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四清”运动的开展

对“单干风”的批判。1963年3月1日，中共孝感地委向湖北省委上交《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孝感专区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紧密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单干风”的批判。地委在《报告》中反映：1962年，孝感农村曾经出现一股单干思潮，一些富裕中农向往单干，热衷于“投机倒把”，说什么“集体不如单干自由”；“只有分田到户才能搞好生产”。一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则造谣破坏，兴风作浪，说什么“这里单干了”、“那里单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贫农和一般中农，也搞糊涂了。这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干部中，也有些人一看自留地种得好，就联想到单干能搞好生产，认为单干恢复生产快些。有些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干部，甚至觉得当干部划不来，不如搞小自由。

针对上述情况，地委于1962年10月，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开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批判“单干风”，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教育、社会主义农业前途教育和阶级教育。全区各地首先自上而下地召开干部会、党员会，采用回忆对比的方法，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使干部、党员很快提高觉悟，认清农村形势，树立了前进的信心，明确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个长期的任务。在层层武装干部，提高骨干的基础上，结合经营管理工作，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社员群众开展集体与单干的对比，开展新旧社会的对比。由于社员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对单干时期的贫富两极分化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都有亲身体会，让他们来回忆单干的危害性，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很强的说服力。通过回忆对比，很快形成一个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活动。各地群众认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最明显的一条是能够共同上升，共同富裕。“五保户”生活有保障了，贫苦户的生活比过去普遍上升，这就避免了两极分化。孝感县车站公社光明四队23户人家，土改后至合作化前的两三年内，卖田、卖屋、卖家具的共有16户，合作化后再没有出现类似问题。很多塆子，解放前一遇上灾年，就有些人外出逃荒，而1961年是几十年未遇的大灾年，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这足以说明集体化的优越性。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被揭露出来，公开闹单干的情况没有了，已经单干的社员又回到集体道路上来了，“起了单干心”的人也把心收回来了，原来出勤不积极的人也积极起来了，广大干部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秋播生产得到了推动。以全区情况来讲，1962年的秋播进度比往年快，质量也比往年好。

“小四清”运动在孝感专区逐步展开。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机关开展一场厉行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并要求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湖北省委及时召开有地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部署机关的增产节约、“五反”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

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中共孝感地委积极行动，4月初就作出了全面部署，在地、专机关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为了取得社教工作的经验，地委决定在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公社的锦绣、黎明、照耀、伟大、红星五个生产大队办试点，由地委第一书记赵修和书记处书记王瑞生亲自带队办点，同时要求各县都办试点，还要求各县在办点的地方以区为单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进行社教动员。

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武昌县五里界区的四级干部会议于4月8日至18日召开，参加人员有区、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和农村党员以及部分贫雇农土改根子。会议从阶级分析入手，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启发到会干部自觉放包袱，并研究了进村开展运动的做法。其他各县办点的地方也以区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参加会议的干部和农村党员共计25万余人。

武昌县五里界区委在四级干部会议后，向上级党委写了会议总结报告。4月17日，湖北省委向全省各地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将这个报告连同其他地方上送的三个报告一起作了批示。批示说：“这几个文件很好……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因此，四个报告被称为四个好文件，转发全国各地。

五里界区的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赵修、王瑞生随即带领地、县委工作组进驻山河公社的锦绣等5个大队，依靠大队党支部，开展社教运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组的34名干部和湖北省委工作组的45名干部也参加这里的社教运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听取这里的工作汇报，并对运动进行了指导。与此同时，地委书记处书记专署专员樊作楷、地委书记处书记李衍授分别率领工作组，到黄陂县横店区和孝感县朋兴区办社教试点。各县组织的工作组也分别进驻试点大队，开展社教运动。一共铺开了105个大队。

5月初，地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在总结前段运动的基础上，研究了下段运动的安排和做法，向各县县委下发《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安排和具体作法的意见》，向省委上报了《关于105个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报告》。地委在这两个文件中都对当时农村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分析，认为“目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封建势力在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阶级报复和阶级复辟，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在积极地进行破坏活动，资产阶级在想尽各种办法向我们疯狂进攻……并说农村中有30%～40%的生产队（即落后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在其他约占60%～70%的先进队和一般队中也有个别干部被敌人拉过去了，不论哪种队都十分迫切地需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这次运动实际就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还认为：“这次运动还要像土改一样，地、县抽出一半以上的干部，区社基本上全力以赴，经过一段专门训练之后，组织工作队，不仅落后队要派工作队的干部去帮助进行……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落后队，还要找贫访苦，实行‘三同’，重新扎根串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采用民主革命时期的做法，使运动出现“左”的偏差。

5月中旬，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孝感地委遵照《前十条》的规定，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作为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后来称为“小四清”或“初步四清”）。通过“四清”解决社队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矛盾。孝感专区的社教运动正式进入“小四清”阶段。

6月下旬，夏收季节刚过，孝感地委指示各县铺开一批新的试点大队。8月，地委对社教试点情况进行初步总结。总结中说，4～8月，全区16县共组织了8106名干部（其中有中南局、省委和省级各部门641人，地直机关401人，县直1893人，区直1782人，公社1843人，先进大队抽出的1546人）铺开了865个试点大队……试点上的运动采用三段式作法：第一阶段，提高干部，扎根串联，全面发动群众，组织一个有觉悟的、有战斗力的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第二阶段，搞好“四清”，整顿干部思想作风，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第三阶段，进一步贯彻《农业六十条》，解决公私关系，改进经营管理，组织生产高潮。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自始至终贯彻思想发动，注意树立领导核心，培养一个积极分子层；注意整顿组织，纯洁干部队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组织生产高潮。总结中还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土改以来又一次最大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的内容多，要求高，政策性很强，搞好一个大队，必须要有一个精干的工作队和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必须下定最大决心，加强领导，分期分批，扎扎实实地把运动搞好。全专区共有8913个大队，不连试点，大体分四批进行，计划在1965年春耕以前搞完”。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转发了15篇社教典型材料，全部选自孝感专区，其中有13篇选自武昌县五里界区。孝感专区和武昌县五里界区的社教工作在全省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五里界区社教试点，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北省委、孝感地委、武昌县委的联合试点。

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孝感地委根据《后十条》精神，在社教运动中明确提出运动要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但同时又实行文件中规定的“团结95%以上群众和干部”的政策。

10月，全区社教试点大队的运动全部结束。11月，地委指示各县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相对集中地铺开全区社教运动的第一批试点1100个大队，采用四段式的做法开展社教运动，即在三段式的做法上增加组织建设阶段。整顿生产大队一级的党政、共青团、民兵、妇联等组织。这个做法上报省委后受到了肯定，并被转发到全省各地。

1964年2月上旬，各县社教第一批点的运动先后结束，地委又及时指示各县组织力量，在当月下旬铺开第二批试点。全区共抽调干部12 600多名，在各地铺开2338个大队。运动进展到5月中旬，因农忙而暂停。地委计划到8月下旬，组织原班人，继续开展运动。全区社教试点加上一、二批点，共计有4393个生产大队，占全区大队总数的49.7%。

6月8日，地委开会讨论社教问题。会议认为前段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据各地检查分析，搞得好的生产队占40%～50%，搞得基本好的占40%，搞得不好的占15%～20%，其中有5%～7%的生产队由于工作组力量薄弱和领导骨干差，导致运动煮了“夹生饭”，需要组织力量进行“补火”。安陆县巡店区的利桥、牌坊、杨坡三个生产大队中就有22.9%的生产队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成了“夹生饭”。安陆县巡店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发现情况后，及时从审查“根子”入手，着重补“诉苦课”，重新全面发动群众，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对运动进行“加工补火”。中共孝感地委和湖北省委先后于8月23日和9月5日批转安陆县巡店区社教工作组的报告，肯定了巡店区社教工作组的做法。要求“各地像安陆巡店区工作组一样，每走一步，要回头看一看，做一段，总结检查一段……坚决不让一个队滑过去”。

二、“大四清”运动的开展

“小四清”转向“大四清”。1964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根据一些社教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做了一个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在敌人或其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做了修改，对形势做了更加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也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刘少奇还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8月初，刘少奇来武汉讲话，中心内容是社教问题。他说中共中央即将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源经验》。《桃源经验》指出：“四清”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只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8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决定重新部署全省的社教运动，要求各地按照中央规定的高标准，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社教工作队，依靠工作队去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中心内容的“四清”运动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全省开展系统的“四清”运动，也叫“大四清”，还叫“系统四清”，即扩大内容和提高标准的社教运动。

中共孝感地委于8月下旬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赵修（7月22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地委、县委撤销书记处，恢复书记、副书记称谓。）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了刘少奇的讲话，听了《桃源经验》的录音。通过学习讨论，与会人员对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和平演变，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四不清”问题不仅在基层干部中极其普遍，极其严重，而且在一部分区、社干部中也是相当严重的。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往往和上面干部的“四不清”分不开。与会人员都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四清”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

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对孝感城乡的社教运动重新作了部署：（1）全专区集中力量在孝感县搞“系统四清”的试点。孝感县除两个县辖镇留待次年夏秋开展运动外，12个区由外来的15个县的干部分片包干，大县一个县包一个区，小县两个县包一个区。孝感县的干部分散到各区参加运动。（2）计划全专区抽调干部13 000人，由县、区、社书记及科局长带领，还从不脱产干部、复员军人、回乡青年知识分子中抽调2800人，组成社教专业队，合计15 800人，从9月中旬开始，分县集中训练20天，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进行“三查”（查出身、成分和历史，查阶级观点、查思想作风）；还开展以清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为内容的“四清”，要求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洗手洗澡”、“放包袱”，解决工作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以便轻装上阵，开赴孝感，进村开展“系统四清”。（3）工作队进村10～15天后，以区为单位召开四级干部会。（4）地委成立社教总团（后来还成立了总团党委），赵修任总团长，在卧龙区卧龙公社群益大队蹲点。地委副书记李衍授任副总团长，在卧龙公社前锋大队蹲点，并管面上的运动。地委副书记樊作楷、贾平也下队蹲点搞“系统四清”。各县县委书记带领工作队干部到孝感县参加“系统四清”，并蹲在点上，指导全面。（5）加强面上工作。各县从县到区包括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分成两套班子，一套参加“大四清”，一套留在本单位抓日常工作，并搞本地本单位的“小四清”。从此孝感专区的社教运动由“小四清”转向了“大四清”。

地委和省委在孝感县开展“大四清”。1964年9月上旬，中共孝感地委负责人赵修、李衍授、樊作楷、贾平等率先带领工作组各自进驻孝感县蹲点的大队，先行开展“大四清”，取得经验，指导工作，拉开了孝感县“大四清”运动的序幕。

9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蹲点搞“大四清”运动。孝感县本是孝感地委开展“大四清”运动的试点，是全省6个试点之一。省委第一书记来孝感县蹲点，孝感县自然成了全省“点中之点”，也可以说是省委直接领导的试点。10月10日，王任重在孝感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讲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求县委书记们以彻底革命的精神领导好社教工作，全心全意搞好社教运动。他还讲了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做法和政策问题，要求在1个公社之内，要将3个大队的工作组合为1个工作组（30～50人），集中力量先把一个大队的“四清”基本搞完之后，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在这个大队搞，其他人再分出去到另两个大队开展工作。他还指出：“从孝感的情况看，县、区、社的四清要同大队、生产队的四清一起搞，上下左右联系起来搞，才能把阶级斗争的形势搞清楚……”10月11日，赵修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集中介绍群益大队开展“四清”运动进村1个月的情况和做法。由于《桃园经验》的影响和《后十条》的导向，他在讲话中把“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视为阶级斗争，把基层干部同工作组的某些不同认识也看成阶级斗争，甚至把基层干部准备船只迎接工作组和安排住房的不同看法也看成是阶级斗争。

10月20～23日，各地参加孝感县“四清”试点的社教工作队（也叫“四清”工作队）从四面八方开赴孝感县，进村进镇开展“大四清”。工作队员的人数多达17 030人，约占全省6个试点县6万名工作队员的28%。其中有从地、县抽调的干部和专业队15 800人，他们之中有大批的领导骨干：地委正副书记4名，地委委员14名（占地委委员总数的62%），地专直科局长71名，县委正副书记38名，县委委员65名，县委副部长和县直科局长837名，区委正副书记224名，区委委员和公社书记1010名；还有中央部委和省直机关来的干部和大学文科师生1200余人，其中有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树才等省部级和其他级别的领导干部。根据王任重的指示，这些人数众多的工作队，除部分人员进驻孝感县的县、区、社三级机关外，其他人员在12个区、87个公社铺开第一批点266个生产大队，占全县生产大队总数的25.4%。暂不铺开的780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派有3～4名工作队员，主要工作是宣传政策，了解情况，为开展运动作准备。第一批点的266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有48名工作队员。一般生产队的工作队员有5名左右，重点队有8名以上，称得上是“人海战术”。

试点工作由中共孝感社教总团（也称孝感县社教工作总团）全面领导。总团下设13个分团。其中1个分团负责孝感县党政领导机关和69个县直机关单位的“四清”，其他12个分团各负责1个区。分团下设若干工作队，每个工作队负责一个公社。每个工作队下设若干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一个大队。分团长、工作队长、工作组长分别由带队的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书记担任。各区、社的机关单位也有工作队或工作组领导“四清”。实行县、区、社、队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同步推进。

根据集训时规定的纪律，广大工作队员进村后，放下背包就参加劳动，自己动手安排床铺，给住户挑水扫地。除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实行“三不吃”（不吃鱼、不吃肉、不吃鸡蛋），不论职务高低，都以同志相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体现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信任。

按照省委规定，运动分5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组织阶级队伍，即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并做好团结中农等劳动群众的工作。第二步进行“四清”，即清查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具体做法是启发干部交待问题，发动群众揭发问题，通过内查（查账）外调落实问题，并进行退赔，搞清问题后才予以解脱。第三步是对敌斗争。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敌斗争，即组织群众对“四类”（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一次评审，对有破坏活动者予以斗争，对一贯守法者，经群众讨论同意，可以“摘帽”。二是复议阶级成分，主要是清两头，一头是对土改中漏划的地主、富农，可根据表现，按不划、划而不戴、又划又戴三种办法分别处理。另一头是对应该划为贫下中农的一律划为贫下中农，以扩大依靠力量，壮大阶级队伍。第四步是组织建设。具体工作是在复议阶级成分的基础上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生产大队建立贫协委员会，生产队建立贫协小组；进行开门整党，从原有党员中挑选一批骨干，并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发展一批党员，重新组建党组织领导核心；配备大队行政干部，整顿和健全共青团、妇女、民兵组织，增强其战斗力。第五步是经营管理。制定集体生产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五个步骤划分为两大阶段，前三个步骤为“四清”阶段，后两个步骤为建设阶段。

运动开始后，由于“左”的方针指导，工作队依靠“人海战术”，对基层组织进行全面夺权，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将广大出身贫苦的基层干部撤在一边，不予信任。11月2日，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转发孝感地委《关于长风大队（官木生大队）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报告》。各地工作队纷纷寻找两面政权，因而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更加怀疑，不加区别，一律当成运动的对象进行审查，采用简单的生活对比来动员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并且扭住不放，进行无止境的追逼，挖了个“金娃娃”，还嫌不足，还要挖个“金妈”。干部一有顶撞，就认为是态度不好，就有可能受到隔离反省、突击抄家、开会批斗等不应有的对待，甚至连打人的情况在有的地方也不断出现。有个别地方的个别干部因承受不了过重的思想压力，被迫自杀。工作队在对待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偏差。

广大工作队员因担心犯错误而处在高度紧张和戒备之中。他们担心因一时疏忽违犯工作队的纪律而受批评。因为社教总团办的《孝感社教简报》曾经用“两个鸡蛋不是个小事情”的标题，对两名因盛情难却而吃了群众强行舀进饭碗的蒸鸡蛋进行了点名批评，认为他们违犯了“三不吃”的规定。因而大家在吃饭时特别小心，先将饭菜察看清楚，见荤不伸筷，生怕误吃了带荤的食物。他们还担心因与“四不清”干部划不清界限而受批评。因为工作队内曾一度开展整风，批评右倾思想，对部分工作队员不忍心对基层干部采取严厉手段而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可能是自身有“四不清”问题，因而“同病相怜，兔死狐悲”，对“四不清”干部不忍下手。在此情况下，工作队员甚至连工作队负责人也难以抵制运动中某些“左”的做法。

11月15日，王任重在全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话，介绍孝感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的作法，并根据运动中揭发的情况，讲了孝感县原县委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说：“一个单位有没有烂掉，主要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核心的情况而定。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11月24日，王任重向刘少奇写信，信中汇报了孝感县“四清”运动的进展情况和金星大队的运动情况，还就捕人、杀人以及机关“四清”的做法进行请示。12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孝感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的做法。同日，刘少奇给王任重复信。信中告诉王任重，中央已批准他在全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答复，其中说到捕人要少，杀人更要严格控制。

为了搞好“四清”运动，孝感地委决心加强自身革命。于11月29日向全体地委成员发出《关于彻底检查赔退整改“四不清”问题的一封信》，要求全体地委成员，本着彻底革命的精神，回忆检查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并立即行动起来，彻底赔退兑现。地委成员接信后，纷纷检查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大到用公车办私事，小到接受有关单位的电影票和吃了基层单位的招待西瓜，都及时折款退赔。12月9日，地委召开四清赔退兑现会，地委成员都在会上检查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并说明退赔情况。15日，地委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到会干部1500余人。地委副书记王端生代表地委作了初步“四清”赔退兑现的检讨，并把每个地委成员的“四不清”问题和赔退情况公布于众，号召大家无顾虑地给每个地委成员提意见，揭发问题，帮助地委彻底“四清”革命。17日，地专直属机关各部门派出代表向地委提意见。地委将群众提出的意见开列清单转交每个地委成员，当赔退的立即赔退，当需要进行查对核实的立即进行查对。19日，地委又召开地专机关干部大会，向广大干部进一步作了检讨，号召大家再揭发地委的问题，一直到彻底“四清”为止。20日，地委向湖北省委报送了《关于孝感地委四清赔退兑现问题的报告》，并附上每个地委成员的初步“四清”赔退清单。同日，地委向每个成员发出《关于彻底检查赔退整改“四不清”问题的第二封信》，信中要求地委成员对地、专干部所提的涉及个人的问题，如认为当赔退的，就尽快地赔退……需要说明的要加以说明……要求每个成员积极考虑地委的整改问题。在地委的带动下，各县、区、社领导成员也先后进行了自我检查。

1965年1月9日，赵修调任湖北省副省长，仍然在孝感蹲点，指导“四清”运动。李衍授升任地委书记，全面负责“四清”运动。

1月中旬，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运动的标准之一。还规定运动中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地委社教总团及时组织广大工作队员学习《二十三条》，并且要求认真执行，从而纠正了前段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做法。但由于《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无法从根本上纠正社教以来特别是前段“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

3月上旬，孝感县第一批试点大队的运动由“四清”阶段转入建设阶段。地委社教总团从第一批点上抽出大部分工作队员，加上参加劳动实习的大学毕业生，同原在面上工作的工作队员相结合，铺开第二批试点大队。第二批点改变了人海战术的做法，工作队员人数大为减少，平均每个大队只有20名左右，每个生产队一般只有2名。根据《二十三条》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迅速摸清干部的情况，将其分成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四类，大胆发挥一、二类干部的作用，并将其迅速地解脱出来，较早地实现了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因此，第二批点相对第一批点来说，运动开展得比较平稳，进度较快。

5月上旬，地委社教总团又从第一、二批点上抽出力量，加上驻孝部队派来参加“四清”的干部，结合原在面上的工作队员，铺开了第三批点。第三批点的工作队员人数更少，平均每个生产队不到2人，但由于有了前面两批点的经验教训，加上广大工作队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普遍有了提高，较好地依靠了群众的大多数和干部的大多数，工作效率较高，运动的进度比第二批点还要快。

进入7月，孝感县县、区、社三级机关的运动接近尾声。地委社教总团认定孝感全县有11个县直机关、4个区、14个公社、157个大队被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并对全县的区、社两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分类：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区级占46.3%，公社占43.1%，均在半数以下，远远没有达到《二十三条》中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的比重。接着对区、社两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区委正副书记、区长56人中调整面达到76.7%，公社正副书记、社长174名中调整面达到82.9%。由于孝感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在运动前已作过一次调整，因此这次调整面不大，重点是对4名原任领导成员进行处分。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65〕44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的指示》，向全党批转了孝感专区的9个材料，即《湖北省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作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配半脱产干部的情况和作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社干部实行轮流值班、轮流蹲点的情况和作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直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直清理区、社干部家属住机关的情况和作法》，以及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情况和作法”“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情况”“财务公开的情况和作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在‘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减少脱产人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寄来的9个材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现将这9个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望各地党委都来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孝感的9个材料，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各地推广，这无疑扩大了孝感“四清”运动在全省和全国的影响。

8月上旬，孝感县县直单位和12个区的“大四清”运动结束。地委于15日召开社教工作组长以上骨干集训会议，全面总结孝感县“大四清”的经验，随后形成了《中共孝感地委关于孝感县四清运动试点的总结》。

全区初步“四清”及黄陂和汉川的“大四清”。1965年9月上旬，中共孝感地委召开所属的江北9县县委书记会议，根据省委对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讨论了全区农村“四清”运动的安排和面上的工作，决定对孝感县以外的其他8个县，在当年秋冬先普遍搞一次初步“四清”，然后集中力量分期分批地开展“大四清”。

9月1日，原驻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的省委工作组，遵照省委和王任重的指示，带着省委出的题目，即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和第一批试点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探讨如何做到使运动快一点，工作队员人数少一点，并同地、县两级干部相结合，组成以团省委书记邓祥为队长的云梦县县河公社“四清”工作队，进驻县河公社的全部生产大队。根据王任重的意见，在生产大队之内，改变分队包干的办法，采用分片活动的做法，即根据队的大小和不同情况，划分2～3个片，每个片包括3～5个生产队，工作队员按片分小组，各项活动也分片进行，以此办法开展“系统四清”，即“大四清”。

10月，孝感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建立了以李衍授为书记的中共孝感地方社教工作团委员会，由地委成员和当地驻军首长赵兰田等23人组成，领导全区的“四清”运动。在社教工作总团委员会的安排下，全区除孝感县外，其他各县都由县委负责，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普遍开展初步“四清”。全区工作队员11 000余人，于10月中旬进村，宣传《二十三条》，以抓当年分配和整顿领导核心为重点，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启发干部自觉革命，交待问题，积极退赔。通过较短时间的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及时解脱了一、二类干部，对领导核心进行部分调整。一时难以弄清的问题留待“系统四清”时再行解决。运动进展较快，12月上旬，全区初步“四清”基本结束。

12月23日，中共孝感地方社教总团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分期分批，集中力量开展“系统四清”。1966年先在黄陂全县，外加汉川县的五个区，开展“系统四清”，并决定以县为单位集训工作队。

1966年2月上旬，经过集训之后的14 000名工作队员（约占全省10万工作队员的14%），在10日之前分赴黄陂和汉川参加“系统四清”。其中黄陂县9000人，汉川县5000人。地委负责人李衍授、贾平亲赴黄陂县；董舒、杨向明亲赴汉川县，蹲点指导运动。运动以《二十三条》为指导，在总体安排上仍然按照两大阶段5个步骤的程序进行。总团下设17个分团（黄陂县设12个分团，汉川县设5个分团），每个分团负责一个区，分团下设工作队、工作组，依次负责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所有大队一次铺开。每个工作组负责两个大队，其中组长选蹲一个问题较大的大队，并帮助相邻的一个问题较小的大队。在一个大队之内，采用云梦县县河工作队的作法，划片活动。在片长的领导下，两三名工作队员可负责3～5个生产队的“四清运动”，既加强了领导，又节省了力量。加上此时的运动对象对运动比较有底，致使运动开展得比较平稳，并且进度较快，也比较平衡。到4月底，“四清”阶段的任务已接近完成，比预计时间提前20多天。因农忙季节到来，农村的运动暂停。工作队抽出部分人员进驻县、区、社机关开展运动。6月份，农村的运动继续开展。从7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逐步波及黄陂、汉川，“四清”运动的进度受到影响，一直延续到10月才告结束。

8月中旬，孝感地委曾遵照湖北省委的指示，从黄陂的6个工作队中，抽调34名工作队员，组成一个社教工作队，到应山县城郊十里河公社开办新的试点，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地委逐步陷入瘫痪状态，未到年底，试点上的运动就被迫停止，孝感专区的社教和“四清”运动全部结束。

社教和“四清”运动的得失。孝感专区的社教和“四清”运动，从“小四清”到“大四清”，历时4个年头，涉及全区范围。中共孝感地委为开展运动投入了大量精力。先后抽调干部近60 000人次，发专题文件73个，典型材料为数更多，在历次运动中实属少见。运动中，中共湖北省委给孝感转发文件16个，还转发了数十份典型材料。毛泽东和刘少奇亲自关注孝感的运动。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以正式文件转发孝感材料，在历次运动中也实属少见。上述史实在孝感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孝感的社教和“四清”运动虽然是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于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运动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有大批领导干部和数万人次的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农户，深入群众，严守纪律，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三不吃”，关心群众的疾苦，进行艰苦扎实的工作，克服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明显地转变作风，并在工作和劳动中经受锻炼，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参加工作队的青年学生更是经风雨、见世面，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较好的锻炼，增强了政治素质，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同时也纠正了部分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第二是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刹住封建迷信活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运动中培养和选拔了大批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壮大和增强了基层党政组织和共青团、妇女、民兵的活力和战斗力。还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组织。运动中普遍开展民兵训练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宣传文化科学知识，开展破除封建迷信的教育，刹住了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第三是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和警示作用。通过健全农村经济管理制度，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加深了防范和控制。由于社教和“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偏差比较严重，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还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运动的打击面过宽，使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据统计，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全区立案处理的干部有10 378人。受到处分的干部中有事实准确、处分恰当的部分，并且占了很大的比重，但也有不少事实出入较大，或者完全不符事实，以致出现定性不当，或者纯属错定的情况，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官木生和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刘佑钧两个重大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三、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地专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五反”运动的开展。1963年4月初，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遵照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先在地专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厉行节约和“五反”运动。4月3日，地委和专署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会，地委第一书记赵修作了动员报告。孝感专区地专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

运动分两个阶段、五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第二阶段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5个步骤如下：

第一步：学习文件，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武装干部，提高觉悟，端正对“五反”运动的态度。运动开始后，地委先将地专机关正副科局长集中起来，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并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武装骨干。然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大讲地专机关中存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方面的情况，大讲开展“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从而提高广大干部的认识和觉悟，端正他们对“五反”运动的态度。

第二步：领导带头，层层“洗澡”，放包袱。地委成员集中开了三天生活会，人人交待自己的问题；开展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还在科局长会议和地专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作检讨，并将地委委员每人过去多领的20尺布票都退了出来，带头“洗澡放包袱”。接着是科局长分战线集中“洗澡”，再回本部门本单位交待自己的问题，揭发单位的问题，号召广大干部给领导提意见，检举揭发问题。截至5月17日统计，广大干部向地委、专署和各单位领导共提了2353条意见。其中属于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开后门”方面的有807条，属于搞分散主义方面的有82条，属于官僚主义的有264条，属于贪污盗窃方面的有114条，属于投机倒把方面的有61条，其他方面的意见有1207条。

第三步：集中问题，查危害，找根源，划界限，边整边改。地委及时将地专直属单位领导成员在洗澡中交待的问题和广大干部揭发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发现很多单位存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开后门”、搞特殊化、本位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只是多少和程度的不同，甚至还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问题。地委及时引导广大干部分析问题的危害性和查根源。大家普遍认为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开后门”、搞特殊化、本位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有三大危害：（1）严重脱离群众，（2）给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开了方便之门，（3）影响同志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团结。通过分析危害找根源，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五反”运动通过讨论，划清了公私界限，对该退还公家的财物积极退还。

第四步：运动转入第二阶段，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斗争。这一步的具体做法是作好动员报告，广泛发动群众采取背靠背和面对面的方式，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和事，提供检举材料，并大讲宽严政策，进行政策“攻心”，给有问题的人减轻或消除思想顾虑，以便他们主动交待问题。还树立从宽的样板。有一名副科长主动交待贪污120元，并决心退出赃款，组织上决定免予处分。以此鼓励有问题的人主动交待问题。从检举揭发和交待的情况统计，部分单位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问题。地委在5月25日向省委的报告中提到，孝感专区地专直属单位共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案件91起，其中1000元以上的有10起。有关单位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内查外调，核实问题。问题核实之后，对相关人员根据问题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和态度的好坏进行适当处理。

第五步：总结运动，进一步整改，巩固运动成果。具体做法是发动干部进行一次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民主总结。通过总结，查漏洞，吸取教训，民主制订整改方案，把运动的成果落实到普遍提高广大干部的阶级觉悟，改进干部作风，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党内党外团结，改进工作方面来，以便使运动善始善终，对抵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蚀发挥积极作用。

5月下旬，孝感专区地专直属单位的厉行节约和“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县、区、社党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五反”运动的部署。1963年9月12日至19日，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召开有各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参加的“五反”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中南局有关“五反”运动的指示和湖北省委召开的“五反”领导小组组长会议精神。通过学习和讨论，形成了《孝感地区“五反”会议讨论纪要》。

《纪要》介绍了孝感专区前段运动的进展情况。全区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共计2818个，应该参加运动的人员是82 100人。已经结束运动的有地专直属单位和武昌县直属单位共计145个，人员3400人；各县正在开展第一批“五反”运动的单位有876个，计15 300人；尚未开展运动的县、区、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1806个，计634 000人。

《纪要》要求正在开展运动的县级党政单位（即第一批“五反”运动的单位）要把运动“搞深、搞透、搞细、搞好”，具体要求有三条：（1）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2）粉碎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3）整顿、纯洁、提高工人阶级队伍，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纪要》着重对尚未开展运动的县、区、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出了部署。总的要求是用2～3年时间（1963—1965年）分期分批搞好搞完全区的“五反”运动。要求各单位的运动应基本上按照地专直属单位所采取的阶段和步骤进行。

总的原则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对各级领导的精力、干部力量，开展“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等方方面面都要通盘考虑，合理安排。在一定时间内集中一定的力量完成某一中心任务，以便做到运动、生产和各项工作都不误。按照高标准要求，“五反”运动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负责；坚持先行试点，分期分批进行；在步骤上，坚持党政单位先开展运动，企事业单位后开展运动，国营企业先开展运动，集体企业后开展运动，先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后开展城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体安排，大体上分三批进行，县级党政领导机关为一批，企事业单位分两批进行。运动的领导方法：各地各战线的“五反”运动，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布置，由各战线分条条去抓。

上述部署的执行情况：1964年8月以前，孝感专区县、区、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基本按照上述部署顺利进行。8月以后，因孝感县开始开展“大四清”运动，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五反”部署难以继续执行。加上辖区变动等原因，部分县和部分单位未能按照上述部署开展“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