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孝感局势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充分利用胜利后出现的有利时机，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依旧坚持其独裁专制统治，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共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关系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孝感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就迅速投身于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从而揭开了孝感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民有利的，这种有利的形势在孝感各县表现非常明显。作为鄂豫皖湘赣解放区的基本区和长时期的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孝感近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被解放（不含各县县城），占解放区总面积的九分之一；在解放区1300余万人口中，孝感各县就拥有200余万；解放区内共建立了3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其中分布在孝感境内的就有孝（感）东、礼（山）南、（黄）安礼（山）、罗（山）礼（山）应（山）、安（陆）应（山）、云梦、应城、汉（川）孝（感）（黄）陂、安（陆）应（城）北、汉（川）沔（阳）、天（门）汉（川）等11个。更重要的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孝感的地、县、区三级中共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军事组织机构健全，都具备较强的战斗力，党员素质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均得到空前提高。以上这些有利条件都成为孝感的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孝感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看到形势有利的方面时，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奉行反动的政治主张，不允许中国人民在夺取抗战胜利以后进一步实现和平民主的愿望，因此，内战阴云重新笼罩在中国上空。鄂豫皖湘赣解放区处于中原战略要地，位置突出，首当其冲地遭受着从西南大后方倾巢而出的上百万国民党部队的冲击。而毗邻武汉，位于鄂豫交界之地的孝感地区则更是受冲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孝感不仅是解放区（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长时期的驻地和解放区（地区）内重要的基本区，而且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可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县）枣（阳）可控荆（州）襄（阳），并可切断平汉铁路之中原大动脉。所以，从抗战结束之时起，孝感各县就已经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腹之患。比较解放区内的其他地区，孝感各县军民所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得多。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玩弄和谈阴谋，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以受降为借口大举进犯解放区。为了抢夺中原，国民党先后纠集了第一、五、六、九、十等战区的军队共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围攻鄂豫皖湘赣解放区。其中，入侵孝感各县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第六战区孙蔚如部的第七十五军和第七十七军。从1945年8月20日开始，国民党第七十五军所部分别从宜昌、江陵、荆门等地向应城和汉川地区开进，第七十七军一部则从钟祥入侵安陆、云梦，第六十六军一九九师从江陵、监利经沔阳、汉口进驻孝感县花园镇。另外，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部队和鄂豫挺进军的游击纵队则从东面入侵礼山、孝感两县。8月20日，国民党第八十四军一八九师纠合挺进军第四游击纵队，首先在大悟山区向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驻地进攻，我十三旅奋起自卫，击退了来犯之敌。

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使鄂豫皖湘赣解放区的处境急剧恶化。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阴谋，提高了解放区中共各级党组织、包括孝感各县人民在内的解放区军民对内战危险的警惕性。9月上旬，中共鄂豫皖中央局、行署和鄂豫皖军区领导机关率新四军第五师主力离开大悟山，转移到铁路以西鄂豫交界的四望山地区，进行反内战的准备工作。此时，在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的孝感各县，反动的保甲制度代替了民主政权，许多共产党员、新四军战士和基层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惨遭逮捕杀戮。国民党军队和大批随军返乡的流氓地痞、恶霸地主以及大小反动头目乘机报复群众，劫夺民财，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仇恨。

二、桐柏山会师及孝感战略地位的突出

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新四军第五师主力移驻四望山地区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五师必须以“整编一二万主力军放在手中”为紧迫任务的指示，五师部队于9月中旬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下辖3个旅、总兵力为1.6万人的野战军。与此同时，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对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建立了鄂东、江汉两个区党委和两个二级军区，其中，平汉铁路以东的孝东、礼南、安礼和罗礼应等4县隶属鄂东区，而管辖孝感铁路以西大部分地区的鄂中地委（书记文敏生）、鄂中专署（专员徐党非）和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则接受中央局、行署和鄂豫皖军区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湘赣解放区的围攻，牵制其对华北、华东解放区进攻的力量，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在完成整编和调整工作以后，于9月2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10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批准了这一计划。

10月20日，五师野战军由五师师长兼鄂豫皖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野战军司令员文建武率领，从四望山地区出发向西运动，正式发起桐柏山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先后攻克了桐柏、枣阳、新野等3座县城，歼敌3000余人，基本控制了桐柏山地区。在此期间，礼山县人民群众和地方人民武装积极配合鄂东军区主力部队，接连攻占了本县境内三里城、东新店和大毛砦等集镇，有力地支援了五师野战军在桐柏地区作战。

10月24日，桐柏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尚未结束，自粤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和自豫西南下的河南军区主力部队以及冀鲁豫军区水西第八团在随、枣、桐、唐（唐河县于10月22日被河南军区部队攻克）等4县交界地区与五师野战军胜利会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等领导人，要求以上三支主力会师后加强团结，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以配合华北、华东以及东北地区的对敌斗争，担负起全国性的战略任务。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鄂豫皖中央局随即改名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仍以郑位三为书记，同时组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和以许子威为主席的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组建之后，立即对辖区内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机构进行了再次调整，将管辖孝感铁路以西地区的鄂中地委、专员公署和鄂中军分区划归江汉区党委、行署和江汉军区领导，不再直属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从此时到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鄂中地委先后以李人林、文敏生为地委书记，专署以刘宝田、徐觉非、张谦光为专署专员，以蔡松云、罗厚福为鄂中军分区司令员。在孝感所辖的铁路以东地区则设立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罗（山）礼（山）应（山）和（黄）陂孝（感）礼（山）等3个直属鄂东区的中心县。罗礼经光以李轩为书记，黄宏伸为军事指挥部指挥长；陂孝礼先后以任仕舜、刘天明和汪进先为书记，以刘天明为县长。

在调整辖区内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机构的同时，三支主力也按照中原军区的命令完成了整编任务。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中原斗争的方针，稳定中原局势，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于11月9日发起了桐柏山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第二阶段作战先后在湖阳、双沟、祁仪等地进行，于12月16日结束。桐柏山战役前后两个阶段历时近2个月，共歼灭国民党部队官兵9000余人，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的大量兵力。此役不仅在全局上起到了战略作用，而且还锻炼和提高了中原解放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

桐柏山战役结束以后为了摆脱因数万中原部队云集所面临的给养严重不足的困境，保存对敌斗争的实力，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移动。其中，中原局、行署和中原军区直属机关率第二纵队（该纵队由五师主力和三五九旅合编而成）为南路，从唐河县祁仪镇出发，经枣阳鹿头镇、随县安居镇和洛阳店、安陆县接官亭，在孝感县王家店越过平汉铁路，于1946年1月6日进驻礼山县东北及与礼山县毗邻的河南省罗山、光山、经扶（后为新县）三县的西南地区。1月8日，以一纵（该纵队由原河南军区主力部队和水西八团合编而成）各旅组成的北路部队亦到达上述地区与二纵部队会师。

就在中原解放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东移的过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即以侵占桐柏山地区的部队共7个师和驻扎在汉口、花园、黄陂一线的国民党部队第六十六军进行尾追与堵击。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曾在两纵队会师之时便请示中共中央同意，计划在会师地区坚持一个月的斗争之后继续率部东移，向华东解放区靠拢。而就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于国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无条件停战以利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的建议，国共双方代表于1月10日正式签署《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即《停战协定》）并下达了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接到停战令以后，立即恪守《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改变原定继续东移的计划，命令一、二纵队就地休整待命，江汉、鄂东、河南等3个军区的直属部队在所辖区内原地集结，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和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则正式定驻宣化店。中原解放区首脑机关和解放区主力部队于1945年9月上旬由礼山县南部之大悟山地区西移，历经4个月之后又回到礼山县以及周边地区，并将中原地区三支人民军队主力会师以后的指挥中心定驻在宣化店。因此，以宣化店为中心的鄂豫边界，包括孝感境内各县就再次成为担负制衡、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突出重任的战略要地，引起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

三、孝感军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被迫签署了《停战协定》，表面上也接受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但却毫无遵守和履行这些协定及协议的诚意。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反而加紧了内战部署，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实行军事上的步步进逼、政治上的层层欺压和经济上的严密封锁。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孝感各级党组织和各县军民从抗战胜利以后就一直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始终站在坚守中原、反对内战斗争的前列。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孝感各级党组织坚持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动员和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多次进攻。

1946年1月13日，也就是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第五战区之第六十六军一八五师师部及五五四、五五五两个团（号称“龙团”、“马团”）共4000余人沿罗（山）汉（口）公路南下，企图抢占宣化店，阻扰解放区首脑机关进驻。为了惩罚国民党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礼山县的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在中共罗礼经光和罗礼应两个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配合中原军区二纵队第十三旅和第十五旅，在北起罗山县定远店南至宣化店一带布下口袋阵。当来犯的国民党部队进入礼山县境内的北岗地区时，十三旅、十五旅随即向其猛烈开火，仅仅几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了一八五师师部直属队和“龙团”、“马团”共2000余人。

1月14日和15日，国民党第七十五军第六师的部队先后向驻扎在安陆县桑树店之李家湾和沙子岗两地的我江汉军区部队发起进攻，并残忍地杀害了中原军区留置在京（山）安（陆）边界的坪坝、仁和店两地的40余名伤病员。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安陆县军民的无比愤慨，他们在中共京安县委的领导下，支援和配合江汉军区独一旅奋起自卫，一举击溃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战斗中，第二团政委陈贻训、团政委熊式钧、第一团参谋长李秀峰及50多人壮烈牺牲，多人受伤，安陆军民又担负起了安葬烈士和护理伤病员的任务。

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斗争，国民党方面被迫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调处下，与中共代表先后签订了《罗山协议》和《禹王城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并未能阻止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第六十六军十三师便派兵侵占了安（陆）应（山）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切断中原军区铁路以西部队与路东部队的联系。中共安应县委在组织本县军民奋起反抗的同时，指派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余孝礼前往国民党部队谈判。国民党进攻部队竟然开枪射击余孝礼等人，造成流血事件，但余孝礼等人毫无畏惧，仍然据理力争，最终促使第九执行小组于3月下旬赴应山调处，达成了限令国民党部队于4月1日以前撤回应山以北地区的《应山协议》。

5月4日，国民党第六十六军十三师却粗暴践踏《应山协议》，纠合应山县保安大队共6个营的兵力进攻驻安应县吉阳山地区的中原军区第十五旅四十四团七连的部队，七连指战员被迫自卫还击。战斗中，安应县长李雨膏、县委组织部长左铭等安应县的负责人带领百余名基层干部和群众来到阵地给指战员们送去了几千斤粮食和一批鸡、鸭、鱼、肉以及几百双布鞋、草鞋。安应县军民的情谊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志，经过2昼夜激战，歼敌400余人，将国民党部队赶出了吉阳山。5月11日，第九军调执行小组到达吉阳山，中共安陆县委书记吕瑾和县长李雨膏以共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为期3天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代表在赵家棚公开向当地群众认错。

与礼山、安陆两县的军民一样，孝感、应城、汉川、云梦等县的军民也在这段时间里多次参加了反内战的军事斗争。2月21日，应城县军民在矿区击毙国民党县保安队员8名，生俘队长孙元立以下20余人；3月中旬，孝感县北部军民在中共齐仙区委书记刘儒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冯治安部两个营在会岩寨激战6个小时，痛击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4月上旬，汉川县军民在中共天汉县委领导下，与国民党汉川县大队在鲜鱼沟激战，击毙6名县大队队员，缴获冲锋枪4支。4月5日，国民党第六十六军十三师的一个连伙同孝感县保安大队从陡岗出发，向中共云梦县委机关驻地魏店进攻，遭到云梦县军民的迎头痛击。

在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中共孝感各县的党组织还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平民主方针，揭露国民党破坏各项和平协议的罪行，发动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1946年2月，各县军民抓住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的时机，纷纷召开和平民主大会，呼吁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停止内战，撤退入侵解放区的部队。其中，礼山县政府与中原军区司令部于2月8日在宣化店召开的和平民主大会有军民1万多人参加，声势浩大，在解放区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平民主大会的召开不仅使和平民主方针迅速深入人心，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阴谋的警惕性。除此以外，各县军民还利用《应山协议》、《禹王城协议》和《汉口协议》签订以及第九执行小组视察的机会，举行集会或召开小型座谈会，以亲身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部队一再违犯协议，频频进攻中原解放区，蓄意挑起内战的阴谋。

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进攻和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的大肆掠夺，造成解放区内生产和生活物资奇缺，人民军队和普通群众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完成坚守中原，反对内战的战略任务，孝感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号召，一面将筹集的大量粮食捐献给中原部队，一面广泛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粮食不够，就挖野菜代替，一日两餐“吃稀不吃干”；没有油盐，就上山砍柴下河摸鱼，用烧柴和鱼虾去换取。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就走出田间地头参加战勤服务，进攻一停止又回到田间地头抢收抢插。为了推动生产自救活动的开展，各县军民还与当地的中原军区驻军进行比赛，举办了多次识别野菜的展览。他们还在驻军的帮助下，因地制宜地兴办铁木加工厂和轧棉花、弹棉花的作坊，千方百计地发展副业生产，促进解放区内外的小商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