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围前夕的孝感解放区

在中原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1946年3月30日，董必武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共中央从汉口抵达宣化店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董必武在宣化店停留了9天，转交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捐赠的3亿元法币和一批药品，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4月29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妄图于5月一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阴谋活动。5月初，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一再敦促与坚持下，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才不得不派出代表王天鸣和白鲁德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起赴宣化店视察。在实地考察了中原地区的严重形势以后，三方代表于5月8日下午在宣化店河西会馆举行谈判，并于10日下午返回汉口以后在杨森花园签署《汉口协议》，规定国民党武汉行辕和中原军区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停止一切“违反停战协议之部队移动”，同意中原军区将1000余名伤病员、随军家属和医务人员安全移送至河南安阳。

《汉口协议》的签订虽然直接打乱了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计划，推迟了其发动内战的时间，但却不能改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中原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到6月中下旬，国民党已先后调动11个整编师、26个整编旅（此时的整编师、整编旅相当于5月中旬国民党部队整编以前的军、师）共计30余万人的兵力，修筑了6000余座碉堡，层层包围了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长地带。6月21日，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各攻击部队，企图于7月1日发动总攻，实现其在48小时以内将中原解放军主力“一举包围歼之”的狂妄计划。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歼”阴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致电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果断地率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于6月26日夜晚兵分3路向东、西突围，实施了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战役。国民党挑动的全面内战从此爆发。

孝感各县均属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区，因此，中原突围前夕这里的反内战斗争形势比解放区的其他地方显得更为严峻。《应山协议》签订以前，国民党当局制定了首先摧毁中原军区所属江汉、鄂东、河南等3个二级军区的地方部队，然后一举“围歼”中原主力部队的进攻计划。按此部署，国民党军一面在平汉铁路以东继续对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主力部队驻地进行压缩蚕食，一面在平汉铁路以西沿安陆、应山一线大举进攻江汉军区所属部队的驻地。他们不仅侵占了原来由江汉军区部队驻扎的巡店、张杨店、吉阳山等京安和安应县内的大部分集镇，切断了铁路东西中原主力部队和江汉军区部队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强占了管辖孝感大多数县并代理江汉区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鄂中地委、专署和鄂中军分区的驻地安陆县赵家棚附近的洪庙冲（原属江汉区党委管辖的襄南、襄北、洪山等3个地委，此时均已撤销）。《应山协议》签订之后，国民党部队对鄂中地区的军事进攻并未停止，到4月30日，安陆、云梦、应城、汉川、孝感等县的大部分原属解放区的国土均被侵占，孝感县铁路以东地区和礼山县的解放区面积也大为缩小，人口急剧减少。铁路东西各县的中共组织和民主政权以及地方武装也因遭受国民党军政当局的破坏而损失惨重。面对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平汉铁路东西的孝感军民分别在中共鄂东地委（鄂东区党委此时已被撤销）和鄂中地委的领导下，除继续进行自卫战争和开展生产自救以外，还一面按照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整军方案》想方设法安置和隐蔽主力部队的复员人员，护送伤病员和化装突围的领导干部安全出境，一面采取措施，调整党政机构，缩小规模，精减人员，掩埋武器，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

二、党政军机关及地方武装随主力突围

为了保证突围战役的胜利，在5月份以前，孝感各县的党政军机构便按照《整军方案》和中原局关于精减干部队伍的指示，在地方武装中复员了一批非战斗人员和老弱病残者，同时动员大部分区、乡级以下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寻找公开职业就地隐蔽，决定一部分县级以上干部化装突围进入华北或苏北解放区，其余县级以上干部则率领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随主力突围。为了适应突围以后的斗争形势，对当时孝感各县的党组织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铁路以东，中共鄂东地委在撤销罗礼经光、罗礼应和陂孝礼等3个中心县委以后，设立了当时中原解放区辖区范围内唯一区划建制完整的礼山县委，并组建了礼山县自治政府。中共礼山县委和县自治政府举全县之力，担负着支援中原解放区首脑机关、部队、医院、学校等单位后勤工作的任务，为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坚持反内战斗争和做好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铁路以西，中共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于6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鄂中地委和天汉中心县委，在安陆县桑树店设立以黄民伟为书记的江汉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江汉地区突围前后的对敌斗争；抽调江汉军区第一团一营与应城、安陆、京山等县的地方武装组建以杨洪先为支队长的江汉支队，担负掩护主力突围并在主力突围后坚持江汉地区游击战争的重要任务。

6月26日晚，中原军区主力开始突围。按照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原定布署，中原军区独二旅在完成警戒宣化店，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以后于29日晚分3路向东突围，礼山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县委书记张立元的带领下随旅长吴诚忠所率部队行动。7月2日，该路突围部队在麻城县北部的福田河地区受阻，旅部决定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行动，张立元等人奉命返回礼山县。

在礼山县党政机关随中原军区独二旅向东突围的同时，中共孝东县工委的机关工作人员于7月1日下午随王树声率领的南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安陆县赵家棚地区。当南路突围部队在赵家棚休整期间，孝东县工委和安应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安应县地方武装共800余人整编为7个连队，于7月3日随南路部队离开赵家棚向西突围。安应县委在突围前夕决定留下寿山区委书记胡海泉、区长汪东波担任突围后的安应工委书记和安应县军事指挥长，负责坚持安应地区的对敌斗争。

按照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确定的突围方案，7月1日黄昏，江汉区党委、行署和江汉军区直属机关以及所属部队6000余人在区党委书记文敏生和军区司令员罗厚福的率领下，分别从安陆桑树店、应城杨家河和京山大山头等地出发向西突围，天汉、应城、云孝等县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随军西进，于7月下旬进入鄂西北地区。江汉军区主力部队突围以后，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率领所属县（工）委以及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武装在江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土顽武装，并在武汉外围和平汉铁路沿线不断袭击、骚扰国民党部队。8月初，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从鄂西北发来电报，命令江汉中心县委和支队除留下少数地方干部和精干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外，立即率领各县工委的干部和支队所辖的3个大队转战襄河以西的远安、南漳一带，参加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8月6日，中心县委和支队兵分两路，分别由黄民伟和杨洪先率领西渡襄河，于8月13日到达南漳县东巩地区，并在这里会合了由京安县委书记吴天成率领的京安县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至此，孝感境内的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部胜利突围，被留下来的同志按照突围前的安排组建了党的秘密组织和数股便衣武装，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继续开展游击活动，顽强地坚持着对敌斗争。

三、大小悟山地区的游击战争

突围以前，大小悟山地区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脑机关以及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驻地，因此，突围以后国民党部队对这一地区实施的报复行动就更加疯狂，更加残忍。以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为主的国民党部队纠集4个保安团和乡保武装近万人，将大小悟山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然后采取“梳篦战术”逐块进行搜捕，大肆捕杀中原军区复员、掉队人员和留在大小悟山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仅在礼山县就先后有6万多干部群众被强迫“自新登记”、罚款或拘禁，有1500余人被关进“感训所”，近千人惨遭杀害。在加紧军事“清剿”和强化经济封锁的同时，国民党军政当局还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层层联防”，妄图以政治上的高压手段维护其反动统治。为了摧毁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他们还经常带着投敌变节分子冒充游击队员，诱捕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成员。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疯狂报复使大小悟山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但是，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以及广大的革命群众并没有因此而屈服。1946年7月，向东突围的鄂东独二旅在河南经扶县卡房镇召开了旅党委紧急会议，决定按照中原局的原定布署，留下刘名榜、萧前发、邱进敏等同志组建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和中心县游击大队，统一领导突围后大小悟山地区的对敌斗争。中心县由刘名榜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下辖包括礼山县委在内的4个地下县委组织，每个地下县委都建立了一支拥有10余人枪的便衣队，坚持在所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势力。除此以外，与礼山县便衣队同时在大小悟山地区坚持斗争的还有3支游击队，一支是以张厚文为队长的罗（山）礼（山）便衣队，另一支是以钱运华为大队长的（黄）安礼（山）大队，还有一支是由原五师后勤部长杨文忠领导的游击队。因为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罗礼便衣队的4名成员不久全部牺牲，安礼大队和杨文忠领导的游击队也在坚持了两三个月以后被迫分散活动，杨文忠也被捕遇难。

同年10月，独二旅副旅长何耀榜、五团团长彭超和四团政委萧德明等先后从皖西返回罗礼经光地区。他们与刘名榜等人会合以后便立即在宣化店召开会议，调整了中心县委成员，决定由何耀榜任第一书记，刘名榜任书记。中心县委下辖的罗礼工委（此时的礼山县委因书记张立元叛变而被撤销）由萧德明任书记，组建了一支拥有30多人枪的游击队，活动于宣化店以东的三角山、冯家河一带。与此同时，五团二营教导员罗辛楚也带领了18名指战员返回大悟山，组建了大悟山游击队，在陂孝礼三县交界地区坚持对敌斗争。

1947年春节前后是大小悟山地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以1个旅的部队日夜“清乡”，采取并塆、烧山、设递步哨等手段，妄图饿死、冻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被迫或栖身于古庙，或隐蔽于深山石窟，靠当地基本群众提供情报和食物。队员们整个冬天穿不上棉衣，而且常常只能以野菜和草根充饥，随时都有被冻死、饿死或被敌人杀害的危险。但是，在中心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经受住了考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不断地寻找时机打击敌人。2月5日（丁亥年正月十五），国民党罗礼经三县联防队头目杜玉成在宣化店东北的杜家寨召开“反共庆功”大会。中心县委第一书记何耀榜得到这一情报以后立即率队下山来到杜家寨附近隐蔽，并派遣邱进敏等7名游击队员化装进寨，击毙了杜玉成等23名国民党联防队员。游击队袭击杜家寨的胜利震惊了鄂豫边界。几天以后，罗辛楚率领的大悟山游击队又在陂孝礼三县交界地区击毙了6个群众最痛恨的保长，这就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惊慌失措，他们被迫在电台和报纸上报道了游击队的活动，惊呼大别山地区的共军势力不可低估。不久，中共中央从国民党的电台和报纸上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派人来到中心县委传达中央指示：“一是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下”。党中央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在大小悟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从此，中心县委率领数支游击队昼伏夜出，时进时退，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周旋，一面深入群众宣传解放大军即将南下，国民党很快就要垮台的革命形势，鼓舞人民群众与敌人斗争到底。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获胜，大小悟山地区的形势逐渐好转，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罗辛楚领导的大悟山游击队发展到80多人枪，另外还组建了以张亚夫为队长的大公区游击队。大小悟山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成为后来接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重要力量。

四、鄂中地区的游击战争

与平汉铁路以东的大小悟山地区一样，平汉铁路以西鄂中地区的孝感（路西部分）、汉川、应城、云梦、安陆诸县城乡也是中原突围以后国民党部队重点“清剿”的地区。7月1日，中共江汉区党委、行署和江汉军区直属机关以及军区主力部队6000余人西渡襄河转战鄂西北。以整编第七十五师（原七十五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原六十六军）为主的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立即从他们占据的各县县城和铁路、公路沿线的重点集镇出发，包围了汉孝陂、云孝、天汉、京安应以及安应等已被压缩成小块区域的解放区，大肆搜捕、迫害、残杀留在鄂中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共党员、解放区干部和复员、掉队人员及其家属。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一面组建反动武装和设立“感训所”，配合国民党部队进行“清剿”和迫害，一面恢复和建立区乡反动政权，推行保甲制度，以“五家连坐”、“层层联防”等手段逐村逐户清查，四处捕人杀人。在七、八两个月的“清剿”行动中，有5000余名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复员掉队人员和进步群众被关进各县的“感训所”，其中惨遭杀害和被迫害致死的就有近千人。中共安应工委书记胡海泉、天汉工委委员方植三、涂明启等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因在“清剿”中先后被捕而壮烈牺牲了。

国民党军政当局在江汉军区主力部队突围以后必将对鄂中各县进行残酷的报复性的“清剿”行动，这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江汉区党委在突围以前就已经预料的，因此，中共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于6月下旬组建了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担负突围后统一领导鄂中各县工委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任。江汉军区主力部队突围西去以后，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领导云孝、应城、天汉、京安、京应、安应等县的工（县）委和游击队，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并在武汉外围和平汉铁路沿线不断袭击、骚扰国民党正规部队。其间，应城游击队在应城五区团山乡镇压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区队长杨××，京安游击队在安陆棠棣伏击国民党正规部队，俘虏了3名国民党士兵，在双合店镇压了国民党的乡长和乡保安队副队长。江汉支队和各县游击队开展的游击活动，对于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安定人心，鼓舞鄂中各县人民群众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意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由于鄂中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的数量和装备大大超过了各县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因此，游击队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7月中下旬，中共安应工委和天汉工委负责人先后被捕牺牲，安应和天汉两县的游击队成员被迫分散隐蔽。8月上旬，在中共江汉中心县委、江汉支队和京安县委、京安县游击总队先后奉命转战鄂西北以后，除云孝工委和云孝县中队在工委书记饶民太的率领下转移去汉（川）孝（感）（黄）陂湖区坚持游击斗争以外，其余各县的党组织都转入秘密状态，游击队停止活动。

鄂中地区的秘密党组织，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根据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京安、应城、云孝、安应等4县的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分别是李立权、聂学本、杨祝三和雷震，秘密党的支部委员会分布在京安县的夹河洲、大山头，应城县的毛家冲、两河口，云梦县的吴家店、刘家寨，安应县的同兴店、孙家店等地。8月初，就在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奉命转移前夕，中心县委书记黄民伟在云梦魏家店和安陆柏树黄两地分别向杨祝三和李立权布置任务，要求鄂中的秘密党组织在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转移之后，采取隐蔽的形式开展党的活动，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好转，在形势有利时便充分发动群众，同国民党进行公开的与秘密的斗争。他还要求4县的秘密党组织加强联系，互相支持，以斗争迎接革命的胜利。

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转移之后，鄂中的秘密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京安、应城和云孝等3县的秘密党组织都有了发展，其中云孝县的秘密党员由原来的9名发展到47名，建立了4个秘密党支部，并在武汉的归元寺和八大家设立了两个秘密党的联络点。

在中原突围战役打响以后的半年时间里，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东北、华东等战场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因战线延长和兵力不足而形成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原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被陆续调离，鄂中地区的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中共鄂中地区秘密党组织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于1946年冬开始将斗争重点转向重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上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祝三于11月初带领高水松、陈仁福等几名党员以给人帮工和上山砍柴为掩护潜入应城矿区，伺机夺取矿警的枪支。他们通过应城秘密党的负责人聂学本与从鄂西北返回矿区的应城县委委员徐佐联取得联系，成立了以徐佐联为政委、韩其大为主任的京安应云行动委员会，并一举夺得了骆家坟盐矿矿警的1挺机枪、30多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并于12月初建立了以李志远为队长、李必超为政委的应城游击队。第二年元月，杨祝三等人从应城返回云梦曾店以后又分别把沉在水里、藏在墙里和埋在地里的6支长短枪取出来，建立了云梦游击队（此时饶民太领导的云孝县中队已停止活动）。

应城和云梦的两支游击队建立以后，便立即在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击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活动。2月8日夜晚，杨祝三带领12名游击队员在云梦伍姓街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国民党云梦县参议员、大恶霸舒楚才。3月，应城县游击队又袭击了应城两河口的国民党乡公所。在游击队活动的鼓舞下，中原突围时就地隐蔽的原解放区干部骆明和徐传恩也分别在云梦南乡和安云边界建立了两支游击队。5月，云梦境内的3支游击队汇合在一起，组建了以杨祝三为大队长的云孝游击大队。应城游击队也很快发展为拥有百余人枪的秘密武装，并于7月上旬袭击了天逊公膏矿自卫队，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30支。

应城和云孝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使应城、云梦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他们不断调集保安团队和收买叛徒，进行围追搜剿。8月7日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出动了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将应城游击队包围在韩家坝、杨家畈和肖家洲子等村庄，徐佐联等3人在战斗中牺牲，韩其大和队长李志远被捕后英勇就义。云梦游击大队也于八、九两月先后在岳家坟和伍姓街遭到云梦县国民党保安队的袭击，牺牲了高水松等3名队员。

虽然应城游击队和云孝游击大队先后受挫，但是在鄂中秘密党的领导下，应城和云孝两地的游击队活动并没有停止。应城游击队政委李必超不久又会合了从韩家坝脱险的王斌等人成立了应城游击大队，活动于县城西北景家墩和栗树河一带，并镇压了国民党汤池乡乡长舒植庭。云孝游击大队则采取分散的方式活动在云梦县境内，由杨祝三、骆明、徐传恩各带1个小队，分别活动在曾店、南乡和魏店地区，并先后处决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保长魏凤呜和暗探张浚川。