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孝感同全国一样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孝感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需要重建各级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需要重建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需要重新振兴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等等。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后的头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共孝感地委在全区范围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整党整风，逐步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参与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并开始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在科教文卫战线进行拨乱反正，使全区的科教文卫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在经济领域开始注意纠正“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乱现象，把努力搞好经济建设放到重要位置，使孝感的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出现的徘徊局面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方才结束。
一、深入开展“揭批查”斗争
“揭批查”运动的全面开展。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激起一片欢腾。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割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看到终于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看到可以由此走向健康向上的新阶段，感到由衷的喜悦。10月23日，孝感城区3万多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同时，孝感所属各县也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从1976年10月中旬开始，中共孝感地委在全区城乡组织开展了一场揭批“四人帮”及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斗争。这场斗争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从1976年10月中旬到1977年4月上旬。这个阶段是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央1976年打招呼会议精神、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24号文件等，集中抓住“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问题向广大干部群众宣讲“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揭批“四人帮”斗争性质、意义的认识。在第一阶段，全区共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小声讨会、批判会21万多场次，参加者达900多万人次，在会上揭批发言的有96万多人次。其中，联系孝感实际，针对“四人帮”在湖北和孝感的帮派分子而召开的批判会100多场次，有50多万人参加。按照中央的部署，孝感还层层举办学习班，紧密联系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地直和各县一般都办了4至5期学习班，共有27万多人参加。在揭批查过程中，地区和各县还涉及到一些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一些问题。对其中问题轻一点的，在一定组织范围内进行解决，少数严重的进行了查处。这样，教育提高了大多数人，稳、准、狠地打击了“四人帮”的骨干帮派分子。
第二阶段是从1977年4月中旬到1977年1０月初。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7〕10号文件等，宣讲“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二），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彻底撕开他们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面目，同时继续抓紧清查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把揭批“四人帮”历史罪行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结合起来。1977年9月，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各县县委书记会。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在会上讲话指出：第二个阶段揭批查的重点单位，一是帮派势力比较集中的单位；二是调出、调入有问题的人的单位；三是前段清查工作抓得差的单位；四是较偏僻的地方；五是新成立的单位；六是代管单位。在第二阶段，各地继续采取办学习班集中清查同各单位揭发批判相结合、专班清查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共清出“四人帮”伸向本地的“黑干将”26人、帮派骨干分子126人、“跟着跑”的691人、受影响的653人（公社一级清出重点人193名），对“黑干将”中的10人实行隔离审查，3人实行停职检查；对120多名帮派骨干分子办学习班，弄清了他们的问题；对“跟着跑”和受影响的1344人，引导他们学习，进行帮教，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得到解脱。10月7日，孝感地委召开有30多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对已实行隔离审查的地区帮派头目王峰进行揭发批判。汉川、孝感、应城等县，也相继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帮派骨干分子进行批斗。与此同时，经上级党委批准，还对地、县委班子内极少数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分别采取了组织措施。
第三阶段是从1977年10月中旬到1978年底。主要是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宣讲“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着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批判，并根据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要搞到底》的精神，进一步抓紧搞好清查工作。为此，孝感地直机关于1977年10月27、28日两天召开党员大会，组织地直机关全体党员进行学习动员。随后，地委又于1977年11月3日、12月17日等时间多次召开揭批“四人帮”运动座谈会，交流各县情况，研究讨论搞好清查工作的问题。在第三阶段，地委和各县委通过多次分析排队，排出96个“揭批查”运动搞得差的单位，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措施。对其中6１个单位派了工作组，７个单位调整充实了领导力量，其余28个单位由主管的上级党委领导去帮助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提高认识。截至1978年12月中旬，在全区1344个公社以上单位中，有清查任务的单位共841个。除7个单位有个别人的问题在继续查证外，其余已完成清查任务；其中88个有清查任务的县团级单位，除云梦县有点煞尾工作外，其余的都基本完成清查任务。通过一、二、三阶段的清查，全区共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1703人，到12月中旬，有1690人的问题已经查清或基本查清，占99.2%；有1370多人在弄清问题之后，及时给予应有的处理或解脱，占有问题总人数的80%以上。按中共中央〔1978〕12号文件精神，这1370多人中属于一至四类人员的共343人：属于帮派骨干的2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25人，犯政治错误的204人，说错话办错事的112人。
1978年11月24日，孝感地区召开揭批“四人帮”运动座谈会。地委副书记、地委揭批查运动负责人谷涛总结了前段工作情况，指出全区有清查任务的单位基本完成了清查任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98%以上的问题基本说清或查清，80%以上的人在弄清问题之后，及时给予了解脱。被立案审查人员中，问题都基本查清，少部分作了处理。各县、区、社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全部调整出了领导班子，分别按党的政策作出结论和处理，从而纯洁了各级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摧垮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四人帮” 帮派分子夺去的那部分权利。那段时间里，在地委领导下，孝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一直把“揭批查”运动当作党的中心工作来抓，因此运动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有6条：一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联系孝感地区实际，把“四人帮”伸向孝感地县各级的“黑手”、几条联系的“黑线”、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步骤、“黑班底”，以及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应变措施和恶毒攻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攻击党和人民的反动言论及有牵连的人和事等等，都一一搞清楚。二是放手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强大的运动声势，使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三是运动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本着“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原则，认真做好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转化工作。四是各级党委把“揭批查”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孝感的地、县各级都相应成立了“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办公室下设运动组、情况组和专案组。地委副书记谷涛和组织部长刘仁甫分别担任地区一级办公室正、副主任。运动办公室不断总结典型经验，定期发出运动简报，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五是全区各级党委重视把开办学习班与群众性的揭发批判结合起来，搞清问题。六是把追缴“黑材料”作为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据1977年2月3日统计，全区追缴各种“黑材料”610件，包括反动传单、派性小报、挂号信件、反动诗词和记有“黑指示”的笔记本。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孝感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战线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逐步恢复起来。加强企业管理，整顿劳动纪律，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努力增产节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1976年底至1977年上半年的5个多月里，在缺煤、少电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逐月上升，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局面。1976年冬至1977年春全区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标准高、质量好、速度快，上“三治”工地劳力达102万多人。1977年的春耕、备耕工作，抓得早，抓得好，抓得主动。早稻温室育秧、尼龙育秧比往年多，有近70%的生产队建立温室，秧苗好，烂秧少。
总之，孝感地区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呈现出好的形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意义认识深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行动快，群众发动充分，学、揭、批、查都搞得比较好。但是，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当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少数地方和少数人认识不高，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学、揭、批、查一般化；有的领导不得力，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学、揭、批、查都搞得冷冷清清，有问题的人未触动，有的人甚至“捂盖子”，压群众。这些问题，都随着后来运动的深入，逐步得到解决。
整党整风运动。1977年5月，孝感地委根据党的十一大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有关精神，在全区范围内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组织发动了一场整党整风运动。“十年内乱”中，孝感地区深受“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影响，是“重灾区”。全区“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占全区党员一半以上。他们对党的基本知识、党规党法和党的优良传统缺乏了解。“文革”结束后，“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在一部分党组织和党员中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不少人头脑中“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很多党员、党员干部普遍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与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很不适应。因此，必须通过整党整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整顿好建设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为此，中共孝感地委发出文件（孝发〔1977〕21号），指出：结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是继延安整风以后，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各级党组织的整党整风，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特别是查清领导班子内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基础上进行。凡是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没有认真开展、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地方，先不要急于搞整党整风，但是也不能拖延时间。在整党整风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毛泽东建党学说和党的十一大文献及新党章为指针，把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编者注）的三项基本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一小撮帮派分子破坏党、瓦解党、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发动每个党员和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党内展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着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同时从组织上加以整顿和清理，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文件指出，整党建党中心任务是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解决思想不纯，就是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大搞结党营私，结帮篡党，伸手要官，唯权是夺等等罪行。肃清它在党内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文件要求整党整风运动中要把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培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文件强调：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健问题，就是要整顿好、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班子。（1）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准、配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二把手；（2）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敢干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作坚决斗争；（3）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不软、不散、不懒，朝气蓬勃，能打硬仗。
1977年5月12日，孝感地委根据湖北省委关于全党范围整党试点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组成20余人的工作组，深入应山县办整党整风试点。中共孝感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在关于整党整风试点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这次进行整党整风，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过整党整风，要使广大党员真正懂得“四人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造成危害的严重性；懂得立党为公，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不允许结帮营私这个基本的道理；懂得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这个党规党法；懂得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懂得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懂得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允许向党向人民要官要权；懂得共产党员必须遵守“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达到党章规定的五项基本要求。
9月28日，孝感地委又根据整党整风试点工作经验，对全区的整党整风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同时成立整党整风办公室，指导运动全面、健康开展。这次整党整风运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11月初开始至1978年11月结束。运动中坚持按照中共孝感地委关于整党整风文件要求，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恢复党的光荣传统。同时，通过整党整风运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党的各项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夺回被“四人帮”干将在全区各级组织中夺去的那部分权利，初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党组织和党员中的流毒和影响，为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运动是在“两个凡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未能冲破“阶级斗争”的精神枷锁，未能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因此，这次整党整风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大规模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党员干部的思想大解放。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地委的整党整风于1977年11月初开始，到1978年底结束。各县县委的整党整风，在积极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在1977年12月初进行。各县县委的整党整风结束后，又分期分批地开展公社党委的整党整风。这期间，地直和各县部、办、委和科局及工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又分期分批地开展整党整风。农村大队党支部的整党整风，是在1978年秋冬分期分批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各地各级党组织采取办党训班的形式，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党员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拨乱反正，纠正一些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经统计，从1977年到1978年上半年，地、县、社三级共举办党员训练班750期，训练党员14.7万多人次。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多次到试点县就整党整风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在运动全面铺开后，孝感地委多次召开有关会议。1978年8月29日至30日，孝感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切实把整党整风、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的工作抓紧抓好。地委书记臧成德、副书记熊振华等出席会议并讲话。1978年11月11日至17日，孝感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帮助地委搞好整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400多人。会议按照毛泽东历来提倡的方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县和各组还派代表给地委面对面提意见，整个会议开得团结紧张，生动活泼。
经过整党整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涌现出一大批好的典型。如孝感县周巷公社党委认真转变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汉川县榔头公社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带来面貌大变；应城县杨河公社下王大队党支部，进一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先后3次改变修建办公室的计划，把资金和劳力集中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上；安陆县委多次召开整党整风教育座谈会，推动运动深入发展，进一步弄清了真抓实干与执行政策、转变作风的关系。
在这次整党整风运动中，孝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还清出一批贪污盗窃、侵占集体财物、违犯财经纪律、克扣生产队资金、加重农民负担以及无视党规国法任意打骂百姓及采取其他非法手段整治群众的人和事。对这些清查出来的问题，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同时还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歪风以及“坑农”、“挤农”、“伤农”的现象予以坚决制止。
调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共湖北省委对孝感地委和孝感地区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任中林为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德清为孝感地委书记和孝感地区革委会主任。1977年9月，省委决定任中林调省委工作，王德清继续任地委书记，负责孝感地委的全面工作。1978年3月，王德清回部队工作，由臧成德继任地委书记。1978年10月16日，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撤销“文革”中产生的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湖北省孝感地区行政公署，张德润任专员。与此同时，孝感地委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影响。
孝感地委对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提出了几点要求：（１）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准、配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好一、二把手；（２）能够全面理解、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３）对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不干实事的人，要撤换下来。孝感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在1977年9月7日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说：“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哪里，就查到哪里。特别是领导班子内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坚决清查，不能心慈手软，不能留下隐患”。根据孝感地委的部署，孝感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清除“四人帮”帮派分子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展起来了。1977年９月，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查实原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省革委会委员王峰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经省委批准，于29日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后又根据有关法律将其逮捕法办。同年12月，孝感地委又撤销了参与帮派活动的另一名地委常委的职务。经过调整和整顿，地直机关和各县各级党组织撤销了一批帮派分子的职务，提拔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调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孝感地委很注意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在这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区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平均年龄较大，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太少。根据当时统计，地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57岁，正、副专员平均54岁，地直部、办、委正职平均52.2岁，各局正、副局长平均49.8岁，县级厂矿正副书记、正副厂长平均48.3岁。其中20%的人年龄在56岁以上，有的年龄超过60岁，有15%左右年老体弱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县、公社干部的年龄状况更为严重。这次调整后，各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都有所降低。
同时，孝感地委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6月，国务院下发10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同年12月，中组部下发组通字40号文件《关于加强老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都正式提出干部离休问题。孝感地委根据中央精神，及时加强老干部工作。（1）在地、县委组织部内设老干部科，专门负责管理老干部工作，各部门、各单位都配备专门干部负责老干部工作。（2）对年老体弱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同意离职休养；对少部分身体还很健康又愿意工作的老干部转为视察员，对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让老同志发挥其革命余热。（3）对离职休养的老干部落实政治和生活待遇。要求各级党委对这一批下来的老干部按照规定，组织他们看文件，听报告，参加必要的会议。在住房、用车、治病和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不低于同级现职干部的水平，某些方面还要从优照顾。（4）提高对老干部工作的认识。通过各种会议向社会宣传老干部的革命功绩。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又勇于拨乱反正，对于顺利地贯彻党的新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让老干部退下来度过幸福的晚年，这是各级党委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工农业生产、科教文卫事业的整顿、恢复和发展
科教文卫事业的整顿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孝感的科教文卫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由科教文卫战线开始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方面。1977年11月7日，中共孝感地委作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各级党委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这个《决定》是孝感地委在“文革”结束后发出的第一个有关科技发展的重要文件，对孝感的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促进作用。1977年12月24日至12月28日，孝感隆重召开科学技术大会。大会表彰了70个先进单位（集体）、51名先进个人。会议还讨论和修订了孝感《1978—1985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次会议后，孝感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978年5月19日至28日召开的湖北省科学大会上，孝感的地区农科所、安陆五七棉纺厂、汉川县人民医院等18个单位被评为湖北省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张宇学、杨焕钗、罗新民等21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表彰。
教育方面。1977年11月，乘全国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东风，孝感地区革委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全区高校招生工作。这次招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改变了“文革”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这是对学校招生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1978年1月4日至8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全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全区各地教育战线先进单位的代表；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中、小学教师；有从事业余和幼儿教育的先进工作者；有热心党的教育事业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会议给7个红旗单位发了锦旗，给11名先进工作者披红戴花，给20个先进单位和63名先进工作者发了奖状。会议指出：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在与“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学习他们无私无畏、坚决斗争的经验，学习他们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兢兢业业搞好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要大造人民教师光荣的舆论，动员广大教师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艺方面。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孝感的戏剧舞台空前活跃。仅在1978年1至4月份，全区9个专业剧团到工厂、农村、军营为军民群众演出1000多场，观众达200多万人次。粉碎“四人帮”后，上演剧目丰富多彩，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剧团经常上演的剧目就有30多个。其中有《蝶恋花》《江姐》《八一风暴》等现代剧目，也有《红灯照》《逼上梁山》《十五贯》《大闹天空》等历史剧目，还有一批孝感地区自己创作的剧目。这段时间里，孝感的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也有新发展。各地业余文艺宣传队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各地文化馆、站的文化干部深入社队，举办各种类型文艺训练班，培训了大批业余文艺骨干。群众性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等创作相当活跃。电影战线广大职工也取得显著成绩。1977年，全区各类放映单位共放映电影14 200多场，观众达1200多万人次。
卫生方面。经过整顿，卫生系统出现新气象。通过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钻业务、学技术蔚然成风，医疗质量、管理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地、县两级成立了医药卫生学会，组织了10多次专业学术报告会，参加活动的医务人员有2000人次。1978年11月，地区卫生局组成《孝感医药》编委会，不定期出版《孝感医药》杂志，交流医学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这期间，在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孝感还举办了泌尿、心血管、皮肤、妇幼儿童保健专业训练班，培训了一些人才。克丁病（俗称呆小病）的治疗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新的成就。1978年10月，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视察了大悟县吕王卫生院与花桥大队合办的克丁病治疗院。
工农业生产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孝感的工农业生产等经济领域，“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粉碎“四人帮”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孝感的工农业等经济领域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1977年1月30日至2月4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和全国工业学大庆筹备会议精神。1978年2月17日至24日，孝感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8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孝感地委副书记臧成德、熊振华、张德润等给两个大庆式企业、6个学大庆红旗单位、47个学大庆先进企业、44个学大庆先进集体和48名先进个人颁发了锦旗、光荣册、光荣匾。会议向全区工业战线发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书》。这次大会虽然仍带有“左”的倾向，但客观上促进了全区工业生产的发展。这样，通过揭、批、查和企业整顿、创建大庆式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使孝感的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7年，孝感的工业总产值超过年计划的13.2%，比1976年增长22.8%。在煤、电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经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战，提前一个月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25种主要支农产品和轻工产品，有18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13种产品产量比1976年增长15%以上。氮肥、柴油机、力车、棉布、卷烟、原盐、日用陶瓷等产品的增长幅度都在40%以上。1978年1至11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6.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其中，地、县工业总产值年计划5.3亿元，完成4.54亿元，占86%，比上年同期增长13%。当时规定的125种计划产品，到11月底止，有490型柴油机、粗铜、锰铁、动力插秧机、脱粒机、粉碎机、农用钢管、棉布、铁锅、炸药等49种产品，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氮肥生产，截至10月中旬，完成了省下达的8万吨计划。水泥生产6.9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5%。
农业方面。粉碎“四人帮”后，孝感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根据全国“三夏”会议和棉花生产会议精神，着重研究农业生产问题，讨论制定“晚稻赶早稻、棉花超历史、总产超规划”，夺取全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的具体措施。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期间，赵辛初还和孝感的有关领导一起深入孝感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听取孝感、云梦等县的情况汇报，并就有关工作进行指导。
1978年3月28日，孝感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五届人大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各地联系孝感实际，大办农业，为高速发展孝感农业、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贡献力量。为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发展，1978年7月15日，中共孝感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湖南省湘乡县委减轻农民负担报告》的精神，向全区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地委还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6条措施。这些措施对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业生产起了较好的作用。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孝感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措施。主要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好“一水二肥三土四改”。一水，就是完善水利设施，扩大蓄水量，做到能抗能排，降低地下水位，提高抗灾能力。仅1977年，孝感就增加蓄水量7000万方，扩大旱涝保收面积16万亩，改造冷浸田14万亩。二肥，就是发动群众，广辟肥源，大积农家肥，提高草籽绿肥的鲜草产量，抓好氮肥和磷肥生产。三土，就是治山、治岗、治湖，扩大耕地面积，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改造低产田。1977年孝感平整土地10万亩，改造低产田11万亩，坡改梯4.2万亩，旱改水2.5万亩，园田化38万亩。四改，就是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温室无土育秧，改革耕作制度。全区单（单季稻）改双（双季稻）由1976年的300万亩扩大到320万亩，两熟改三熟由40万亩增加到70万亩。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孝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7年，孝感的农业战胜了多种灾害，仍夺得较好收成。296万亩早稻丰收，总产比上年增产1成左右。棉花、生猪产量比上年增长，社队企业收入和多种经营都有增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78年，孝感地区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干旱，其降雨量之少，干旱时间之长，受旱面积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尤其是7月份以后，由于长时期的晴热高温，蒸发量大，造成全区绝大部分塘堰干涸。57条大、小河断流，29处大、中型水库只剩下少量死水。全区560多万亩水旱作物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有200多万亩晚稻无水抢插，有3000多个生产队、40多万人连吃水都有问题。面临严重的干旱，在湖北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孝感党政军民、城乡上下，各行各业总动员，树立抗灾夺丰收的坚强信心，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搬大水，抗大旱，与旱魔进行顽强的搏斗。全区投入抗旱的劳力120多万人，电机12万千瓦，柴油机42万多马力，水车6万多部，水桶20多万担。人力、机械齐上阵，男女老少都参战，千方百计，广辟水源。搬江水，抽库水，挖泉水，拦河筑坝1万多处；开挖延伸渠道3300多条，长达2200多华里；打井、挖泉、掏沙垱18 000多个，共搬、提、引水20多亿立方，相当于当时孝感全区水库、塘堰蓄水能力的总和。这年的秋播也是在连续大旱的情况下抢播的。该年的夏粮播种面积完成260万亩，比上年扩大40万亩，其中小麦扩大16万亩。油菜完成48万亩，也比上年有所增加。
各级领导身先士卒是孝感地区战胜大旱的关键因素。1978年，在孝感的抗旱斗争重要时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副书记王群、任中林等，亲临孝感抗旱斗争第一线，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搬大水、抗大旱的方案，及时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并到旱情最严重的地方，慰问基层干部和群众，同群众一起抗旱。孝感的地、县、社各级领导干部，在旱情紧张的关键时刻，都深入到旱情重、困难大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次抗旱斗争中，孝感地、县、社三级共抽调12 000多名干部，同群众一起抗旱。
搞好大协作是战胜1978年大旱的又一重要因素。1978年抗旱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少地方没有水源。要战胜这样的大旱，必须高度集中统一，组织大兵团作战，搞好大协作，充分利用江河湖泊的水源，搬大水，抗大旱。经湖北省委批准，孝感地委直接组织形成两大搬水区：一是在南部组织汉川、孝感、云梦、应城四县，搬引汉江和汉北河的水，搞南水北调，把水从汉江提起来，进汈汊湖，经汉北河，到府河。有的还到县河、澴河，倒灌流程长达200多华里，抢灌了100多万亩受旱农田。二是在北部组织应山、安陆和云梦、孝感四县，集中8000多马力柴油机，抽徐家河水库的死水9000多万方，确保了灌区近50万亩农作物的丰收。抗旱过程中，孝感地区各县根据水源的情况，共组织划分了52个搬大水、抗大旱的战区。每处组织由十几台、几十台、上百台机械组成的机群，引江水，提河水，抽库水，把水送到高岗缺水的地方。在搬大水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地把“阵地战”同“麻雀战”结合起来，把搬大水同聚小水结合起来，把机械抽水同人车、桶挑、盆浇结合起来。
在抗旱斗争中，各级党委从抗旱的全局出发，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正确处理局部同整体、上游同下游的关系，做到抗旱部署统一制订，抗旱物资统一分配，提水用水统一调度，保证了抗旱斗争的顺利进行。在汉江搬水的过程中，汉川县委坚决服从上级关于关闸、筑坝等抗旱方面的统一指挥，宁可自己承担受渍的威胁，也把水位抬高，把水送到兄弟县。安陆、云梦两县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把府河的水让给下游县，亲自向干部群众做工作，同大家一起挖坝放水。徐家河提水工程，由于领导重视，加强管理，充分发挥了水的效益，使20多个流量的提水，比过去放30多个流量水的效果还要好。
1978年，孝感夏粮总产比1977年增产4成左右；夏油也获丰收，34万多亩油菜总产达到35万多担，比1977年的油菜产量大幅度增加，平均每亩单产过了100斤。
财贸部门，1978年在大力支援抗旱斗争的过程中，积极做好本身的业务工作，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也较好。这年的1至11月份，全区财政收入完成1亿4100多万元，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农副产品的收购完成计划的99.5%，比上年同期上升17.5%；生猪收购52万多头，比上年同期增加15.4%；上调30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15.8%；外贸收购提前50天完成全年3100万元的任务，比上年同期增加31%。
第三产业开始活跃，4个层次的产值比例得到调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1978年比1976年增长9%，是建区以来的最高水平。
多种经营方面也有所发展。1978年，全区蜂蜜大丰收，全区全年外贸出口收购1585吨，超计划126%，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翻了一番。
城市建设方面，1977年初孝感地委为了改变孝感城区街道狭窄、房屋缺乏统一规划的状况，决定由交通部门出钱，扩宽城站路。当时，地区交通局根据地委的要求，拿出了扩宽城站路40至50米的方案。1977年12月，孝感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城镇建设问题。在这个会上，任中林说：“孝感城区是地、县（指原孝感县——编者注）所在地，靠近武汉大城市，从现在起用建设卫星城市的眼光改造城区…… 城镇规划得太短不行，要有大区规划，又要有小区规划”。这次会议作出了在孝感城区修建一条横路（即后来的文化路）的决定。
经济工作尚未摆脱“左”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孝感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开始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这是成绩。但是，孝感在急于“大干快上”这个大的“气候”中，也在经济上出现急于求成 “左”的错误。
1978年1月召开的孝感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就是专门讨论高速度发展孝感的国民经济问题。这次会议上提出高速度发展的各项奋斗目标。提出要在今后3年，即从1978年到1980年农业生产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对粮食、棉花、油料、生猪和其他经济作物，也都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在学大寨过程中，要求已建成的4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向高标准的大寨县进军；大悟、应山两县1977年跨入学大寨的先进行列；汉川、安陆两县，分别在1978年和1979年建成大寨县。这些县按照大寨大队的模式在农村不适当地推行大队核算，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这期间，尽管粮、棉、油、猪等生产指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却下降。1977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下降1%；1978年又比1977年下降7.8%；农民人平收入1976年84元，1977年82元，1978年77元。
在贯彻落实农村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不够、因地制宜不够等问题，尤其是多种经营抓得差。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有主观片面性，搞了些一律化、一刀切的东西。这个问题突出反映在双季稻面积上。有些地方条件还没有具备时，硬是要下面种植，弄得上下关系紧张，群众有意见。有的地方勉强种了，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由于地委只注重抓粮食、棉花的生产，忽视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发展，致使一些地方“单打一”，挤掉其他作物面积，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影响集体和个人增加收入。
这期间，孝感在政策、干部作风和财经纪律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按照湖北省委的要求，全区对属于转嫁、平调、克扣、摊派等应该退赔的款项进行初步摸底，查出有2462万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到年底还只退赔30%。退赔行动不快。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思想方面的阻力大，工作力度不够。
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方面，1978年下半年以来，根据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各地都狠抓落实。但也有一些人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执行政策。还有些干部虽然在口头上讲要执行政策，但抓得不具体、不落实。比如对按劳分配问题，说的是普遍搞定额管理，实际上还有相当一部分队仍在打日工，记死分。
工业方面也是这样。1978年2月召开的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在1980年以前，全区工业总产值要以每年递增25%的速度发展，氮肥、磷肥、柴油机、手扶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机耕船都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过分强调速度，以至带来工业生产质量、效益下滑，后来不得不放慢速度进行调整。
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本来起步早，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受到干扰，这项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在开展一些运动的过程中，也搞了一些“左”的东西。如在1976年、1977年两年间，孝感地区开展批判分光吃净、超支挪用、不留积累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等活动，也狠批了“三自一弃”，即劳力自由支配、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销售，弃农经副、经商、学艺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孝感全区收回外流劳力23 300多人，压缩社队企业劳力21 000多人。
中共孝感地委在1978年的工作初步总结中说，“我们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从根本上来说，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造成的。但从我们主观上来检查，主要是思想不解放，没有很好地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指导工作，指挥生产，而不善于把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从作风上来看，存在一个很大的毛病，调查研究少了，缺乏脚踏实地、雷厉风行、办而有决、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