逐年大幅递增，1957年达到14 886.30万元，是该年计划指标数的2.6倍。
在商业方面，“一五”期间，全区物价基本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群众的购买力逐年增强。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9.9%，1957年全区达到35 901万元，超过该年计划指标495.71万元。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区财政收入由1952年的5082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6766万元。全区固定职工的工资总额由1952年的1261.54万元增加到1957年3956.15万元，人均月工资相应由24.2元提高3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年增长51.6%，年均增长8.7%。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由1952年的149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545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文化团体和文化设施项目大多达到和超过计划指标，各类学校的招生数和毕业人数都超过计划指标数。1957年全区公办学校招收的学生比1949年增加5.9倍；民办中小学发展到2500多所，招收学生15 800余名，基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湖北日报》为此于1957年9月10日做了专题报道。1957年，全区正规病床增加到1032张，简易床位增加到174张；全区有县以上医院20个，医疗保健所、站1363个，妇幼保健所、站3个，专科防治所、站62个，卫生防疫站5个，远远超过计划指标。
孝感专区“二五”（1958—1962年）计划中的农业规划制定于1957年11月16日。此时全国“大跃进”的序幕即将揭开，难免定出一些较高的指标。其中1958年全区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粮食55亿斤，棉花55万担，油料192万担，大豆150万担，牲猪200万头，鲜鱼13 400万斤，芝麻18万担，茶叶6万担，家蚕茧3000担，榨蚕茧2000担。1962年全区主要农产品的计划总产量：粮食80亿斤，皮棉120万担，油料400万担，大豆240万担，鲜鱼2亿斤，苧麻25万担，茶叶15万担，家蚕茧和榨蚕茧共计2万担。
孝感专区地方工业“二五”规划制定于1958年9月9日。规划中的项目有10个：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文通和邮电；化学工业；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燃料工业；建筑材料工业；轻工业；地质勘探。每个项目中都对建厂的数量和地点、投资数量、职工人数、年度产品数量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此时正处“大跃进”时期，规划难免出现一些高指标。如：生铁生产1958年计划8.2～20万吨，1962年350万吨；钢生产1958年计划1万吨，1962年150万吨；膏盐生产1958年生产计划1万吨，1962年300万吨。孝感专区“二五”计划中的高指标体现了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希望快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指标过高，计划大多难以如期实现。
孝感专区在中共八大前后涌现的先进典型。在中共八大前后，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衔接阶段，全区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其中孝感县的先进典型较多，而且比较突出，有的典型在全省、全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孝感县是地委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点县。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推动，加上该县率先实行水稻单季改双季，籼稻改粳稻，因此农业的发展一直走在各县的前列。1956年，地委指示孝感县全面贯彻执行湖北省人委关于单改双、籼改粳、低改高、旱改水、坡改梯的“五改”措施，即将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籼稻改为粳稻，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旱田改水田，坡地改梯地，当年获得农业大丰收。全年粮食平均亩产817斤，出现22个千斤丰产乡，561个千斤丰产社，分别占全区千斤乡的1/3和千斤社的50.8%。该县朋兴区是省人委指导的丰产重点区，更是地委指导的丰产重点区，全年粮食的平均亩产过千斤。其中，水稻平均亩产914.8斤，有两个水稻亩产千斤乡——朋兴乡和六合乡，27个千斤社，还有一个皮棉平均亩产过百斤的社。1957年，地委又指示孝感县加大“五改”的力度，在遭受60天严重干旱的情况下，粮、棉、油的产量仍保持1956年的水平。
孝感县作为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引来外国代表团的参观访问：1957年5月9日，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阮兰率领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来孝感县访问，分组访问了朋兴乡的和平一社、金星社和六合乡的五四青年社。同年10月13日，应邀参加中国稻作科学技术会议的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顾大川的陪同下，到孝感县的朋兴和卧龙等区参观了水稻生产情况。
作为地委工作重点的孝感县不仅产生了较多的先进单位，而且产生了较多的先进个人。1957年2月，孝感县有3位劳动模范（即朋兴区朋兴乡长风社主任官木生、六合乡五四青年社主任方清官、卧龙区卧龙乡金星社主任崔海子）出席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同时，孝感县朋兴区朋兴乡的官木生和晏桃香都成了全国闻名的模范人物。官木生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冬天，他率先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先后三次出席全国劳模大会。《人民日报》曾刊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长风社主任官木生的领导方法》的文章，并发表《学习官木生的领导方法》的社论，号召全国农村干部学习官木生的领导方法，在全国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晏桃香是一位当过童养媳的贫苦妇女。1952年丈夫病故后，她一人挑起养育4个1岁至9岁子女的生活重担，还承担172万元（旧币）的沉重债务。她学做各种农话，苦干巧干，庄稼种得不错，受到群众称赞。她家吃粮是粒粒到口，穿衣是补了又补，一件衣服几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穿。1953年，她第一批参加互助组，白天同大家在田里辛苦劳作，交公粮、卖余粮，争着为国家做贡献；晚上在家里纺线织布，挣钱还债。1955年参加初级社，一年出了233个工，超过国家规定妇女出工标准120个的80%。数九寒天，她赤着一双小脚，同男社员一样下塘挖塘泥。大家休息时，她清洗踏脚的木板，为大家下塘、上塘提供方便。在她的影响下，子女们都热爱劳动，每到放学之后，子女们各司其职：放牛、喂猪、喂鸡鸭、洗衣、做饭、拾粪，事事有人做。社员们都说：“晏桃香家像一窝燕子样的忙”。晏桃香劳动出色，勤俭持家，被群众评为劳动模范，先后出席县、省两级召开的劳模大会。1956年1月，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时，晏桃香被选为农业社副主任。4月，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湖北省妇联执行委员。作为高级社的干部，她全心全意为社员服务。勤俭办社，带头劳动，一年出330个工，超过国家规定的170%。她和子女们爱社如家，领养了一头无人愿养的瘦小牛。她们对牛精心护理，用自家舍不得吃的黄豆喂牛，将瘦牛养成了壮牛。1957年12月，中共孝感地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勤俭持家、勤俭办社的晏桃香》的文件，在全专区掀起了学习晏桃香的热潮。195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勤俭节约的模范晏桃香》一文，宣传晏桃香的模范事迹。同年3月，《中国妇女》杂志发表陈毅元帅撰写的长篇叙事诗——《介绍晏桃香的劳动事迹》。晏桃香成了全国闻名的勤俭持家、勤俭办社模范。同年11月14日，她在孝感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2月，她到北京出席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称赞。直到晚年，晏桃香一直保持着模范本色，先进事迹不断。1978年还出席全国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1996年病逝，享年84岁。
驻孝部队对地方的大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孝部队和孝感军分区的指战员在1954年大力支援孝感人民抗洪抢险之后，继续发扬爱民支民的光荣传统，长期支援驻地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部队首长十分关心地方工作，经常同地方党委和政府联手，配合地方的中心工作，给了地方多方面的支援。其一是为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仅在1957年就派出战斗英雄向驻地群众作31场报告，听众达到2.7万余人；派出文工团给群众演出34场，给群众放电影91场，观众共计达到5.7万余人；还帮助农业社建立3个图书馆，赠送书籍3200本。其二是帮助群众治病4060人，打预防针1154人，做透视743人。其三是支援群众抗旱。1957年发生严重秋旱之时，部队停止训练。全体指战员、职工、家属全力以赴，白天黑夜轮番支援当地群众抗旱保秋收。孝感县六合乡修筑拦河坝时，因缺乏木桩，泥土流失，拦河坝难以合拢，指战员成排成连地下到水中，用“人体堤”挡住流水和泥土，使拦河坝得以筑成。他们的精神使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其四是大力支援驻地的水利建设。1957年冬季大修水利之时，部队担任了几个重要工程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共计出勤28 914个劳动日，减轻了农民的水利任务。部队廖冠贤、孙济云等首长亲自到金盆浴鲤水库渠道工地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增强军民斗志。其五是支援群众搞农业生产。部队仅在1957年就给一些农业社割麦、收谷6650亩，插秧1780亩，送肥166 082担，打井220口，共计出勤93 252个劳动日。六是给农业社和农场赠送退役的军马127匹，捐助价值53 000元的农具和肥料。
驻在花园的部队给周围的农业社安装了电灯，给身受重伤的群众献血，派出汽车送砖瓦，帮助花园区委区政府修补房屋，密切了军民和军政关系。还派出炮兵观测员到金盆浴鲤水库渠道搞测量工作，派出汽车帮助运输建筑器材，派出1300名指战员上工地搞义务劳动。
驻在应山县的部队，曾停止训练7天，全力投入桃园水库的修建工程。部队在金盆浴鲤水库增修渠道开工之时，将工兵营开到工地，承担最艰巨的任务。战士们在决心书中表示“把工地当战场”，“为人民立功劳”，并提出合理建议，使工程少用石6000余立方米，节省了劳力和资金。二连朱孔林小组，创造了“灌水钻孔法”，使工效提高1倍。爆炸组创造“空心爆炸法”，不仅提高工效，还节省大量炸药。
驻黄陂的部队，1956年至1957年出动指战员，帮助农业社做了5.3万个劳动日。派出汽车253台次，大车7辆，帮助农业社运输水利建设器材、粮食、肥料500余吨，积肥400余万担，抢收小麦、稻谷、黄豆1140亩。在支援水利建设上，完成180万立方米的土方任务，还帮助农村架设电话线路21公里。在物资上给驻地周围8个农业社提供大力支援，并帮助农业社建立图书室7个，赠送图书3000余册。捐献人民币21 116元，支援地方建立拖拉机站。在农村抗旱时期，他们在夜间停用自来水，把节省下来的水供给农业社浇田。为支援灾区，他们捐献节约下来的粮食11 470斤。
孝感军分区和各县兵役局也对地方建设给予多方面支援：一是根据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要求，抽出领导骨干参加地方的中心工作。军分区抽出副司令员傅庞如担任金盆浴鲤水库渠道工程的指挥长，全区有17名兵役局的负责干部担任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指挥长，工作都卓有成效。二是挤出时间，支援农业生产。应城县兵役局晚上还抽出时间给群众送肥。中共孝感地委于1958年3月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驻军部队和孝感军分区积极支援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反映和感谢驻孝部队和军分区对地方建设的大力支援。
1955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和晋升军衔时，孝感（今孝感市辖区）籍的高级指挥员中先后有50人被授予和晋升为将级军衔，成为新中国授衔的开国将军。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3名，少将44名。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的排列顺序，这50位开国将军是：大将徐海东。上将王新亭、刘震。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少将万振西、方毅华、邓少东、石志本、石忠汉、叶建民、卢南樵、田厚义、宁贤文、伍瑞卿、刘何、刘华清、刘振国、刘清明、孙光、严光、李长如、杨焕民、吴杰、吴永光、吴林焕、何光宇、何辉燕、张国传、张宗胜、张潮夫、陈文彪、金绍山、周明国、郑友生、郑本炎、胡定千、赵文进、姚运良、高林、席舒民、唐金龙、黄立清、韩东山、董志常、谢甫生、雷绍康、颜东山、颜青云。就授衔的开国将军人数而言，孝感在全国300多个地、市中名列第八位。其中，大悟县有37位授衔的开国将军，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名列第七位。大悟县是全国十大将军县之一。
二、整风运动
开展整风运动的提出和决定。1956年下半年，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对我国的形响，加上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冒进行动未能得到完全克服，致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现象。在农村中，夏收以后有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不少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问题，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罢工、罢课等情况。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这些情况表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有所显现。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篇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和讨论，实际上是揭露和检查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党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部署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整风运动在孝感专区迅速展开。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5月4日，孝感地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传达中提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日，地委书记处书记韩国治在孝感城区学生和工商界人士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传达中也讲了整风问题。5月15日，地委召开专区党政军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来孝感专区指导工作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到会作了整风运动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这次整风是党的第二次全党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也是第二次全党大规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思想革命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整风的内容也是整顿“三风”，即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还要用开小会和小组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在这次大会之后，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和地委委员、专署第二副专员王忠等亲自召开城镇居民座谈会，征求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干部的意见，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参加座谈的群众提了不少诚恳的批评意见。
为了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地委要求各县、区、乡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组织学习中共八大文件和有关整风的文件，从思想上武装党员骨干，使其在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推动各级组织和各单位的整风运动。为了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地委派地委委员蔡坚、冉砚农等组织工作组，深入到云梦县的福星乡、县河乡和应城县的盛滩乡办整风试点，总结试点经验，以指导全区各地基层单位的整风运动。通过广泛的发动和指导，整风运动在孝感专区迅速展开。
三、反右派斗争
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发出之后，全党各级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诚请党内外群众帮助党整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5月份，党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表示衷心的欢迎。党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然而，在整风的过程中出现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孝感整风过程中也有极少数人发表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甚至还有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基本政策和谩骂党政领导干部的言论。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引起了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也在党内。这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6月中旬，中共孝感地委根据党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先是在党内进行动员，并组织力量，接着在党外干部群众中进行动员和组织。6月20日，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和地委委员王忠在孝感城关职工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动员广大职工既要积极地帮助党整风，又要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组织，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都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报刊上披露的右派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逐步进展到批判本地出现的一些类似的言论。
为了加强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孝感地委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于10月初建立了整风核心领导小组，也叫整风反右派斗争运动核心领导小组，由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任组长，地委常委、专署第一副专员廖盛敬，地委书记处书记韩国治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领导全区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各县也相应建立整风核心领导小组，地、专直和各县直分战线和单位建立领导小组。少数没有建立核心领导小组的县，由县委指定1～2名县委委员负责整风反右派斗争的组织工作。
中共孝感地委整风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对全区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进行部署，对运动的阶段划分及其起止时间也作了具体安排。各县、各战线依据情况灵活掌握，阶段之间也可以结合进行，中小学教师可利用寒假及其前后的时间集中开展运动。就地、专直机关和大多数县直机关的运动而言，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鸣”、“大放”。继续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鸣放”，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为了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各级组织在“大鸣”、“大放”正式开始之前，做了较长时间的动员准备工作。地委于10月11日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和驻孝部队代表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强调要把整风反右派斗争引向深入，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帮助党搞好整风，要继续开展“大鸣”、“大放”，要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在这次动员大会之后，各战线、各单位先后开会动员，领导人向干部职工表明态度，不搞打击报复，并且“引火烧身”，欢迎群众提意见，组织骨干带头“鸣放”，以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让人们由不敢“鸣放”转为敢于向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提批评建议。地、专直属机关的“大鸣”、“大放”从1958年2月23日正式开始。各单位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开展“鸣放”，44个单位近800人参加“鸣放”，很快掀起高潮。各县县直机关的“大鸣”、“大放”先后在2月下旬和3月上旬开始，也很快掀起“鸣放”高潮。“大鸣”、“大放”一般经历15天左右。在“鸣放”阶段，地、县两级党政群系统共贴出大字报34 337张，所提意见和建议达79 467条。其中，地委干部文化学校130人参加“鸣放”，贴出大字报1513张，意见1770条。专署文教局40余人参加“鸣放”，贴出大字报117张，意见513条。个别单位因领导人决心不大，怕“引火烧身”，动员工作不深透，“鸣放”未能掀起高潮，因而进行了“补火”。
第二阶段是开展大辩论。在“大鸣”阶段，各级领导和骨干按规定对“鸣放”出来的意见不予反驳。“鸣放”阶段结束后，各级整风领导小组才对“鸣放”出来的意见进行分析归类。属于合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占大多数，被吸收为整改内容；少数事关大是大非的尖锐意见被列为大辩论的内容，通过辩论，分清是非；对少数有严重错误言论者，组织骨干对其开展批判。仅地、专直属机关就批判60余人。大辩论阶段一般在10天左右。
第三阶段是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基础上，各级整风领导小组收集一些重点人在“鸣放”期间所提的尖锐意见和在此以前的某些言论，联系家庭政治情况和个人历史进行分析，对照中央规定的以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党的基本政策的态度为主要内容的六条标准，将那些有反对共产党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基本政策的言论者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将出身贫苦、历史清白、立场坚定的骨干分子划为左派，将情况一般的多数干部群众划为中派。然后依靠左派，团结中派，采用大字报和开会等方式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并经一定的组织程序，将其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阶段一般是1个多月。
第四阶段是整改。对干部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能改的立即改正；不能马上改的，也向干部群众讲清楚，待今后认真研究，逐步改正。属于对上级和其他地区、部门的意见，分别转给有关地区和部门处理，必要时作出答复。据全区各县统计，“鸣放”期间所提的66 732条合理意见，仅在5月份就边整边改24 730条。整改阶段一般是1个月。1958年5月底，孝感专区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孝感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8月9日至16日，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重点研究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大争”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帮助基层干部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改善干群关系，回击右派分子对农业合作化的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
为了取得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地委在全区办了一批试点。其中，有地委委员蔡坚在云梦县福星乡大塘农业社、曙光农业社、县河乡群力农业社办的3个试点，还有地委工作组在孝感县朋兴乡和平社的试点。和平社在7月份已经开展过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但不够深透。从8月13日起，在全社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大体上分为5个步骤。第一步是集训骨干。以社为单位集训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武装思想，掌握开展活动的方法。第二步是组织“大鸣、大放”。和平社是孝感专区有名的生产模范社，1955年至1957年，粮食总产由135万斤上升到235万斤，平均每亩单产由751斤上升到1032斤。90%以上的社员拥护农业社。但在“大鸣、大放”中发现部分社员有一些思想问题：一是部分贫农、下中农对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主张粮食应该多留少购，还认为城乡不平等。城里人每月供应12两油，而农村每人每月只有5两油，还缺少零用钱，主张工人、干部、农民一样拿钱，一样吃饭穿衣。二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搞单干和走资本主义道路。除发现思想问题之外，还发现有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带头收鸡蛋、贩布票，下汉口搞投机活动。第三步是开展“大争”。主要是抓住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这两个重要问题开展大辩论。组织积极分子和贫苦农民在会上发言，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划清大是大非界线，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从利益关系上认识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性。抓住典型的人和事，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坚定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第四步是开展对敌斗争。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对不法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开展斗争，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第五步是民主总结。通过民主总结使干部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搞好干群关系，促进各项工作。9月上中旬，和平社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基本结束。
全区范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9月份普遍展开。至10月9日统计，全区7953个农业社中有480个基本结束大辩论，占总社数的6.16%；有5730个农业社正在进行“鸣放”，占总社数的71.9%；还有部分农业社因忙于抗旱，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安排到10月15日以后开展。地委认为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农业社中，有85%的社开展得不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认识了合作化的优越性，闹退社的农民不再闹退社了，退了社的农民要求重新入社，原来坚持单干的农民都申请入社。二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打击。三是对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四是对抗旱和粮食征购等多项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其危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对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是，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掌握，结果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国范围是如此，孝感专区也是如此。到反右派斗争结束之时，孝感专区16县共划4000多名右派分子。其中专、县两级党政群系统划了348名右派分子，占本系统参加运动5747名干部的3.5%。其中党员42人，团员72人，民主党派人士3人，非党干部231人。348人中有县级干部8人，区级干部37人，一般干部303人。地委干部文化学校划了6名右派分子（教员5人，学员1人），占单位人数的4.6%。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集中的文教卫生系统，右派分子的比例还要大于党政单位。这就大大地超过所界定的极少数右派分子人数。
孝感专区所划的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在1958年初“鸣放”阶段鸣放出来的，一部分是在1957年上半年全国整风阶段向党提了较多尖锐意见而被群众揭发出来的。不可否认，他们之中确有极少数人乘整风之机向党发动恶意攻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但大多数人是出于帮助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比较尖锐但属于善意的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无限上纲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划成右派分子，分别受到轻重不同的处理。中共孝感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党政群系统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谈到专、县两级党政群系统348名右派分子的分批处理情况。第一批处理336名。其中，劳动教养的100人（其中有93人开除公职），占336人的29.7%；开除回家或者让其自谋职业的71人，占21.1%；监督劳动的61人，占18.1%；留用察看的49人，占14.5%；撤销原职务，另外分配待遇较低工作的32人，占9.5%；降职、降级、降薪的18人，占5.4%；经审查免于处分的5人，占1.5%。未确定的12人（其中自杀1人）。
许多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许多正直的同志，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受到打击，甚至牵连到亲属子女，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使他们个人受到损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孝感地区的建设事业。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更有损于孝感地区的建设事业以至党和国家的事业。
1959年秋天，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开始为改造得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孝感专区第一批有272名右派分子摘帽。到1964年，全区16县先后有5批右派分子摘帽，共计168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