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的错误初步纠正

毛泽东来孝感调研。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这年11月，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有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认为，需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工作，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次会议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认为只有纠正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因此提议和决定在同年11月到12月之间，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提议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为了给这两次会议做准备，他决定再搞一些调查研究，再掌握一些一手材料。他来孝感视察工作，并同一些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就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调查研究。

1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的陪同下，来到孝感火车站，在专列上接见了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孝感县委第一书记王振明、县委常委兼朋兴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朝启，并特地接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官木生，全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模范晏桃香，同他们座谈了解情况。当谈及“亩产万斤粮”时，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表示不相信。当毛泽东向晏桃香询问对“挑灯夜战”的看法时，晏桃香说妇女干劲大，妇女同男人一样，挑灯夜战，但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劲。毛泽东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照顾，要注意劳逸结合。”当官木生汇报说群众干劲大，日夜干时，毛泽东当即指示：“群众积极性越高，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疲劳要生病的。”当谈到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执行时，毛泽东对孝感县实行“五改”使农业不断增收的做法很感兴趣，边听边记，连连点头，予以肯定。听完汇报后，已是夜色初现，毛泽东在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到当地驻军大礼堂接见干部群众，并观看专区京剧团演出的京剧——《打焦赞》。看完戏后，驻军首长赵兰田、廖冠贤（长征时担任毛泽东警卫连指导员）请毛泽东到驻军小礼堂休息。王任重和驻军首长请毛泽东品尝孝感麻糖。毛泽东品尝之后连声称赞：“好！好！味道不错。”当天夜里，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孝感。

孝感专区8个月的纠“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了纠正“共产风”等“左”的错误，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先后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相继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一步比一步更为明确地规定：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队）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还规定：凡是公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并督促各地以县为单位召开有生产小队和社员代表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和政策。

中共孝感地委依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59年3月9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共30条。其中，第一条规定人民公社应坚决以原高级农业社为单位建立生产队，它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农业社，在公社化后有的分开为若干个小队的，还应当合为一个核算单位。少数的原有高级农业社规模很小，条件相等，在干部和群众真正自愿的原则下，要求合为一个核算单位的，由公社审查，报县委批准，可以合为一个核算单位。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对生产队的提成比例应当定出来。1958年的提成比例应占纯收入的5%～10%。对公社与公社之间，应根据经济条件和增产多少，有所区别。在一个公社之内，对每个生产队的提成，一般的只按一个比例。对因灾减产或增产很少的队，可以少提或不提。各个生产队除上交公社提成外，本队还可留占农副业收入8%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第二十八条规定公社对生产队不实行包工包产，只统一计划，实行“三定”，即定作物面积、定产量、定提成。生产队要向所属的各个小队实行“三包五到田”，以加强社员和小队干部的责任心，有利生产。第三十条规定了生产小队的职权范围，生产小队享有安排农活到人到田、组织零星的副业收入、处理超产奖励、搞小型池塘养鱼、处理食堂的伙食结余等八项权利。文件的其他各条对如何处理公社化后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处理无偿调拨物质、兴修水利负担、统一调配的劳力清理等问题，都作了适当的规定。

3月下旬，地委安排各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有关政策。全区各县到会的干部和社员代表共计8万多人。其中，孝感县到会人员12 000余人，生产小队的队长都参加会议，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观潮派）也参加了会议。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新任秘书长王玉珍到会指导。各县五级干部会时间一般在20天左右。首先用7天时间解决3个问题：一是解决公社体制问题，确立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四级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是解决分配与粮食问题；三是安排农业生产。接着解决干部作风中的三个问题：一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二是形式主义与虚夸；三是贪污多占和铺张浪费。然后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清算和补偿问题进行研究和安排，在会议期间就分级进行清算落实。全区16县仅县、社两级就退还现金2461万元，粮棉油2100.7万斤，劳力29 688个，大型机械452部，房屋19 349栋，大型农具12 431件，渔船1920只，家具12 029件。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个人3个层次之间清算和退赔也逐步得到落实。这次会议之后，“共产风”得到明显的遏制和纠正，广大干部群众普遍感到满意。中共湖北省委于3月30日和4月11日两次转发王玉珍关于孝感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

4月，地委根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提出的问题，制定并发出8个规定：《关于粮食工作的20条规定》《关于清理财务，做好1958年分配工作的规定》《关于领导生产工作的十项规定》《关于勤俭办公社，勤俭办一切事业，防止铺张浪费的若干规定》《关于财务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恢复良田，防止浪费土地，合理使用土地的规定》《防止抽调劳动力批准手续的通知》。

同月24日，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公布自己的一份调查报告——《鼓足干劲与留有余地——从三个生产队的经验看搞好农业包产奖赔是实行部分所有制中心环节》，介绍和推广安陆县共青、光明生产队和云梦县曙光生产队实行农业包产奖赔的经验，推动全区各地生产队对所属生产小队实行农业包产制度，以调动和提高生产小队及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7月，地委秘书长赵克艰率领工作组到大悟县大新公社办以乡建社的试点，将原大新公社改建成7个以乡为范围的人民公社，设置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试点以后，全区逐步开展以乡建社的工作，并恢复区级行政建制。8月初，中共武昌县委就恢复社员自留地的情况向地委上交书面报告，反映通过思想工作，消除部分干部和社员的顾虑，在全县恢复自留地2.1万余亩，户平3分多地，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欢迎。8月10日，地委发出文件，肯定和推广武昌县的做法，指示各县认真贯彻中央政策，做好恢复社员自留地的工作，以利广大社员发展家庭生产和改善生活。

上述纠“左”工作对于调动和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与继续“大跃进”

全区“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正当纠“左”工作有了初步成效之时，中共中央下发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开展“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采取从上而下加强领导和从下而上发动群众的方法，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运动，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场会议等形式，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8月25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会议于31日转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中共孝感地委遵照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于8月底召开常委会和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对宣传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开展“反右倾”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9月上旬，全区组织15万名干部和教师下厂下乡开展宣传活动。9月上旬到10月上旬，全区上至地县机关，下至生产队等基层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共计62 905人分两批参加整风，开展“反右倾”斗争。整风中结合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因彭、黄二人分别担任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联系本地情况，在专直机关揭发出一个“交通俱乐部”，在安陆县揭发出一个“财贸俱乐部”，在嘉鱼县揭发出一个“宣传俱乐部”，一共揭发出18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其主要问题是“极力反对党的总路线，否定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否定大办钢铁的成绩和伟大意义……”还揭发出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员干部4804人，占参加会议干部和党员总数的7.63%。其中有地委委员1人，主要县级干部8人，一般县级干部33人，主要区级干部125人，一般区级干部352人，一般脱产干部1006人，不脱产的党员3279人，并对他们进行了所谓“批判”。他们之中有304人（均属脱产党员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开除党籍和撤职等党纪、政纪处分。地委委员、地委农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杜慕廉被错误地结论为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错误，受到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工资级别由13级降为14级。还有219人被错误地划为“反党分子”，122人被错误划为“阶级异己分子”，24人被错误地划为“漏掉的右派分子”，57人被错误地划为多种名目的“坏分子”。另外还有4078人（占到会党员人数的6.48%）被定为有“严重右倾思想”、“严重个人主义”、“严重丧失立场”的党员，造成不少消极影响。受到处分的人员直到1961年才开始被甄别平反和撤销处分。

“大跃进”运动在水利建设等方面再度铺开。1959年下半年，孝感专区同全国一样，继续坚持极“左”路线，一方面开展“反右倾”斗争，一方面进行“持续跃进”，也叫“继续大跃进”，带来高指标、高估产的浮夸风盛行。中共孝感地委要求1959年的农业生产要在195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还在基本建设和劳动力安排方面，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当年1月，地委和专署遵照省委和省人委的安排，抽调7万劳力参加京汉铁路复线南段的修建工程，随后又组织大批劳力参加汉丹铁路马坪至辛安渡路段的修建工程。虽然上述活动都属于上级安排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必要活动，但大量劳力的抽调需要在年度安排中进行适当的调节。然而在“持续大跃进”思想的指导下，地委和专署不仅没有进行必要的调节，而且还在水利建设方面作出“持续跃进”的安排。

9月，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在“反右倾、鼓干劲、掀高潮”的思想指导下，提出1959年冬季的水利建设规划，以14万劳力，大干4个月，完成大、中、小型水利工程14万处，土石方1.39亿立方米，增加蓄水量10亿立方米，使保收面积达到655万亩。其中，自流灌溉面积580万亩，大旱百天可以保收。14万处水利工程中包括大型灌溉和排水工程131处。其中新建工程67处，续建工程64处（重点工程有徐家河渠道工程，府澴河改道工程和陆水工程）。为了迅速在全区掀起水利建设高潮，保证1959年冬季水利建设规划的圆满实现，使水利工作来一个更大的跃进，地委和专署于10月中旬专门召开一次水利会议。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会议要求各级都要建立坚强的组织领导班子，县、公社、管理区三级都要建立水利工程指挥部，由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指挥长，由第一书记担任政治委员，由分管农业的书记担任副指挥长。各县县委都要建立水利工程5人小组（或3人小组），以加强县委对水利工程的领导，特别是对受益万亩以上的工程的领导。

地委和专署重点抓5大水利工程：一是以专署副专员董玉森为主任的“孝感专区江河湖汊低洼地区根治委员会”，组织汉川、汉阳、嘉鱼、应城、云梦、孝感、黄陂7县的大量劳力，根治江河湖汊低洼地区，力图迅速实现河网化和增加耕地面积。苦战1个冬春，实现了部分目标。二是组织应山、安陆、云梦、孝感4县的大量劳力，继续修建徐家河库区除大坝以外的其他工程及总干渠和分干渠，最多时上到10万人。1960年3月6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湖北省长张体学的陪同下，视察水库枢纽工程，给工地干部群众以很大的鼓舞。但由于工程任务十分艰巨，10万民工苦战1个冬春，实现了大部分目标，遗留任务到1965年才全部完成。三是建立以地委委员、军分区副司令员傅庞如为书记，军分区副政委黄世忠、专署副专员赵国平、董玉森为副书记的“府澴河工程委员会”，组织孝感、汉川、云梦、应城、汉阳5县共10万劳力，投入府澴河改道工程，对云梦县黄江口至武汉谌家矶长达92.2公里的府河河道进行裁弯进取，放宽河床；从孝感县河口至万金湖边的徐家台开挖11公里的新航道，实现澴河改道。府澴河改道工程于1960年5月基本完工，扫尾工作于9月完成。国家对这项工程投资1700多万元，共完成土方3200万立方米。工程完成后，根治了两河沿岸150万亩耕地的水旱灾害，增垦湖荒69万亩，缩短防洪线521公里。消灭血吸虫病面积15万亩，增加人工养殖面积20万亩，缩短了府河航线孝感至武汉的航程48公里，方便了交通运输。四是续建江南的陆水水库工程。五是完成滑石冲、阮基寺、飞沙河等工程的扫尾任务。除地委和专署所抓的重点工程之外，各县县委和县人委都抓有重点工程。

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在1959年大灾之年口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组织拼命苦干，新建和续建一批有长久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虽然只实现部分目标，但体现了地委、专署和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同时也反映了地委和专署在基本建设方面操之过急。

1959年，孝感专区的农业生产因灾减产，粮食、棉花、油料的实际产量降幅很大，分别下降到27.6亿斤、34万担、53万担。在孝感专区已属武汉市领导并且即将并入武汉市的11月3日，地委书记处书记、专署专员樊作楷在武汉市人大、市政协联合举行的会议上讲话，汇报孝感专区1959年的工作情况时说，孝感专区1959年是“大灾大丰收”，粮食实收总产量44.5亿斤，棉花产量5052万斤（即50万担），油料总产量8055万斤（即80万担）；在汇报1960年的生产规划时说，要争取1960年特大丰收……粮食确保80亿斤，争取90亿斤，棉花确保100万担，油料确保4亿斤（即400万担）。这反映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坚持也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开始，全国范围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1960年的粮棉产量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出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孝感专区的情况同样严峻。由于1958年的高估产高征购，加上大办钢铁造成农村劳力严重不足，田地里的粮食、棉花、油料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收割，损失较大。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吃4～5餐，用粮无计划、无节制，浪费严重，以致1959年入春之后，有的地方就吵供应闹粮荒。全区严重缺粮，农村公共食堂被迫停办。农村人口每天人均不足半斤原粮，有的地方只能吃到2～3两原粮。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据5月11日统计，全区有32 433人得了浮肿病，其中有的病重死亡。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宋一平于5月中旬到孝感、云梦两县检查工作，实地了解农民群众患浮肿病的情况。湖北省委于6月3日转发宋一平向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的报告。宋一平在报告中说，孝感专区农村发生浮肿病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及时组织干部134人，医务人员329人，带去520多万斤大米，78 000斤油，94 000斤糖和粉条、红枣，19 000多元的药品，还有9万元现金，分头进行慰问、治疗。经过治疗之后，各地病情得到了控制和好转。当年，孝感地委千方百计地抓粮食，专就粮食的生产、留种、用粮、征购和销售等问题下发29个文件，创下最高年度记录。但因遇上严重秋旱，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28%。人们的口粮、食油等严重不足。1960年，并入武汉市的孝感各县继续受灾，经济情况没有好转，油料仍然严重不足，连棉布、肥皂、火柴、炊具、胶鞋、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的供应也十分困难。

孝感专区逐步并入武汉市。1959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孝感专区划归武汉市领导。3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批复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委《关于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领导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孝感专区的国民经济计划应纳入武汉市一本账内，由市委和市人委对省委、省人委负责；孝感专区的干部管理由武汉市委对省委负责，根据干部管理原则，省管干部的任免由武汉市委统一上报省委批准执行。4月4日， 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王家吉、樊作楷、韩国治、廖盛敬参加武汉市委，王家吉为市委常委，樊作楷、韩国治为委员，廖盛敬为候补委员。5月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孝感地委干部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武汉市委、孝感地委便于工作，需要简化干部管理手续，以达到加强管理的目的。因此，除孝感地委第一书记、地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各部部长、正副专员、县委第一书记、县长的任免调动仍需报请省委批准外，原由省委管理的各系统其他职务，省委委托武汉市委代为管理。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撤销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工作机构随之撤销，工作人员编入武汉市相应机构。孝感专区所属各县由武汉市直接领导。中共武汉市委为此成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由王家吉任书记，樊作楷、李衍授、贾平、王瑞生任副书记，具体领导各县的工作，在武汉办公。樊作楷还任武汉市副市长。1960年1月，孝感专区正式并入武汉市。同月，根据国防部指示，孝感军分区与武汉市人武部合并为汉口军分区。8月，原属孝感专区管辖而并入武汉市的16个县中有8个县合并为4个县，即安陆县和云梦县合并为安陆县；咸宁县和蒲圻县合并为咸宁县；武昌县和嘉鱼县合并为武昌县；崇阳县和通城县合并为崇阳县。16县变成了12县。

三、武汉市委领导孝感各县开展初步调整工作

孝感各县开展初步调整工作。1960年1月，孝感专区正式并入武汉市后，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委领导人先后来孝感各县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和书记处书记王克文于3月3日至6日来应山县视察工作。宋侃夫在应山县三级书记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指示，宣布停止“反瞒产”斗争，强调1960年春天突出的工作是抓群众生活，要求各级党委“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以便战胜春荒。还要求各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做好口粮的定量安排和劳动与休息的安排，预防和治疗疾病，关心群众的身体健康。要求各级采取积极措施，把农村公共食堂办好。

6月，中共武汉市委农委新任书记赵修到武昌、黄陂、云梦、安陆、应山、大悟7县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于月底向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上交了书面报告。报告中提出武汉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的三项措施：一是在2～3年内用开荒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800万亩，增产粮食16亿斤。二是将旱地改水田300万亩，增产粮食6亿斤。三是大力发展红苕、洋芋、萝卜、芋头等高产作物，实现人平口粮1年增加300斤的目标。7月1日，省委批准了赵修的报告，要求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发动全体人民群众，拿出最大的干劲来，逐步做到粮食、蔬菜、肉类全部自给。黄陂县横店公社党委遵照省委和市委的指示，积极组织群众开荒。武汉市委于当月6日～7日在黄陂县横店公社召开全市开荒现场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会讲话，充分肯定黄陂县委和横店公社党委的开荒行动，要求武汉市所辖各县积极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现场会之后，各县都安排劳力，进行开荒。

7月8日至11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会议。会议提出城市工作必须面向农村，眼睛主要向着农村，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的指导思想，确定抽调924名干部和294名技工，加强市辖各县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使每个生产大队有2名技术工人，能自主检修和安装农业机械。8月5日，市委发出《关于今年下半年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决定》。全市很快掀起全民支农群众运动的高潮。至9月底，全市下放干部4万多名到生产队安家落户，清理并投入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达20万人左右。各行各业都涌现出支农典型。201厂为汉阳县高庙公社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并支援机床、机具30多种、150多台件，帮助公社修建了两个抽水机站，使400多亩农田得到灌溉，还经常派技术检修队到公社修理设备，派医疗组为社员治病。

8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武汉市委及时在所辖各县积极贯彻落实湖北省委的指示，对人民公社内部关系进行初步调整。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核算体制；允许社员经营适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关心群众生活，实行劳逸结合，每月给社员放几天假。初步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若干“左”的错误，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中共武汉市委在贯彻落实省委十项措施的同时，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指示所辖各县一方面抓田间管理，一方面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各县和市郊共开荒200多万亩，在1960年大灾后，对补充粮食收入、缓解粮食紧张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0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市辖各县县委第一书记秋播现场会。会议先在武昌县召开，后到崇阳县召开。会议号召在秋播季节，全党全民齐动员，大战10月，苦干加巧干，迅速掀起以三保（保面积、保质量、保季节）、四赶（杂粮赶主粮，水田赶旱地、山岗赶平畈、远田赶近田）为中心的大面积平衡增产运动，夺取次年夏粮丰收。9日，农委书记赵修同各县县委第一书记商量后，决定调整在秋播问题上的上下级关系，克服“顶牛”现象，作出“两权下放”的决定：一是在保证粮食面积的前提下，将作物品种安排权下放给生产队；二是在保季节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将播种方法权下放给生产队。各县立即将“两权下放”的决定传达到生产队。生产队干部和广大群众皆大欢喜，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播种进度大为加快。据统计，各县总计日播种进度由11万亩迅速提高到36万亩。孝感县杨店公社卫国大队在“两权下放”前，5天只播种170亩，“两权下放”后，仅7日1天就播种110亩。10日，湖北省委批准赵修《关于两权下放，让群众自主搞好秋播的报告》，要求全省各地仿效武汉地区的做法，制定具体措施，搞好秋播工作。

中共武汉市委在积极领导各县干部群众搞好秋播的同时，还注意安排群众生活。市委强调在1960年大灾之年粮食不足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教育群众勤俭节约和有计划地过日子。计划用粮食，先算后吃，瞻前顾后，细水长流。对生产大队的“三留”粮食进行清仓盘点，过秤入库，粮存生产队，并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共同掌握下，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切实摸清家底，按家底过日子。供应队每人每月不低于20斤，非供应队每人每月不高于24斤。每人每天不到半斤粮的队，由国家补足。为了坚持办农村公共食堂，市委把解决大办食堂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作为安排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之一。提出“政治到食堂，干部下厨房”的口号，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办食堂、“吃食堂”，与群众同坐一个桌子，吃一样的饭菜，同甘共苦。市委还大力贯彻“低标准”、“瓜菜代”，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多种瓜菜，并且上山下湖，组织开展“小秋收”，把山上湖里能吃能用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收集起来，尽可能地让社员吃饱肚子。市辖各县和郊区党政组织积极采用多种方式组织干部群众上山下湖，将成熟的野板栗、野果、莲米、菱角、鸡头苞、蒿米、野藕等野生植物采集回来，以补充食堂和群众的粮食不足。“小秋收”为缓解群众的生活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冬天，中共武汉市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十二条》，积极贯彻湖北省委于11月中下旬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着力开展几项工作：一是健全和巩固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加强生产大队（中央文件称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队（中央文件称为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搞好1960年的收益分配工作，继续贯彻允许社员经营适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二是从各方面清理和节约劳动力，继续加强农业第一线。三是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办好公共食堂。四是组织5000多人的农村工作团，在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奔赴市辖各县和郊区、农场指导工作。五是采用湖北省委和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的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的做法，以反“共产风”为突破口，在全市开展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特殊化风的反“五风”运动，进行整风整社。通过一个冬天的整风整社，市辖各县基本解决“一平二调的”问题，“五风”得到了纠正。

武汉市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中共武汉市委响应中共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组织调查组，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市委农委组织调查组，带着“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农民为什么不欢迎的问题下乡调查。他们在孝感县朋兴区朋兴公社曙光大队，分别召开男女社员座谈会，对食堂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社员们在座谈中大胆地反映食堂有“四多”和“四不好”。所谓“四多”，一是占用劳力多。未办食堂时，做饭、种菜、加工粮食、砍柴等杂活，多数家庭由爹爹婆婆等辅助劳力承担；少数没有老人的家庭可以灵活安排，抽空完成，基本上不影响出工。办了公共食堂后，大锅大灶大用量，原来分散的杂活集中起来变成了重活，辅助劳力难以承担，得抽较强的男女劳力去干。一个42户的生产队抽了17个劳力去食堂做饭、挑水、种菜、加工粮食和砍柴，占全队71个男女劳力的31%，生产一线的劳力被严重削弱，影响了生产。二是粮食浪费多。食堂加工粮食不及个人那样细致认真，平均加工100斤谷要少出3斤米，长年累月算起来数字不小。三是柴火烧得多。各家各户把食堂的饭菜分回家时，已经变冷了，得烧火加热，费二道工，烧二遍柴。一个生产队1960年比1957年多烧4.2万斤柴。四是吵架的多。食堂拿饭打开水，往往因拥挤争先而吵架，饭菜分得不均也吵架，影响社员与社员、社员与干部之间的关系。所谓“四不好”。一是食堂做饭一律化，不管吃不吃和吃多吃少，一天三钵子，做不到粮菜掺合变花样，吃多吃少巧安排，不便节约用粮。二是粮菜用量大，洗得不干净，卫生不好，味道差，难以适合各家各户的口味。三是不能充分利用麦麸、谷糠、淘米水、洗锅水来喂养牲猪和鸡鸭。四是开支大，增加群众负担。一个生产队仅1960年就因添制炊具、灯具、饭钵就开支1246.51元，平均每个劳力负担17.84元。调查组向群众询问：既然食堂有“四多”和“四不好”，你们为什么不早提建议停办呢？社员们回答说：食堂办了三年了，墙外写的是“食堂万岁”，屋内贴着“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我们明知道食堂办不好，但不敢说食堂不好，因为担心被扣帽子，受批判，只得口服心不服地跟着喊“食堂万岁”。

3月下旬，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指导，由省市县三级干部39人，组织联合调查组，到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公社锦绣大队等社队搞调查研究，主要是了解基层干部和社员对实行供给制和办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对于供给制，社员们认为“现在工分不值钱，劳动没意思了”。其原因是“供给的多了，按人头分的多了，按工分分的就少了”。高级社时，每10分能分7到8角钱，甚至1元钱。有了工分不但能分钱分粮，还能分柴草、分鱼肉，因此社员们把工分看作命根子，积极出工干活挣工分。1958年搞了几个月的全供给制，每10分只能分8分8厘钱；1959年改成半供给制，每10分分2角9分钱；1960年如果不搞半供给制，每10分能分8角2分钱。但实行半供给制，每10分只能分2角2分钱。干一天活，分不到一个鸡蛋钱。因此社员们不在乎工分了，干活不积极了。大家只想在队里干本分活，混个口粮就算了。对于办公共食堂，这里的干部和社员同孝感县朋兴公社曙光大队干部和社员的看法大体相同，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他们说：自从办了食堂，干部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两手都不闲，很吃力，两头都没有抓好。食堂占了一大群劳力，都得记工分，既影响生产，也是工分不值钱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说：以往只操一条心，现在要操两条心。要是不办食堂，一条心两只手抓生产，就能把生产搞得更好些。调查组在锦绣大队第一生产队同几个贫农社员座谈时，有意提问：“是不是中农不想办食堂？”社员们回答说：“我们塆子小，一无地主，二无富农……我们几个都是贫农，都不想办食堂”。看来“贫下中农拥护办食堂，中农不想办食堂，地主富农反对和破坏办食堂”的说法在这里没得得到印证。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供给制和半供给制以及公共食堂都不受农民群众欢迎，不少问题有继续调整的必要。手工业、工业、商业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调查情况表明也需要进行调整。

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重新建立。1961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孝感专区从武汉市分出，恢复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以及工作机构，迁回孝感原址办公。直接受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委领导。原属孝感专区管辖的各县仍归孝感专区管辖。

中共湖北省委任命赵修为孝感地委代理第一书记，李衍授、樊作楷、贾平、王瑞生为书记处书记。赵修、李衍授、樊作楷、贾平、王瑞生、赵克艰、王涌、蔡坚、史明、古博、廖盛敬、谷涛、孙占彪、陈策、卫景濂为地委常委。省委任命樊作楷为孝感专署专员，廖盛敬、赵国平、董玉森、张曙光、李华杰、古博、谷涛任副专员。

地委重新设立的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业交通部、农村工作部、直属机关党委、党校。专署重新设立的工作机构有33个，即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工交办公室、人事局、监察局、行管科、民政劳动局、农业局、农机局、林业局、水利局、水产局、多种经营管理局、商业局、合作办事处、财政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孝感中心支行、粮食局、工业局、手工业局、煤炭地质局、交通局、邮电局、文教局、卫生局、公安处、计委、物资局、物价局、气象局、农场管理委员会。

5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赵修任中共孝感地委第一书记。6月，恢复孝感军分区，由孙占彪任司令员，赵修兼任政治委员，郝鸿基任副司令员，陈策任副政委。12月15日，国务院第114次全体会议同意：安陆县分为安陆县和云梦县；咸宁县分为咸宁县和蒲圻县，武昌县分为武昌县和嘉鱼县；崇阳县分为崇阳县和通城县。至此，孝感专区恢复了16县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