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这年5月到1969年4月，孝感地区“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北京和武汉“三家村”、横扫“四旧”、批斗老干部、冲击党政机关、“夺权”和武斗中，走向全面内乱。驻军部队介入地方，实行“三支两军”，稳定社会秩序，筹建并成立地、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东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地区革委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止武斗的精神，稳定社会局势。随后领导全区“斗、批、改”运动，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教育革命”，处理“反复旧”，“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恢复党的各级组织。1971年3月，中共孝感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地委领导机构，全区各级党组织恢复重建。“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孝感地委、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区党员、干部开展“批林整风”，认真贯彻周恩来关于整顿的思想，采取一系列纠“左”措施，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老干部，落实干部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社会再一次处于动荡之中。1975年，贯彻执行邓小平治理整顿的方针，全区经济获得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四人帮”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无政府主义再度泛滥。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文化大革命”在孝感的发动
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根据中央的统一要求，6月初，中共孝感地委召开会议，组织学习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部署在孝感开展“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运动。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地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后，地委抽调5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孝感高中、地区人民医院、地区京剧团3个单位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试点，指导全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除黄陂、汉川两县继续进行“四清”运动外，其余7个县都按照地委的安排，抽调315名干部，分别组成工作组，到文化、教育、卫生等25个单位办“文化大革命”运动试点。在北京“三家村反党集团”（指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冤案的影响下，6月13日，《湖北日报》发表武汉大学“三家村”（指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被“揭发”的消息，随后，孝感各地普遍开展声势浩大的声讨“三家村”的群众活动，开始对“三家村”的舆论大讨伐。从批北京、武汉的“三家村”转到找本地区、本单位的“小三家村”，一场以批判“三家村”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孝感全面展开。全区城乡普遍开展声讨“三家村”的群众集会。广大群众运用大字报、黑板报、文艺宣传以及向报社、电台写信发电报等多种形式参加舆论声讨活动。6月27日，地委召开全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对孝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进一步动员。会上，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赵国平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共青团员要站在“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全区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的人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发和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8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孝感地委按照省委的通知精神，从地、县机关组织3000多名干部到全区城乡基层单位宣传贯彻十六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下旬到9月中旬，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孝感城乡掀起。特别是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师生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孝感的红卫兵组织也迅猛发展。这些组织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蛊惑下，到处鼓动“造反”。红卫兵纷纷冲向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对他们认为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横扫”。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而他们的越轨和不法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社会陷入动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地委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左”倾方针的指导下，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批判了一批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孝感发生一些批斗、抄家、游斗、乱破“四旧”的现象，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孝感的错误批判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地委在专署教育局、孝感师范学校、孝感高中抓了4个典型人物在全区进行公开点名批判。1966年8月27日至28日，孝感地委连续两天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和城关地区各学校师生代表1500余人批判大会，对地委文教部副部长、专署教育局局长王锡仲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地委主要负责人在批判大会上讲话，代表地委宣布撤销王锡仲党内外职务，并在《东风报》上点名批判。这次大会不久，9月8日，孝感师范学校师生揪出校长叶林、副校长许远超，将两人定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黑帮”，地委决定撤销他们党内外职务。9月26日，孝感高中副校长陶鼎诚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在这一错误行动的影响下，全区中专学校和许多中学的师生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在学校不断发生，使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以致瘫痪状态。
孝感地委除了抓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试点外，还在地、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32个运动的试点。从1966年6月至9月，仅4个月时间，孝感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使许多人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据开展运动的3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统计，共2135名干部职工参加运动。其中，有25名领导干部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129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冲击。据初步统计，全区在“文革”期间被查抄的统战对象750户，被查抄的黄金17 300克，白银2100克，银元48 400枚，文物和衣物25 000件，现金、存款及国债券25万元。孝感地委针对红卫兵在“四旧”中出现的越轨行为，于1966年9月30日，向全区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关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具体内容：关于游街和抄家的问题；关于清查出的财物如何处理问题；关于破“四旧”的问题；关于从事迷信行业人员的安排问题；关于和尚、尼姑、道人的安排问题；关于在机关干部家属中清出的五类分子还乡的问题；关于借“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问题。地委强调指出：“整个运动首先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处理。要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砸、抄、捆、跪、戴高帽子游行等非法斗争。要保护各种建筑物、文物、古迹和无反动政治内容的商标图案等”。各地通过贯彻地委的意见曾一度制止了游斗、抄家的错误做法。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五一六通知指出，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克服这种所谓“阻力”，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再次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再次强调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10月中旬，孝感地委召开5000人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安排开两至三个月，在地、县领导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重点解决地、县领导干部的问题。在动员大会上，地委主要负责人代表地委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检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会议自始至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十六条》为武器，‘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把问题揭深、揭透、揭彻底。把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地委还检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存在的问题：一是领导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跟不上群众的要求。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按老规矩办事，框框多，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高潮起来以后，又有些放任自流，该说的不敢说，该管的不敢管。二是具体政策界限掌握不够。出现一些错斗、错游街、错抄家、整死人的现象。地委号召广大群众敢于“炮打司令部”，各级领导干部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判，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引火烧身，自我革命。会议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文革”斗争的矛头由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移到各级党政组织领导干部，最后发展到1967年的“全面夺权”，使全区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
此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派亲信混在南下串联的学生中来到武汉，大肆煽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泛起，学生中的串联活动迅速蔓延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武汉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在武汉的影响下，孝感的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966年12月上旬，孝感地专机关干部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东风地专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近2000人；另一个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简称“捍卫总部”，共480人。紧接着在孝感师范、孝感高中两所学校，由学生自发组织4个造反组织。孝感师范有两个：一个名为“新东师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新联委”），共852人；一个是“新东师井岗山总部”（简称“井岗山”，共223人。孝感高中两个：一个是“新东高革命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共666人；另一个是“新东高六·一三总部”（简称“六·一三”），共280人。在机关干部、学生成立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地专厂矿的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了两个工人造反组织：一个是“地专革命工人联合指挥部”（简称“工人指挥部”），共1200人；另一个是“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色工人”），1000人左右。以上8个群众造反组织的成立，在全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各个行业、部门、单位都相应成立了各种名目的群众造反组织。此时，混进造反组织的极少数坏人趁机兴风作浪，他们与武汉地区的造反组织的头面人物密谋策划，上下串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冲击党政机关，到处揪斗领导干部。当时，社会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泛滥，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受到诬陷和迫害，挂牌游斗盛行，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被非法关押，有的还被开除党籍，全区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966年11月下旬，地直机关少数干部起来造地委的“反”，在地直一些单位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战斗队，把矛头直接对准地委领导干部。他们“造反”的理由是孝感地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50多天里，错误地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打击群众，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把一些群众打成“黑帮”、“反革命”，错误地进行批斗。中央十六条公布后，地委根据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对在运动中错误整群众时地委领导人的讲话、文件以及机关干部的笔记本，一律限期销毁处理。地直机关造反组织中的一些人和在运动中挨过整的干部，借机抓住地委处理文件材料的问题，批判地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贴出炮轰地委领导人的大字报，找地委领导答辨，召开批判大会，揭发地委所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幕，使地委领导干部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1966年12月4日，“捍卫总部”率先起来造地委的“反”。他们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表示要同地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多次召开揭发控诉大会，批判地委主要负责人。12月31日，他们强占《孝感报》社办公楼，封闭《孝感报》，加剧了全区混乱局面。1967年1月，“捍卫总部”等造反组织以查抄所谓“黑材料”为名，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非法查抄领导干部的家，戴高帽子游斗领导干部，随意开除党员干部的党籍和团员的团籍。1月15日，“捍卫总部”以地委隐藏“黑材料”为由，召开1000余人的大会，批斗地委书记赵家驹等领导干部，并当场随意宣布开除赵的党籍。据统计，当时全区被群众组织开除党籍500余人，其中地直机关34人。地直机关共有57名领导干部的家被造反组织查抄，30多名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斗，3人被绑架软禁。2月13日，“捍卫总部”等造反组织联名召开大会，把已调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和湖北省副省长赵修（原孝感地委书记）从武汉揪到孝感批斗。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全盘否定湖北省委的工作，诬陷湖北省委“招降纳叛”，诬蔑湖北省委是个“黑省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提出要彻底砸烂湖北“黑省委”，孝感“黑地委”。从此，全区批斗面越来越大，从批斗省、地领导干部发展到批斗县、区、社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秩序大乱。
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意的行为，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绝大多数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机关是错误的，表示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抱有怀疑。
“文化大革命”向工农业领域扩展。孝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只是在文教卫系统、党政机关进行。1966年8月8日，党中央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十六条。毛泽东先后数次接见几百万师生和群众，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南下到武汉串联。随后，北京、武汉的学生串联到孝感。在学生串联的影响下，孝感的工矿企业、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展开。1966年11月，地区电力公司工人到武汉观看大字报，回厂后3名工人向公司领导贴出大字报，反对在对待青工和合同工用工上的不合理旧制度，受到公司领导阻拦。公司部分工人在外地红卫兵纷纷来孝感串联的影响下，29名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发表宣言。战斗队成立后，分别到地区钢犁厂、地区印刷厂、地区大修厂去串联发动。不久，这三个厂也相继成立了战斗队。后来，这4个单位180余名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红色工人司令部”。“红色工人司令部”的成员分别到地直厂矿企业和部分县的工厂串联，组成“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下设10个造反兵团，1个直属司令部，共330人。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成立后，一些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处“造反”，批斗厂内的当权派，批判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反对合同工为名，要求政府增加工人的工资和高温补助，合同工的工资同正式工一样，家在农村的工人强行把家属户口迁入城镇。如果达不到要求，就停工停产，给企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孝感城镇的工人“造反”浪潮，直接影响到全区广大农村。1966年8月，孝感全区农村也普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区、公社、大队都分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和“农民造反”组织。这些组织以大破“四旧”为突破口，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为名，到处乱造反。在破“四旧”中，他们自认为那些带有资本主义、修建主义色彩的旧地名、旧街名、旧商店、旧徽记的名称应统统更改过来。当时（1966年8月28日），孝感地委、孝感专员公署按照红卫兵组织在扫“四旧”报告中的要求，报经上级批准，将孝感地委、孝感专署改名为东风地委、东风专署；同时将孝感县改名为东风县。直到1969年3月才恢复原“孝感”地名。孝感更名后，全区许多区、公社以及农村大队也随着更改名称。此时，孝感城乡出现一股更名风。更名风过后，紧接着红卫兵在农村进行打泥菩萨、毁土地庙、废祖宗牌，烧宗族家谱、田地契约和书画等活动。据云梦县初步统计，红卫兵在扫“四旧”时，烧毁旧书籍9万余册、家谱3万多斤，打掉泥菩萨1万多个，拔掉神柜2万多个，撕掉旧对联2万多张。在打击所谓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方面，农村社员的自留地、搞单干副业和在外经商的社员都受到冲击。有许多地方的副业单干纳入了集体，在外经商的“自由人”回乡参加了集体劳动。社员的私人船只、渔网、板车等副业工具都作价入了社。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伤害了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感情。据全区受冲击比较严重的23个大队调查，运动中被戴高帽子游街70人，抄家208户。有的地方还采用了捆绑吊打、“拔胡子”、“晒太阳”、“喝北风”等8种刑罚。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农村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22 437人。其中，造成冤案428件，致死人命167人。
孝感曾是湖北省委社教和“四清”运动的试点，由于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不少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在“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一些人，趁机起来“造反”，他们找地委、县委领导干部，提出要揪“四清”工作队队员回到原“四清”运动的社、队作检讨和接受批判。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由造反组织派出代表到省政府谈判。会后还散发了《谈判纪要》，规定“四清”工作队组长以上和有“严重错误”的工作队员要回去检讨。随后，从汉川、黄陂刮起一股揪“四清”工作队的歪风，这股“风”波及到其他县。当时，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被揪到他“四清”运动蹲点的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批斗；原孝感地委书记赵修到他“四清”运动蹲点的卧龙公社群益大队接受批斗。据统计，全区共有500余名“四清”工作队干部被揪斗，受到错误批判。
二、孝感动乱不断升级
“夺权”风暴席卷全区。1967年1月，在上海1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孝感掀起一场由造反派篡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夺权行动。
孝感的造反派头头受省里朱鸿霞、胡厚民（朱系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系武昌造船厂工人，两人属“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头目、反革命分子）旨意，在孝感积极策划夺取孝感地委、专署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为了夺权，大肆宣传“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理论。大肆制造舆论，诽谤孝感地委是“黑地委”，煽动“就是要造这样黑地委的反”，“造反就是要夺权”。1967年1月18日，孝感的造反派头目王峰（系孝感地区电力公司工人）等人串联孝感城关地区厂矿企业和武汉地区红卫兵组织驻孝感联络站等14个造反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东风地区临时联合指挥部”，王峰任总指挥长。这个造反组织既有干部、工人、农民，也有学生、教师。王峰的造反指挥部成立当日，发出《告全区人民紧急呼吁书》，宣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责令地、县委中所谓“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必须立即从地下黑窝里爬出来，立即回到原工作地点，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监督、批判和斗争”。这一《紧急呼吁书》发出后，地直党政部门17个单位被夺权，各县党政机关也随即被夺权，有些县的县委、县人委的印章被封存。“造反指挥部”实际上取代了地委、专署，使地、县党政领导干部挨批斗，“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组织的监督。地、县党政机关停止工作，陷入瘫痪。在很短的时间里，孝感从上到下，从地、县领导机关到区、社各部门、各行各业，掀起一股“全面夺权”风暴。
“打倒一切”与社会大动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朱鸿霞、胡厚民等炮制的《二八声明》引发“香花”和“毒草”两大派的辨论与武斗。孝感的“捍卫总部”、“红色工人”等4个造反派组织首先积极拥护《二八声明》，称《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他们把反对《二八声明》的群众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一夜之间砸掉32个所谓“保”字号群众组织。还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冲击政法机关和军管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2月24日，专署公安机关军管会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武汉军区《严正声明》，宣布解散“捍卫总部”及其所属组织，逮捕了其中的6名骨干成员；后又宣布解散“红色工人”及其下属组织，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有效地稳定了全区局势。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社论提出要坚决回击“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6日，林彪等炮制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命令提出要保护造反的各种群众组织，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等等。这个命令给支左工作带来困惑。孝感地区开始出现的稳定局势又出现反复。5月上、下旬，“红色工人”和“捍卫总部”两个造反组织重新恢复。王峰等人又跳出来“造反”，他们按照林彪制造的所谓“二月逆流”和提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党乱军纲领，与武汉的朱鸿霞、胡厚民相勾结，四处活动，到处串联，又在全区制造动乱，刮起了“落实军委‘十条命令’，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他们提出要为“捍卫总部”翻案，为武汉“工人总部”翻案，公开把矛头指向军分区、人武部和支左部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部队领导人，抢走枪支弹药和机密材料的事件迭起。8月11日至12日，孝感城区6个造反组织以“武装造反派”为由，与武汉造反派组织配合，连续两次冲击孝感军分区和孝感县人武部机关，围攻威逼军队领导干部，抢劫武器弹药，共抢走各种步枪631支，手枪3支，冲锋枪19支，轻机枪11挺，重机枪1挺，大炮2门，子弹484箱。当月，大悟县人武部武器仓库的枪支、弹药也被抢劫。这些枪支弹药流散社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患。此后，在武汉“七二○事件”的影响下，孝感进一步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从军分区领导机关到县人武部普遍被砸。许多军队负责人被批斗和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的人武部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连长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据初步统计，孝感全区从武汉“七二○事件”至当年年底，地、县共发生大型抢枪、武斗事件21起，酿成多起流血惨案事件。造反派组织抢夺驻军和人武部枪支1690支，子弹594箱。他们在武斗中造成人员伤亡2087人，其中死亡123人，致残96人。
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军队安全的动乱，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多数在运动初期被卷入的群众，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他们并不赞成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左行为，以后纷纷离开造反队伍。
全区武斗事件日趋严重。造反派头目王峰等人结合到地区革委会后，凭借他们在革委会窃据的地位，继续制造新的事端，把已经稳定的局势再次搞乱。地区革委会仅成立1个多月，他们又在全区掀起所谓“三反一粉碎”（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粉碎右倾势力）活动。到处宣扬江青关于“目前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的谬论，煽动说“走资派还在走，‘二月逆流还在流’，右倾的根子在地区革委会，在军分区”。提出要“明揪顽固‘走资派’，暗揪‘军内一小撮’”，鼓动群众再次杀向社会。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时间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孝感地区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4月，孝感城关地区造反派组织在“三反一粉碎”中，成立了所谓武斗“火线指挥部”和整干部群众的“保卫三红指挥部”。全区再次出现揪斗、抄家的混乱局面。各级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广大干部、群众遭到迫害。5月，“保卫三红指挥部”为了整与他们观点不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孝感高中办所谓“学习班”，不分白天黑夜地抓人审讯。被非法关审的有地、县革委会负责人，有军分区和县人武部领导干部，还有党员、干部、教师、工人和农民等。据统计，在近3个月内，被关押审讯的达500多人。其中，300多人被打伤，有的终身致残，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5月下旬，孝感城关地区造反派组织为了武装自己，进行大规模抢枪非法活动。他们连续两次组织10多辆汽车，200余人抢劫孝感县某地战备仓库手榴弹500余箱，共10万余枚，致1人死亡，肖港、白沙、邹岗、车站4个区邮电通讯中断达5天之久。手榴弹流入社会后被用于派性武斗和宗族械斗，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
1968年6月27日，孝感城关地区造反派组织之间在夺权、掌权问题上发生纠纷，组织千人以上真枪实弹武斗队，在地区大修厂发生一起大型武斗事件。在武斗中打死5人，打伤13人，其中致残5人。还砸毁机器，破坏厂房，赶走职工和越南留学实习生，致使工厂停工停产67天，造成经济损失16.5万元。这次武斗事件波及到各县。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使各县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县又连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劫、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等恶性事件。在半年多的时间，全区共发生13起抢枪事件，大型武斗27起，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造反派大搞武斗的行为，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和怀疑，广大人民群众期望党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加以制止。
孝感军分区及驻军“三支两军”。在全国混乱局面日益加剧严峻形势下，鉴于全国各地无政府状态日趋严重，打、砸、抢、烧不断升级，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支左任务，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这种状态加以约束，维护地方社会秩序。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孝感军分区、各县人武部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两级军区的部署，介入孝感地区“文化大革命”，受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3月，根据两级军区（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的指示，为了加强对支左工作的领导，成立东风地区驻军支左工作领导小组，由驻军军长方铭任组长、军分区司令员傅庞如、政治委员司鲁民任副组长，下设秘书、接待、干部等组。1967年12月30日，经湖北省军区批准，支左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由军分区司令员朱俊功、驻军司令部处长高文举、分区政治委员司鲁民、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段伯芳、分区副参谋长戴祖彭等5人组成东风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朱俊功任组长，高文举、司鲁民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支左办公室，段伯芳任主任，负责支左的具体工作。办公室下设秘书、宣传、接待、调研等4个组共22人。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分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两级军区的部署，陆续撤回“三支两军”人员。到1974年3月22日，除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书记王德清外，全部收回部队，“两支两军”办公室也随之撤销。
1967年2月，军分区机关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负孝感地区“三支两军”的繁重任务。先后派出“三支两军”人员260人，其中支左89人，支工79人，支农46人，军管25人，军训21人。遵照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对银行、机要、通讯、仓库和重点目标等要害部门实行看管。1967年2月，派出干部战士48人、民兵103人，对32个仓库、9个银行、1个邮电局实行看管，帮助这些单位维护秩序，保卫国家财产安全。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风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军分区副司令员范世杰任主任。办公室下设政工、秘书、生产等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地委、专署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临时指挥协调全区各项工作。
1967年5月15日，经湖北省军区党委决定，成立东风专署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取代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行使地方政权，临时由军队指挥全区工、农业生产等工作的进行。由分区司令员傅庞如任指挥长，分区政治委员司鲁民任政委，驻军副参谋长梁仁魁、分区副司令员范世杰、专署副专员谷涛任副指挥长，群众造反组织7名代表参加指挥部。指挥部下设政治部、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工业交通办公室、文教卫办公室、财贸综合办公室。东风专署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军分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区工农业生产及财贸、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工作。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被冲击瘫痪，由造反派组织“红色工人司令部”、“七一公社”、“井冈山”等组织取而代之。全区又陷入极度混乱局面。在此情况下，广大“三支两军”人员仍然坚守岗位。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指示精神，及时进行研究，与驻军协商联系，安排军管力量。为了把军管工作搞好，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1名领导干部负责，组织力量具体抓军管工作。对当时应该接管的地、县银行、重要仓库、邮电等单位进行接管，使其不受冲击和抢劫，不出现重大意外事故，确保党和国家及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1967年，全区从专直一些单位到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发生武斗、抢劫事件。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军分区及各县人武部遵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关于停止和制止武斗的《七三》、《七四》布告，全力以赴，共派出宣传队4440个，宣传车96辆，深入到城镇、农村、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进行全面宣传，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军分区和县人武部领导分别深入到重点单位亲自向群众宣讲布告，找造反派组织头目单独做工作，教育争取受蒙蔽的群众。举办各派头目学习班，煞住了抢枪、武斗的妖风。各个造反组织主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班子，上交武器弹药，稳定了社会秩序。
1968年2月，东风地区“捍卫总部”、“红色工人”和“六一三”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保卫三红火线指挥部”，架空革委会，乱抢枪，挑起一系列武斗，搞一派掌权。为达到这一目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军分区政治委员司鲁民，并游斗殴打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支左办公室主任段伯芳。在此情况下，军分区领导始终坚持原则，没有动摇，没有屈服，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揭穿坏人的阴谋活动。9月，孝感军分区和驻孝部队对支左领导力量进行重新安排。在支左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专直27个重点单位，大力宣传贯彻湖北省革委会《七七通令》和《九六决议》。开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讲削平“山头”的好处，摆跨行业造反组织的危害。充分发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彻底收缴武器，解散武斗班子，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全国开展了“斗、批、改”、“一打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孝感军分区的“三支两军”人员同地、县革委会一道参与领导“斗、批、改”等各项工作。特别是结合在地、县革委会的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军代表，在特殊条件下起着稳定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军分区和驻孝部队共组织宣传队975个，7116人。其中干部1679人，战士5437人，进驻184个单位。
孝感军分区从1967年3月到1974年3月，先后派出数百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他们在社会动乱中，临危受命，在工作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重大使命。许多指战员深入工矿企业、广大农村，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顶住各种压力，坚守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制止武斗中，有的挨打受骂被围攻，有的被挂牌游斗。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不乱抓人”的“四不”规定。不少支左干部被揪斗、被抄家、被打致残，仍以一身浩然正气和无私奉献，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在革命大联合中，他们不顾各种辱骂，坚持做艰苦细致劝说工作，促团结，搞联合，平息混乱，稳定局势。他们不怕戴“保皇派”、“保皇兵”帽子，保护大批地方干部，及时解放大批领导干部。“三支两军”人员介入地方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贯彻执行一些“左”的方针。支左初期实际上是支持派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在实际工作中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各级革委会班子中的军代表，不熟悉地方工作，不懂生产规律，没有经验，搞了一些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