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大跃进”运动序幕的揭开。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使党内一些领导人认为党不仅能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战线取得胜利，而且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主席由此而更加相信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农村工作是另一个议题。听到会上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会议决定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之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宣布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孝感专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两次修改1957年冬天至1958年春天兴修水利的规划，不断增加大型和中型水利工程任务。地委还于1958年1月7日批转孝感县朋兴区委会《关于前段工作的检查和对今后工作“五大保证”的报告》。朋兴区委会的“五大保证”：一是保证彻底转变思想，彻底转变作风，……虚心学习外地经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二是保证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产26.9%，皮棉总产量增产73.5%，油料总产量增长1倍。三是保证1958年全区彻底消灭旱灾。以40%的劳动力（1.3万人）投入水利建设，用100天时间完成392处计1 417 029立方米的水利工程任务。四是保证1958年施肥量比1957年增加60%～70%，当年冬天以30%的劳动力积肥2510万担。在1月15日前全区实现“十有”，即头头猪有圈，条条牛有栏，鸡鸭有笼，个个厕所有盖，户户有污水桶，家家有火龙箱，口口灶有薰肥土，块块田有烧肥窖，塆塆有灰渣坑，队队有肥料库。五是保证进一步推行“五改”。其中有改良土壤一项，将全区15000～20000亩死土田进行彻底改造。地委在向全区各县委、区委批转这个报告的文件中表示：地委同意朋兴区委这个报告，口号是“快马加鞭赶先进，先进再跃进，丰收再丰收，力争更先进”。要求各地迅速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进一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生产大跃进。在地委和专署的推动下，孝感专区1957年冬季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提出，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之在宣传中又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以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远远超过八大一次会议的建议，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了1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

农业战线浮夸风的出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的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全国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农业率先出现“大跃进”、“放卫星”。

孝感专区的“大跃进”也是从农业率先开始的。1957年下半年，孝感专区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规划，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各县落实省委提出的“千百万，翻一番”的目标，即粮食亩产千斤，皮棉亩产百斤，户户万斤粮。计划全区1958年粮食总产达到56亿斤～60亿斤，大部分县平均亩产800斤，到1962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80亿斤，平均亩产900斤～1000斤，皮棉亩产200斤，实现粮棉总产翻番，油料总产量连年倍增。在这个宏伟蓝图的激励下，各地积极制定规划，增加措施。广大社员凭着满腔热情和冲天干劲，投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1958年4月上旬，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各县书记会议。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在这条总路线的推动下，全区迅速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为了推动农作物高产，地县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种试验田。6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来孝感地区检查工作。上午，他看了孝感县的水稻丰产畈，认为当地群众干得很好。下午，他在全区县委书记会上讲话，赞扬孝感干部群众的工作和劳动热情，随后提出湖北省的粮食要在1958年增产150亿斤，要求各级干部克服自满情绪和泄气思想。孝感地委和各县县委及时向干部群众传达了王任重的讲话。王任重的讲话既对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激励作用，也对“大跃进”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7日，地委转发应城县上报的几个高产典型材料：亩产油菜籽806斤，亩产蚕豆862斤，亩产大麦800斤，亩产小麦1265斤，对浮夸风起到了助长作用。由于虚报产量，致使全区夏收作物产量翻了半翻。随后，旱稻、中稻、晚稻放的“卫星”更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大……搞高指标，放高产“卫星”的单位到处都有。有几个地方还不惜劳民伤财，把几亩已经含苞孕穗的水稻移掇到1亩田里，拼凑“高产卫星”。瞎指挥、浮夸风到处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此起彼伏。9月3日，孝感地委办公室撰写的《三百六十块旱稻田突破万斤大关的主要栽培经验》一文中写道：“孝感专区今年旱稻140万亩创造了平均亩产1212.4斤的高产纪录，同时有9个县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330个，亩产万斤以上的田共223.3亩，亩产最高记录是30988斤，面积最大的一块是4.088亩，这些卫星分布的地区很广……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是总路线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推翻了条件论和生产有限论，它为今后农业生产更大跃进指明了方向。”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于12月7日在全区有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全区扩干会上讲：“1958年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生产预计可达115.7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区平均每人粮食将近2000斤。棉花总产皮棉可达1.8亿斤，比去年增长2.5倍，油料总产可过3.3亿斤，比去年增产1.5倍……”

据统计部门的实际统计，1958年，孝感专区粮食总产量为38.5亿斤，比1957年少1.5亿斤；棉花总产量为47万担，比1957年增产7万担，油料85万担，比1957年少17.6万担；农业总产值为53亿元，比1957年少3亿元。对孝感专区来说，1958年可以算是一个丰产年。但虚报的数字同实际的统计数字相距太大，粮食、棉花、油料的总产量分别虚报77.2亿斤、133万担、245万担。农业“大跃进”中存在很大的浮夸成分。

二、“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在“以粮为钢”的农业“大跃进”率先开展之后，“以钢为纲”的全面跃进随即展开。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在钢铁发展上要赶超英美的问题。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但在此前的7个多月只生产了400多万吨。为了在余下的4个多月完成追加的钢铁生产指标，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炼“政治钢”、“争气钢”。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组织群众用土法炼铁炼钢，并以大办钢铁为中心，兴起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审时度势，结合考虑发展地方工业的需要，对迅速发展钢铁生产提前作了安排，于6月24日向各县发出了《关于迅速发展钢铁、煤炭、水泥、石膏原料工业生产的决定》。文件中要求全区在1958年底要生产出20万吨生铁、8万吨钢、19万吨煤炭、1.45万吨焦炭、15万吨高标号水泥，增产3万吨石膏。并确定钢铁以大悟、应山、孝感、黄陂4县为基地；煤炭以蒲圻、通山、嘉鱼、武昌4县为基地；石膏以应城、云梦两县为基地。还决定全区抽调6750名干部、3万名工人，迅速建厂和采矿，要保证炼铁厂、水泥厂、煤矿厂在7月底投入生产。孝感专区在全省较早地打响了大办钢铁的战斗。

8月份，党中央发出大办钢铁的指示之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积极执行，于中旬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议，布置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地委和专署负责人在动员报告上指出，要继续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力争高速度地发展钢铁生产。并说“八一”以前是大办钢铁的第一战役，“十一”以前是第二战役，元旦以前是第三战役。还指出第二战役的任务是在继续完成55个土高炉之外，再建大高炉1871个、洋高炉87个、转炉16个，生产铁56 090吨、钢714吨。为了加强领导，地委成立钢铁生产总指挥部，由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任总指挥长，地委书记处书记樊作楷（专署专员）、贾平任副总指挥长。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原料生产部、冶炼部、交通部、后勤供应部。各县也随即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地委还决定成立煤炭生产指挥部，由樊作楷任总指挥长，专署第一副专员廖盛敬任副指挥长。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区16县绝大多数青壮劳动力和机关干部、初中以上师生纷纷投入大办钢铁运动。他们上山砍树烧炭，挖矿石，下河淘铁砂，土法建炉炼铁炼钢。孝感专区迅速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孝感军分区的兵役干部也投入大办钢铁运动。

9月9日，地委向各县下发文件，肯定前期工业“抗旱”运动的成绩。已收购废钢铁4 886 500斤，废杂铜613 800斤，废铝锡128 200斤。并决定从9日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工业“抗旱”突击运动月，号召每户出售废钢铁10斤，废杂铜5斤，支持和配合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

在大办钢铁期间，地委和专署针对一些干部群众对大办钢铁的不同认识，发动了全区性的大辩论，批评了“农民炼钢铁影响农业生产，得不偿失”等“错误”看法，还在“政治挂帅，领导带头”的口号下，要求各级领导办“试验田”，开展创建“万斤炉”、“长寿炉”运动，广泛宣传孝感县委负责人在小河铁厂领建的日产铁38 710斤、长寿76天的武松一号炉，并召开现场会，介绍该炉高产长寿的经验，以推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通过宣传和推动，全区很快出现一批“万斤炉”，其中孝感县就有20个。

据统计，当时全区16县参加大办钢铁的各级干部有14 721名（包括专、县两级领导干部108人、区级领导干部623人）。其中，有7037名干部搞了4374座炼钢炼铁试验炉，7684名干部在山上搞采矿的试验窖和井，在河里搞淘铁砂的试验槽。从9月中旬到11月底两个多月，全区建起8600多座炼铁炼钢炉，炼出55 000多吨铁和6400多吨钢。12月7日，地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区扩干会上讲：“到目前为止，已完成铁6万多吨，钢8000多吨……”，但所炼的铁不仅在数字上有很大的浮夸成分，而且从质量上讲，符合标准的不多。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极大浪费，还砍伐了大量树木，加上很多地方乱挖乱采，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被占用，也严重影响了当年和第二年的农副业生产。

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全面“大办”。1958年大跃进时，孝感专区除了“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办农业和大办钢铁之外，还出现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全面“大办”。

科技领域的全民“大办”，主要表现在破除迷信，全民大搞技术改革。农业方面实行“五改”：一是水稻改制，一季改双季。二是改换良种。一季稻改种早熟的“青森五号”、头伏早等水稻，二季稻一律改种“1059”水稻。棉花一律改种岱子棉，油菜一律改种胜利油菜。三是改良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四是改良土壤，变死土为活土。五是改良生产技术，实行精耕细作。这些改良措施总的说来能够促进农业增产，甚至是大幅度增产。就其中的密植、多施肥料和深翻土地三项而言，如果适度运用，能够起到促进农业增产的作用。但过度的深翻土地会浪费劳力，没有必要；过度的密植和施肥不仅浪费种子和肥料，而且不利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造成严重减产。地委发文推动滚珠轴承运动，在人力运输车和水车上安装滚珠轴承，可节省人们的体力，并提高运输和车水的工效。

教育领域的“大办”表现在以开展“教育革命”为口号，搞教育“大跃进”。农村幼儿园、托儿所遍地开花，中小学、师范、中等职业学校急剧增加，扫盲教育热火朝天。还办了高等教育，成立了孝感大学、汉川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超越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难以得到巩固，以致农村幼儿园、托儿所、孝感大学、汉川大学很快停办。新办的一些师范、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也很快被纳入调整压缩范围，出现一哄而起又很快一哄而散的情况。这一年中共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由于各地对这一方针进行了片面理解，因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学校的政治活动多、生产劳动多、课堂教学时间少。该年下半年，孝感专区初中以上的师生投入大办钢铁和种试验田等生产劳动，课堂教学时间被占用一半以上，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

文化领域同样充满“大跃进”的浓厚气氛。提倡人人写诗作画，以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为内容的打油诗、墙头画比比皆是；诗歌比赛、画作比赛处处可见；放“卫星”和送喜报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日夜不断。虽然所反映的内容有很多的浮夸成分，不宜肯定，但人们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写诗作画，并开展比赛活动，有助于活跃城乡的文化生活。文化馆、剧团、电影队等文化机构发展太快，也严重超越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因而难以巩固。一些新建的文化机构也很快被纳入调整压缩范围。

1958年，专、省两级举行了4次会演。1月，孝感专区举行民间业余剧团会演，又称为第二届业余戏曲、音乐舞蹈会演。参加演出的剧目有《愚公移山》《打豆腐》《春香闹学》《徐公闹公堂》《陇西割麦》等10多个剧目。7月，湖北省举行首届曲艺、皮影、木偶汇演。云梦县皮影《大禹治水》《打虎》两个节目参演。其中《大禹治水》获创作甲等奖，皮影艺人陆春元获操作乙等奖。11月，湖北省举行第二届戏曲（现代戏）会演，孝感专区代表团参加会演的节目有《晏桃香》《钢铁姑娘》《回门》等。12月20日～26日，孝感专区举行第二届业余文艺会演，到会代表450人，演出节目有《红车舞》《喜事》《王大妈摘南瓜》等。专、省两级的4次文艺会演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8年，孝感专区的卫生领域也出现“大跃进”局面。全区掀起除害灭病的高潮。各级“爱卫会”和“血防领导小组”合并成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处书记韩国治担任组长。同时还成立孝感专署除害灭病工作总队，下辖3个工作队，每队带显微镜13台，分赴嘉鱼、汉川、黄陂等县指导和参与除害灭病工作。这一年，全区各地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手，结合生产，服务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坚持突击与经常相结合，土洋并举，中西医结合，以土为主的方针，开展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讲卫生、查病灭病运动。全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消灭大量的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各节日进行搬家式大扫除；初级卫生设施（啖盂、果皮箱、纱罩）大批建立；卫生制度不断健全；红旗竞赛、检查评比此起彼伏。同时，普遍查病，并以土方土法为主治病。除害灭病的运动席卷各地，全民参加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区拆除不卫生厕所15 925个，建成公共厕所86 957个，建牛棚8374个，猪圈34 567个。应山县城关镇组织侦察队、突击队、挖鼠队、宣传队奋战几个月，实现“四无”镇（无老鼠、无苍蝇、无蚊子、无麻雀）。孝感县涂巷人民公社的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区卫生红旗单位”，受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和国务院嘉奖。朋兴区卫生院的史毓仁出席了全国爱国卫生委员会的表彰大会。

“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1958年，全民大办水利是孝感专区“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取得重大成绩。

早在6月份，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根据湖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的勘测设计，决定在应山县长岭岗修建徐家河大型水库，并成立湖北省应山徐家河水库工程指挥部，由地委书记处书记冉砚农、专署副专员赵国平、军分区副司令员付庞如、地委委员朱道平、云梦县委第一书记郭满贵负责整个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技术施工由湖北省水利局三团负责，大坝土石方任务由云梦县负责。与此同时，还决定筹建晏店、桂家畈（陆水）、牛鼻潭、阮基寺、飞沙河5个水库，续建滑石冲水库和澴河改道工程，统称8个重点水利工程。

9月15日，徐家河水库举行开工誓师大会。地委随后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水利工程组织领导的决定》，成立以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樊作楷、韩国治、冉砚农、付庞如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地委水利小组和专署水利指挥部，并要求各县也相应成立县委水利小组。还规定各重点工程必须组建党委会，对地委负责。在地、县两级水利小组和重点工程党委会的领导下，全民大办水利，迅速掀起水利建设高潮。

12月3日，地委发出《关于迅速在全区组织一个以高工效为中心的水利建设高潮的意见》。指出“两个月来，我区水利工作的成绩是不小的，运动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运动的特点是动手早、进度快、领导强、干劲足，发明创造多，工效高。据11月底统计，全区已开工的30处大、中型工程，共完成土石方600多万方，占计划土石方的13%以上。”8个重点工程已上民工8万余人。其中，徐家河工程已上民工3万人。为了解决远距离运土难的问题，工程指挥部号召民工自制滚珠轴承板车4000余辆，提高工效2.4倍。大坝进度很快，但渠道只动工10%。文件要求各地抓紧大兴水利的黄金时间，上足劳力，并大搞工具改革，实现车子化，并搞土铁路，双人刁杆，绳索牵引，滑丝运输，提高工效，加快工程进度。要求徐家河等8个重点工程在12月中旬要上到18～20万人。其中，桂家畈工程要上到4万人。到翌年3月底完成主坝、9号副坝、明渠导流、渠道建设物的修建任务。要求在元旦前完成徐家河大坝的修建任务，并加快渠道的修建工作。22日，地委发出《关于重点水利工程再次安排的决定》。文件指出：为了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徐家河、桂家畈等5个重点工程的修建和续建任务，决定晏店、牛鼻潭、澴河3处工程在做好善后工作后暂时停工，放到次年再建。对继续兴建的5个重点工程要加强组织领导，上足劳力，确保次年汛前完工。地委决定桂家畈工程由崇阳县委书记王忠（兼）担任政治委员，蒲圻县新任县长黄铮担任指挥长，专署水利局长张曙光担任副指挥长。

1959年1月13日，地委发出《关于大力支援蒲圻陆水水利枢纽工程的通知》。文件指出：蒲圻陆水水利枢纽工程（桂家畈工程）是全区今年最大的重点水利工程，如不能在汛前完成，已经建成的部分工程就要遭受损失，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江南数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而且不能为长江三峡水利建设提供施工经验（因桂家畈大坝是三峡大坝的试验坝），因此，全区四面八方必须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蒲圻陆水工程，保证按时完成修建任务。

通过一个冬春的大办水利，孝感专区1958年冬天至1959年春天的水利建设规划基本完成。江南数县完成陆水水库主体工程的修建任务，还建成一大批中、小型水利工程。江北数县完成徐家河水库大坝和部分渠道的修建任务。完成飞沙河水库、八汊洼水库等工程的兴建和续建任务。建成53座小（一）型水库和100多座小（二）型水库，并修建万福低闸和一大批排水闸、抗旱闸。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迅猛发展

应城红旗人民公社的建立。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指示，各地随即试办一些1000户以至几千户规模的大社，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7～8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河北、山东的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农村组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毛泽东视察后给予充分肯定。“人民公社好”的呼声传到全国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召开会议，下发文件，传达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动员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办人民公社。应城县的一些干部到河南七里营、河北徐水参观人民公社后，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听党的话没有错，于是积极酝酿组建人民公社，并向县委上交申请书。应城县委立即向地委和省委写报告，要求组建人民公社。孝感地委和湖北省委很快作出批示，同意应城县率先行动，在全省组建第一个人民公社。8月26日，应城县委决定，将西十、盛难、艾庙、范河4个乡撤销，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下辖西十、盛滩、艾庙、范河四个管理区，共12个大队（即原来的12个高级农业社），计12 358户，50 335人。28日，举行庆祝大会，宣布红旗人民公社成立。省委秘书长王良、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分别代表省委和地委到会祝贺。当日，《湖北日报》在头版刊登贺词——《热烈庆祝红旗人民公社诞生》，第二天又发表题为《以建立人民公社为动力，推动生产大跃进》的社论。

红旗人民公社成立后，规定将社员私人所有的房屋、坟地、池塘等一切无偿地收归集体，公社可以统一调配全社的劳动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劳动方式。有时几百人、有时几千人在一个大的工地上劳动，实现“一大二公”。为了充分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树立共产主义风尚，公社搞了10个“大集体”。其中，有“居住大集体”，即将小塆变大塆，筹建共产主义新村，社员实行集体居住；“吃饭大集体”，公社办353个公共食堂，社员都在食堂就餐，吃饭不交钱，还发少量工资，在一段时间里过上半供给、半工资的生活。

全区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及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弊病。由于全国形势发展的推动和应城红旗人民公社的带动，孝感专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红旗人民公社成立后的1个多月里，全区748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很快合并成129个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建立后，原有区、乡行政机构被撤销。人民公社和下属的管理区两级管理机构取代区、乡行政机构行使地方行政管理权，而且还拥有比高级农业社更大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对社内的集体财产和劳动力拥有全面的支配权，成了“政社合一”的一级地方基层组织。它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初期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就全国范围的情况而言，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即将原来的200～300户的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几千户甚至1～2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高级农业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后改称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公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大队或小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实际上是搞“一平二调”，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孝感专区初期人民公社同样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全区16县只有129个人民公社。公社的平均户数是10 300户。其中，3000户以内的人民公社只有8个；1～1.5万的有44个，所占比例最大；2万户以上的有5个；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有2.7万户，比一个区的规模还要大。孝感专区人民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取消农民的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实行平均主义，提倡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农村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全区一窝蜂地办起34 009个食堂，平均40户就有一个食堂。其中最大的食堂管356个农户吃饭，最小的食堂管10个农户吃饭。还办了46 117个托儿所和幼儿园，在托在园的儿童达435 049名。其中，全托的托儿所、幼儿园有1793个。还办了517个敬老院，在院老人6404人。在劳动组织和生活方式方面，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经常采取“大兵团”作战的集体劳动方式。同全国一样，当时孝感专区建立的这种“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使得“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成灾，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周恩来等领导人视察红旗人民公社。应城红旗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仅《湖北日报》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人民日报》也对其进行了宣传报道，因而在全省以至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新华通讯总社召集湖北、江苏、山东、河北等11个分社的摄影记者到红旗人民公社召开现场会，系统地拍摄公社在工农业生产、集体生活和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景象，更使红旗公社声名远播，以致来红旗人民公社参观、考察、访问和学习采访的人员络绎不绝。中央部委领导人廖鲁言、钱瑛、杨献珍、王维舟、帅孟奇、谢觉哉、刘芝明先后来红旗人民公社视察。意大利、苏联、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等7个外国代表团前来访问。还有朝鲜国家元首前来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

195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农工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和应城县委书记处书记高今升的陪同下视察红旗人民公社和应城石膏矿。他从实际出发，对农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建设和膏矿工作作了一些重要指示。

11月26日，由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参观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陪同视察。中朝两国领导人兴高采烈地接见了地、县负责人，并听取公社负责人胡银林（县委常委）、李芳的汇报，接着在有2000名群众参加的欢迎仪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观看公社新村建设工地、妇产院、敬老院、幼儿园，并在公共食堂同干部群众共进午餐，亲切交谈。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既肯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也要求他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炼不出铁就把劳力抽回来搞其他生产。并指示不要搞“一平二调”。贺龙副总理当年担任红三军军长时，曾指挥红军在应城一带同敌军进行多次战斗，取得龙王集等多次战役的胜利，这次来故地视察，对于应城县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亲切，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

当天下午，金日成首相吩咐代表团将一些朝鲜生产的玩具、头巾等礼品送给公社，然后同周总理一道，在群众的欢送声中离开了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