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实行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正当一小撮帮派分子大肆反党乱军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治乱的时候，1967年11月，武汉军区调朱俊功到孝感任军分区司令员，着手进行孝感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地、县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组建，筹备成立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朱俊功到孝感后，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鲁民一道，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的指示，带领“三支两军”人员，先后组织1146个宣传队（组），共5692人，分别深入到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农村宣传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大联合、消除派性等一系列指示精神。为了消除派性的干扰，把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集中到省城办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抓好斗、批、改”和消除派性的谈话精神，做各派组织头头的思想工作，进行“斗私批修”，开展谈心活动，各自作自我批评，启发各派人员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求同存异，搞团结、促联合，做真正的革命派，为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找两派组织的主要头头做工作，“解放”了原孝感地委代理书记赵家驹。随之，地、县一批领导干部也被“解放”。经过近两个月筹建准备工作，孝感城关地区工人、学生组织基本实现大联合，为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结合”的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近两年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1968年1月28日，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东风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地区革委会成员按照中央提出的“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组成，革委会委员共87人，其中，常委23人。地区革委会下设四个办事机构，即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正副主任兼任四大组组长。每个大组下设若干小组，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参加“三支两军”的军分区机关干部都参加到办事机构中任军代表。地区革委会代行地委、专署工作职能。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向全区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地区革委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1968年1月，孝感、安陆、大悟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汉川、云梦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汉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9月，应城、应山、黄陂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至9月底止，全区91个区、镇（场）、518个公社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县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但是，在总的“左”的方针影响下，工作中不可避免产生缺点和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对地方工作并不都熟悉。参加地、县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特别是结合到革委会一些搞帮派的干部和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不安定因素。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

1971年3月，孝感地委恢复，党政领导机构从此分设，地区革委会成为政权机构。1972年12月，地区革委会“四大组”撤销，所属的办、委、局相继成立，地区革委会工作机构逐步健全。到1976年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委、局45个，基本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机构相等。

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曾作过调整。1970年1月朱俊功调离，由孝感军分区政委王德清任革委会主任。从1968年4月至1974年1月，陆续增补了21名军队、地方领导干部（军队干部7名，地方干部14名）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0月，撤销“文革”中产生的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湖北省孝感地区行政公署（简称孝感行署）。

制止武斗蔓延的强制性措施。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禁止抢夺武器的布告，要求各派“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省革委会据此精神，下发《七七》通令。地区革委会在孝感军分区及驻孝部队的协同配合下，随即制订贯彻中央布告和省革委会通令的具体措施，要求在7天之内，限令全区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地区革委会同支左部队密切配合，组织4400多个宣传队，90多辆宣传车，深入到全区城镇、农村展开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动员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这一行动受到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在开展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地区革委会对问题多的重点单位（地区钢犁厂、孝感高中、孝感师范、孝感报社、建设银行中心支行、财税局、商业局、工业局、电影公司、京剧团、物资局）派宣传队进驻。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省关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布告和通令。地区革委会主要领导深入到重点单位，向群众宣讲布告，举办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学习班，开展学习检查，签订停止武斗、上缴武器的协议，主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班子，上交武器装备，煞住了武斗、抢枪的妖风。据军分区统计，各种枪支收回达107.7%（含外地流入），各种炮收回达86.4%，手榴弹收回46%，子弹收回77%，较好地制止了武斗事件发生。孝感的局势渐趋稳定。

二、“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逐步展开。1968年7月，地区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的批示，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座谈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湖北省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会议纪要，部署在全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孝感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首先是从机关、厂矿企业、学校、文艺团体开始的。8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的意见和中央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校的通知》，地区革委会首批组织3400多名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文艺团体等上层建筑领域340个单位，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随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全区农村普遍展开。全区又组织13万余人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农村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当时，贫宣队进驻农村生产大队2949个，占全区大队总数的59.1%；进驻生产小队20 025个，占全区小队总数的55.8%。贫宣队进驻这些单位后解放了一批农村大小队干部，基本上克服了进驻单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但在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发动群众搞所谓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造成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紧张，也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全区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误定为“地、富、反、坏、右”分子5554人，定为“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分子”2565人，定为“投机倒把分子”19 524人。错整了一大批人，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

12月8日，地区革委会组织原地专一级单位和二级单位1500名干部按班、排、连建制，分别下到黄陂县梅家山、孝感县东山头、应山县徐家河集中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经过“斗、批、改”解放了大部分原地直机关赴这三地斗批改的干部，部分回原单位。另外，将581名干部调到东山头五七干校继续搞“斗、批、改”和参加劳动。当时，全区地、县、区三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近1万名干部到农村集中搞“斗、批、改”。林彪事件发生后，“斗、批、改”便很少再被提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高等院校连续几年停止招生，工厂、企业不招工，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滞留城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到1968年，全区积压在校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达4.66万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一全国性的问题极为重视。1968年7月以后，先后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指示。9月28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组织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示》，对1966年、1967年、1968年3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提出原则意见，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特别要注意组织毕业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地区革委会按照省革委会提出的要求，及时制定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方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出了工作方针和政策规定。各县都很快作出工作部署，分别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翌年2月底，全区有4.66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每年都有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区共有7.26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3年11月，孝感地委按照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全面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精神，全区抽调了1240余名干部，组成90个工作组，深入基层，逐队、逐点、逐人的调查访问，对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为了进一步贯彻好省委的通知精神，地委于11月27日向各县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提出6点要求：（1）各级党委要把检查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党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要挂帅上马，县、区、社、大队的专班要落实；（2）要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统筹解放”指示，做到边宣传政策，边发现问题，边解决问题；（3）抓紧下乡知识青年的调点集并工作；（4）要严肃处理摧残、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案件，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5）县、区、社、大队要组织专门力量，对历年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经费和木料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理；（6）通过检查，各地都要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一批先进典型。

《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重要指示后，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留在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积极报名上山下乡，表示到农村去，与广大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74年9月27日，孝感城关地区召开2万人的群众大会，欢送城关地区661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批知识青年分别奔赴孝感县涂巷、邹岗、花园、白沙、肖港、祝站和应山县陈巷等区的部分社队插队落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为了推动全区知青工作健康发展，表彰先进，1975年2月25日至3月3日，孝感地委、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有农村公社、大队安置单位和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有城镇街道、机关、学校动员单位和带头送子务农的家长代表；有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的代表；还有各县、地直有关单位的代表和负责人，共858人。地委、地区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军分区和驻军首长，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地委副书记熊振华作了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夺取坚持乡村的胜利》的报告。熊振华在报告中说：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几年来，我们地区有9万多名（其中，武汉6.4万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全区有130人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3万人加入共青团，1900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并涌现290个先进集体和1900名先进个人。大会期间，离休老红军廖盛敬和战斗英雄赵毛臣作了革命传统报告，使代表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决心像革命老前辈那样，“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参加大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了向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发出的倡议书。

1977年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中学的扩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越来越少，在农村的知青逐渐返城工作。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农村落后的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影响。知识青年大批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的家长以及部分地区农民加重了负担。

精简机构与干部下放劳动。在“斗、批、改”阶段中，孝感地委、地区革委会还开展了精简机构和干部下放劳动工作。1970年5月，地区革委会组织地直机关、事业单位400多名干部下放到汉川、孝感两县农村插队落户。地区革委会为首批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举行了欢送大会。在地直机关的带动下，各县相继组织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601人下放农村插队劳动，1471人到县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

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或在地、县五七干校劳动，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这些干部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之外，耽误了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一定的损失。

1972年9月，孝感地委、地区革委会遵照毛泽东关于“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的指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按照《省委、省革委会机关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的精神，本着“精兵简政”和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原则，对地委、地区革委会直属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地区革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新组建地委、地区革委会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青妇联合办公室、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卫办公室、政法办公室、计划委员会和32个局（委）级单位。总编制910人（其中：行政830人，事业55人，企业25人）。总编制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原地专机关1293人减少30%。

机构设置基本与省对口。新组建公安局、法院、劳动局、物资局；统战外事组改为统战外事办公室，基建局改为基建委员会，科技局改为科技委员会，燃化局改为燃化冶金局，工业局改为机械电子工业局；民卫分开，设民政局、卫生局，文教分开，设文化局、教育局。所设办公室是地委、地区革委会的综合办事机构，承办各部、室、委提交地委、地区革委会审定的事项。其他各部、室、委属于战线归口的办事机构，对归口各局（委）的党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电信局、气象台、人民防空办公室由地区革委会、军分区双重领导，以军分区为主。

制止所谓“反复旧”运动。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后采取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全区的局势逐渐好转。但造反派对此强烈不满，认为上缴武器是打击造反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混淆“左派”和“右派”，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复旧，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孝感的少数造反派头头在省、武汉市造反派坏头头的指使下，密谋策划开展“反复旧”运动，将矛头直指地、县革委会，企图重新打倒结合进入地、县革委会的领导干部，进一步制造社会动乱。

孝感的“反复旧”歪风是从武汉刮过来的。1969年3月至5月，武汉的胡厚民、朱鸿霞等为了进一步夺取湖北省党、政领导权，凭借他们取得的地位和权力，密谋把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次打倒，在湖北省、武汉市策动了错误的“反复旧”运动。1969年4月7日，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峰等人在孝感城区街头贴出第一张鼓吹“反复旧”的大字报，宣扬“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等谬论。诬蔑安排地、县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是“复旧”，是夺了造反派的权，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煽动要重新把权夺回来。公开把予头指向地、县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使一些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因此再次受到迫害。5月15日，王峰等人纠集同伙，召开1000余人的“反复旧誓师大会”，并组织火把游行，表示“反复旧”要继续大干特干，要把“反复旧”斗争进行到底。号召造反派要坚持斗争，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要“夺回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造反派的鼓动下，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冲向社会，使刚刚好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再次被打乱。

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批评武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其大方向是错误的。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地区革委会及时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重要文件精神，做好处理“反复旧”问题的工作，才使“反复旧”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稳定了局面。

三、全区党组织的恢复

开展整党建党活动。整党建党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开展的一次党的建设运动，是“斗、批、改”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任务。

党的“九大”以后，1969年11月，根据中央和省革委会的统一部署，地区革委会决定在全区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制定了《关于在全区开展整党建党的工作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明确提出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目的、方法和步骤。强调要按照中央下发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要求进行。要把“50条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思想作为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方针。要求必须加强领导，重点抓好思想整顿。要发动群众，坚持开门整党，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落实好党的政策。在整党中各单位必须采取“大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的方式发动群众。做好“吐故纳新”工作，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

孝感的整党建党工作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试点，分三批开展。整个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武装思想。传达贯彻中央、省关于整党建党的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和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着重批判“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等。第二阶段是进行开门整党，“斗私批修”。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法，发动群众评议党员。采取个人检查、小组评议的方式逐一过关。第三阶段建立基层党组织，搞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第四阶段检查验收。在学习整党建党“五条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民主验收，然后由整党建党办公室派人逐单位进行检查验收。

为了解决整党建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70年5月6日，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全区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共514人参加。会议用毛泽东的整党建党思想对照检查本单位整党建党工作的优缺点，学习北京“六厂二校”和本省“六厂一校”整党建党的经验，总结前一段试点单位整党建党工作的经验，查找不足和差距。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新党章（指九大修改的党章）；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严肃执行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吐故纳新”工作；加强领导，善始善终地搞好整党建党工作。

孝感的整党建党工作从1969年冬到1971年春基本结束。经过一年多对党组织的整顿，全区有11万名党员参加了整党建党活动，重建基层党支部6100个，410个基层党委经过整顿正式恢复。在整党建党中，全区发展新党员9767名，处理党员425人。

在这次整党建党中，由于在“左”的方针指导下，特别是受派性的影响，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使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吸收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具备党员条件。这次整党建党虽然执行了“左”的方针，但毕竟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城市街道等单位重新建立了党组织，恢复了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全区局势，推动当时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孝感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狂潮的冲击，地区党政机关工作陷入瘫痪，地、县委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停顿长达4年之久。后经过整党建党，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基层单位都分别建立了党委和党支部。1970年4月，地区革委会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全区9个县在4月中旬相继成立了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7月至1971年2月，有8个县分别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机构。以上工作为召开孝感地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1971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孝感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孝感城关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80人。其中，工人58人，占10%；农民267人，占46%；解放军75人，占13%；干部151人，占26%；知识分子和其他29人，占5%。他们代表全区11万名党员参加孝感地区首届党代会。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王德清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回顾了全区 “文化大革命”以来孝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地区革委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报告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深入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运动，做好各项战备工作；“斗、批、改”运动要不断深入开展。报告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发挥全区人民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1971年的工作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大会经过代表酝酿和协商，按照当时“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王德清、臧成德等39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孝感地区第一届委员会。

4月18日，中共孝感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经过全体委员投票选举并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王德清、臧成德、尚经纬、熊振华、张德润（女）、王永堂、汪华富、冀振邦、李华杰为常务委员，王德清任书记，臧成德、尚经纬任副书记。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决定》。要求全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号召，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增强执行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强调从地委到每一个党支部，都要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县级党组织的恢复。地区党代会召开后，1970年7月至1971年5月，各县都相继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县委领导机构。1970年7月8日至14日，应山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应山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由7人组成，肖占辉任书记，何顺至、毛凤延任副书记。同年8月28日至9月3日，中共云梦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云梦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委5人，郭旺寿任书记、陈忠堂任副书记。中共汉川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70年12月26日至1971年1月2日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汉川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由7人组成，夏殿云任书记，吴树林、朱干生任副书记。1971年1月14日至17日，安陆县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安陆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委7人，徐宣任书记、范志东任副书记。1971年2月，大悟、应城两县分别召开党代会。大悟县于2月23日至28日召开中共大悟县第三届委员会，选出常委6名，陈显礼任书记，蔡绍涌、王世津、芦义贵任副书记。应城县于2月24日至3月1日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应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由7人组成，李满恒任书记，贲泽根、宿世礼任副书记。1971年5月20日至22日，孝感县第三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孝感县第三届委员会，选出常委7名，李凤鹅任书记，吴良刚、姚如贵任副书记。此外，黄陂县、汉阳县于1970年分别召开了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至此，孝感地委所辖的9个县委全部得到恢复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